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有利于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公平竞争治理体系

公平竞争治理体系是规范权力运行和维护公共秩序的系统性制度安排。完备的公平竞争治理体系是新型生产关系的有机构成,切实提升公平竞争治理能力,创新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公平环境,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制度保障。为此,有必要在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的框架下,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及其与其他政策之间的协调性,通过提升规则统一性和公平公正执法,建立健全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的长效机制。同时,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强化公平竞争治理方面的国际交流合作。

法治化取向看公平竞争审查立法——兼评《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征求意见稿)》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作为内部行政监督行为,对维护竞争、公平、法治具有重要的价值功能。我国公平竞争审查立法经历了萌芽、初创、拓展、提升和创新等五个阶段,呈现“三推进三实现”的主要特点,即推进静态层面的法制化、实现从无到有的根本变化,推进动态层面的法治化、实现从静到动的落地拓展,推进技术层面的现代化、实现从有到优的渐次提升。法治化之于公平竞争审查立法具有重要的逻辑机理,然而从法治化取向视角审视《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征求意见稿)》,公平竞争审查存在审查主体的自我性、审查力量的附带化、审查启动的非全程性、审查覆盖的部分性、协调机制运行的被动性和协调机制体系的形式化等六个不足。聚焦构建法治化取向推进立法现代化,《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征求意见稿)》在制度设计上应做到:完善审查模式,推动审查外部监督化;完善审查流程,推动审查全面无遗漏;完善协调机制,推动审查具体效能化。

筑牢公平竞争法治基石持续建设一流营商环境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要求,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刚性约束,强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今年8月1日开始施行的《公平竞争审查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是这项顶层设计制度化、法治化的集中体现,也是对2022年我国《反垄断法》首次修订时新增的第五条“国家建立健全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具体阐述和细化落实,更是我国竞争法治建设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进一步完善的里程碑事件,为促进市场公平竞争、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重要法治保障。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能否缩小企业内部薪酬差距?

缩小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对缓解收入不平等和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缩小了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其对高管平均薪酬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对普通员工平均薪酬的影响不显著;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高管持股比例较高企业和产业政策扶持行业的企业更明显;公平竞争审查制度通过促进市场竞争、规范政府补贴和规范税收优惠缩小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是通过缩小超额薪酬差距实现的。本文丰富了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也为进一步探索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治理机制提供了新视角。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地方实施激励机制研究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地方实施激励机制能够激发地方政策制定机关的积极性,促进社会效益的整体提升。在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地方实施中,应当引入物质性和非物质性激励的双重促进作用。将激励机制引入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地方实施中具有正当性,平衡论和外部性理论提供理论依据,既有法律制度和实施需求提供适用基础。当前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地方实施激励机制不完善,表现为制度设计中的激励机制形同虚设,制度实践中的低效现象也较为普遍化。这主要是由自我审查模式的局限性、对惩罚机制的路径依赖、央地协调中存在的治理逻辑差异、地方发展中固有的“唯GDP”观念共同作用所致。健全公平竞争审查地方实施激励机制,应当遵循央地共建的思路,重点将制度实施成效纳入地方官员的考评体系。同时,设置具有针对性的激励方式、重视能力激励、增强激励工作的规范性,切实维护激励措施的落地实施。

优化营商环境背景下我国公平竞争制度建设的基本框架

在我国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的过程中,公平竞争是其内在要求和核心内容,这就需要公平竞争制度或者竞争政策予以确认和保障。在我国公平竞争制度建设中,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是顶层设计,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是关键环节,加强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是基础保障,引导和激励企业反垄断合规是必要举措。这些方面构成了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背景下我国公平竞争制度建设的基本框架。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会降低企业避税程度吗?

财税政策是政府干预经济的常用方式,税收优惠政策对市场公平竞争具有重大影响。审查税收优惠政策的公平性,是在税收领域贯彻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务实之举。基于2011—2021年沪深A股公司的面板数据,将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DID)作为分析工具,探讨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高行政垄断区域企业税收规避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可以显著降低高行政垄断地区企业的避税程度。机制检验表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能够促进税收扶持中性和市场竞争中性,从而抑制企业税收规避动机。进一步分析发现,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税收规避抑制效应在地方政府问责制完善、地区营商环境差、地方政府税收竞争程度高以及公司内部治理差的样本中更为明显。文章丰富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等行政垄断规制的微观经济后果和企业避税影响因素的研究文献,为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实施提供政策参考。

从规制数据垄断前提的厘清到规制方案的厘定——公平竞争抑或平等使用

数据是数字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关键创新要素。随着我国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出现了诸如数据垄断协议、滥用数据领域支配地位、数据驱动型经营者集中等数据垄断现象。数据开放共享作为规制数据垄断的方式,受到广泛关注。鉴于数据具有不同于其他生产要素的特性,在具体规制数据要素市场的竞争行为时,需要澄清“公平竞争”与“平等使用”这一前提性概念,提出从加快完善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促进企业数据权益合法行使和流通,允许限时数据独占,探索数据共享最佳时点等方面规制数据竞争,助力数字经济规范健康发展。

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让民企重拾发展信心

从制度落实上着手,优化营商环境;解放思想、消除对民企的歧视;做好政务诚信,根治形式主义。唯有如此,民营经济方能在创新发展中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3年7月19日,党中央、国务院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简称“31条”),这对于稳定社会预期、重塑民营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具有重要作用。“31条”意见一俟出台,就成为各界热议的话题,全社会对于“31条”重振民企发展信心充满期待。

统一大市场视域下财政补贴公平竞争审查的优化路径

歧视性财政补贴政策会扭曲市场竞争机制,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这既不利于地区之间资源优化配置,也会导致多种市场分割、分裂、分散,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立。自我国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以来,财政补贴政策就属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审查对象。从财政补贴公平竞争审查的实践来看,目前仍存在审查动力不足、审查标准不一等问题,导致审查实效不佳。而部分地方政府因缺乏竞争基因规制模式、财政补贴政策工具观偏差等严重制约了财政补贴公平竞争审查目标的实现。因此,应以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促进竞争政策与财政政策有效协调为制度依归,通过制度环境竞争促进统一市场建设;将公平竞争审查与营商环境优化纳入政府绩效考核指标,强化地方政府开展公平竞争审查的内生动力。此外,还应推进区域公平竞争审查协调发展作为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市场一体化的重要保障,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与备案审查制度的衔接机制研究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与备案审查制度是我国约束规范性文件制发的两种审查制度,但部门法之间的隔阂导致它们在理论上长期割裂。这两种审查制度在监督机制、审查能力、审查动力等方面具有互补性,使得建立它们之间的衔接机制具有现实可能性和必要性。在坚持公平竞争审查的事前自我审查这一基本定位的前提下,可以将事后审查部分纳入备案审查制度中,将公平竞争审查结论作为备案审查中合法性与适当性审查的参考文件。还可以适时扩张公平竞争审查对象,将部分涉及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党组织规范性文件以及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决议和决定纳入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并建立党委、人大、政府之间的公平竞争审查衔接联动机制。

完善公平竞争制度的行业探索

首部行业领域以公平竞争审查为主题的部门规章公平的市场竞争能够把资源分配给最有效率的组织或个体,进而推动市场高质量发展。缺乏公平竞争则可能导致资源在各主体间的配置缺乏效率且阻碍统一大市场建设。因此,世界各国历来重视市场公平竞争政策的建设与完善。国际上,各国积极出台相应法律保护竞争和限制垄断。

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法治化保障——《公平竞争审查条例》解读

《公平竞争审查条例》是以法治化手段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的重要举措,是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关键抓手。《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的出台,实现了全覆盖的政府竞争合规,优化了全过程的实施机制,确立了全链条的政府考核制度,是提升政府经济治理能力的里程碑立法。同时也应注意到统一大市场建设对政策协调的突出需求,建立较为有效的政策协调机制,是竞争政策基础地位蕴含的内在要求。

加强政务数据开放及授权运营的公平竞争审查刚性约束

政务数据开放的价值目标定位于在公平竞争条件下保障市场主体能够合理利用公共数据,目标实现离不开公平利用的制度生态。目前,全国各地纷纷开展政务数据开放的立法探索,其中产生的问题值得高度重视。一是受制于地方立法权限,地方立法与统一数据市场建设存在一定冲突,需要总结地方立法经验,将之转化为全国性法律规范。二是政务数据具有公共属性,原则上应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目的向社会主体开放利用,坚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惠之于民,且有必要通过各种激励措施保障不同能力的市场主体能够公平利用公共数据。三是政务数据的公平利用有赖于竞争法逻辑下公平的实现,对于地方有关授权运营的制度安排,要强化公平竞争审查的刚性约束,防止授权运营异化为数据资源地方保护和垄断经营。

公平竞争审查中形式主义的表现、成因与治理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建立和实施,为优化我国营商环境、推动高质量发展和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2016年以来的实践表明,在自我审查、第三方评估、存量文件清理等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运行的主要环节中,都出现了程度不同的形式主义问题,进而导致了制度的实质空转和预期效能不佳。本文总结了全国范围内公平竞争审查中形式主义的突出表现,从机制设计理论的逻辑出发,分析了自我审查和第三方评估两种模式在实施中的内在矛盾。本文的分析表明,《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的正式实施,为强化反行政垄断执法和公平竞争审查有效衔接、构建信息公开和约束有力的监督评估机制、提高公平竞争审查的法律位阶,尤其是减少形式主义的发生,提供了有约束力的制度保障。

我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演进与拓新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发展进程是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维护市场公平竞争、优化营商环境、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历程,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竞争理论与竞争制度不断创新的历程。在我国不断完善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中,审查范围已扩宽至“起草法律”阶段,从而实现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应审尽审和全覆盖;审查工作机制按照“自我审查为主+会同审查为辅+外部监督”的模式正在逐步完善,使工作机制权责逐渐科学合理;审查标准在遵循市场准入和退出标准、商品要素自由流动标准、影响生产经营成本标准、影响生产经营行为标准的基础上,已从“列举”模式向“列举+兜底”模式转变,从基于形式的审查走向实质性审查;审查监督保障机制让公平竞争审查工作可监督、可检查、可问责、有保障,强化了公平竞争审查的制度刚性。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正在为我国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提供法治保障。

强化公平竞争审查 深入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作为预防行政权力滥用、保障市场竞争的基础法律制度设计,已成为新时代划定政府与市场边界的基本市场竞争制度。《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的颁行,预示着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系统升级。通过进一步清晰审查标准、细化审查流程、加强责任追究,将有助于显著提升公平竞争审查工作的规范性、可及性及可操作性,对加快构建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具有重大意义。

公平竞争自我审查的现实选择与多维保障

从国际上看,竞争审查或评估一般采取外部审查或自我审查模式。基于实际情况和制度衔接的需要,我国公平竞争审查选择自我审查的模式,在实践中自我审查也进行了不同形式的探索和调整,取得了一定成效。客观来说,自我审查的缺陷和不足也不容忽视,存在审查动机和审查能力的困局和缺陷。因此,有必要通过强化上级机关的筛查和复审、常态化开展反垄断执法机构的监督和执法以及完善公众参与等多种途径,保障自我审查模式发挥更大效能。

控权论视野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理论溯源与路径拓展

随着我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法治化进程和地方实施的推进,围绕该制度的研究火热展开,但是存在一种重制度建构而轻理论探源的倾向,这不利于该制度理论根基的夯实和制度的长远发展。为此,可以基于经济法控权理论深入解析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寻找理论与制度的耦合。经济法控权理论能够为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提供广阔的研究视角和正当性基础;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则为经济法控权之实现拓宽甚至架构一条现实可行的法治路径,在权力制衡、程序把控、权利彰显、责任追究等具体方面均有所助益。经济法控权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能够相互促进、彼此赋能,共同对政府经济权力制约和市场竞争秩序构建发挥积极作用。

促进数字经济企业创新发展的赋能型政策研究--基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政策评价

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也是经济高效运行的基础。本文基于2010—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上市公司数据,以《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研究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这一赋能型政策对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这一赋能型政策显著提升了数字经济企业的创新水平,尤其是实质性创新水平。机制分析表明:赋能型政策通过提升市场竞争水平、增强政府补贴获取和提升公司治理水平促进数字经济企业创新。异质性分析表明:上述赋能型政策的创新促进效应在民营企业、融资约束较大的企业以及高科技行业中更为显著。本文研究结论可为数字经济企业创新发展的赋能型政策制定提供启示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