共同富裕视角下普惠金融公平性测度:普惠金融是否实现益贫性增长?

基于我国2010~2018年CFPS中家庭金融数据,本文利用益贫性增长指标增长发生曲线(GIC)和益贫增长率(PPGR)测算在普惠金融增长过程中,低收入群体的获益程度是否高于社会平均水平,并通过Logit回归、改善因素分解模型分析普惠金融增长过程中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我国普惠金融总体实现益贫性增长,测度时间内普惠金融公平性的提升是非连续性的,公平性改善的受益群体不断扩散;公平性改善存在城乡异质性,城市低收入家庭获得的公平性改善高于同分位点的农村家庭。居民普惠金融改善的主要影响因素是金融服务供给、家庭消费支出、家庭主观贷款意愿,金融消费支出对居民普惠金融改善贡献值最大,其次是金融服务供给。

居民生活消费碳税开征的公平性——以征收汽车碳税为例

本文通过借鉴国外成熟的税收公平性测度模型,构建汽车碳税的整体公平性和结构公平性两个测度指标,并运用中国城镇居民分组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汽车碳税的征收不仅会在整体上增加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分配不公平性,结构上也会降低低收入者的税后收入相对地位而提升高收入者的税后收入相对地位;作为纠正汽车碳税所引起的负面收入再分配效应措施,差幅补贴则比等幅补贴具有更好的效果。本文的研究方法和政策建议同样适用于其他各类居民消费碳税和环境税的研究。

我国财政支出的公平性:基于财政支出结构的考察

财政支出的公平性在结构方面表现为对“穷、富”、“城、乡”、“东、西”、“官、民”等差别的调节上。上述四方面的公平性可以分别通过财政支出的某种结构（比例），即分配性财政支出／生产性财政支出、益农财政支出／益城财政支出、中央财政支出／地方财政支出、政府对家庭的转移支付／政府运行费用，予以测度。以此考察我国财政支出的公平性：在“穷、富”上，1995年以前，有下降的趋势，1995年以后，则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在“城、乡”上，有较大的波动性且改善不显著；在“东、西”上，没有改善，反而恶化；在“官、民”上，略有改善；整体的公平性，基本上呈上升趋势，2000年以前，公平性提高较为显著，2000-2007年，公平性的提高缓慢，2007年以后提高较快。各级政府应该努力通过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使之对提高全社会的公平性发挥更加强有力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