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公廨本钱制的几个问题

公廨本钱制是唐政府实行的一种主要的官营高利贷商业,起初有着借以削弱和控制富商的目的。高宗永徽、麟德之前,公廨本钱制实行于京师诸司,置本收息以充京官俸料。之后,自京师推广到各地诸府州县,并在安史之乱后进一步得到发展,呈现出本钱来源更加多样、息利用途更加广泛、因事灵活设置、规模不断扩大的显著特点。在经营管理上,安史之乱以前,尚书省刑部之比部司及内外诸司勾官构成公廨本钱的行政管理系统。安史之乱后,比部系统的管理职能削弱,中书门下、御史台以及由宦官掌领的诸司诸使诸军纷纷染指公廨本钱,表现出多头共管、经常变动的显著特点。

会审公廨司法审判权的“攫取”与“让渡”——会审公廨移交上海总商会调处民商事纠纷的分析

会审公廨是中国社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的一种特殊司法现象,传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会审公廨在不同的时期对中国司法权的"攫取",但现有的史料表明,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将一些商事纠纷移交给上海总商会处理,这种司法权的"让渡"与"攫取"的冲突,需要合理的历史解释。会审公廨司法权的"攫取"是租界寻求司法保障以维护其秩序,司法审判权的"让渡"是租界对商会这一优质的社会司法资源的有效利用,以求及时解决商事纠纷以维护租界秩序,司法审判权的"攫取"与"让渡"在维护租界秩序上实现了价值目标的统一。

清末民初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法权之变迁(1911～1912)

清末民初,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法权较之以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申报》对此作有较为详细的报道,以此为考察材料,通过对法权变化内容的分析和这一过程的动态重构,以期从中透视变乱之际中外权势转移的动态情景,并得以多层面、多视角得认识中国法制近代化的艰辛历程。

晚清上海租界会审公廨与华洋民商诉讼

上海租界会审公廨是晚清中国一种特殊的司法建构,其对华洋民商讼案的理处在很大程度上适用西方的法律程序及法律原则。但存在着诸多惰性因素,如缺乏一部可以参照适用的法典、中西司法人员司法素养欠佳、以及审判过程受制于西方强势外交,等等。此外,其理案实践还表现出两个重要特点:一是审判过程极富调解"息讼"之色彩;二是华民诉讼地位之困危及中国承谳官员判决风险的客观存在,导致了审判中"尊洋抑华"裁决的大量出现。

会审公廨与中国法制进步——以一名美国律师的记录为视角

会审公廨是设立在租界内的中国司法机构,经历了中国从传统社会到近代社会的转型时期,其发展演变呈现出与时代的不同步,在中国传统司法体制内糅合了西方法律因素并最终对整个法治进程产生影响。虽然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方便西方列强在华攫取利益和维护租界中的秩序,但通过一名美国律师的简短记录,我们可以窥斑见豹,再次从法理学角度认真思考该机构对我国法制进步的客观影响与积极意义。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的畸形怪胎--小议上海会审公廨

1842年，由于鸦片战争的失败，清政府被迫与列强签订了《南京条约》，迫使中国打开了封闭已久的国门，开放上海等五处为通商口岸，由此拉开了帝国主义对上海长达一个多世纪殖民活动的序幕。而作为殖民治权重要载体之一的会审公廨也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鲜明烙印。

关絅之与上海会审公廨

关之是上海近代史上一位重要人物,他曾任职的公共租界会审公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机构,是东西方之间法律制度和司法、审判习惯差异的集中体现。关之任公共公会审官前后十余年,与驻沪领事团和公共租界工部局斡旋,为挽回国家主权而不懈努力。为谋求华人的权益,他与租界外国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成为上海商民利益的“保护神”。

吐鲁番出土“唐咸亨元年后西州仓曹文案为公廨本钱及奴婢自赎价事”文书考释

出土于吐鲁番台藏塔佛教遗址的“唐咸亨元年后西州仓曹文案为公廨本钱及奴婢自赎价事”文书,为咸亨二年至仪凤三年之间的西州都督府仓曹案,记录了西州非赋税收入敕借本、别本、官奴婢、碾磑等征利情况及执行中的问题。文书虽然很短并残缺不全,但反映了唐代官本放贷(敕借本、别本)及公廨本钱(公廨正本、社本)构成体系、典吏捉钱制度、碾磑经营及咸亨元年差兵及于杂任的军事制度变化,为唐代政治、经济制度及西域军事历史提供了宝贵资料。

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主权的沦丧与民初社会的反应——以《申报》1912年1月—3月相关报道为例

武昌起义后到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期间,帝国主义列强把上海租界内的会审公廨主权篡夺到手。民国期间,中国政府及广大民众围绕公廨主权的收回或挽回斗争不断。本文试图以《申报》1912年1月—3月所刊载的相关报道为例,梳理分析这一独特的司法现象,分析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中国政府及民众的反应,以此折射时局变幻和这期间的中外关系。

丁文江收回上海会审公廨述论

自英国侵略者迫使清政府签定《南京条约》,取得治外法权始,外国侵略者利用各种不平等条约对治外法权不断加以扩大,中国人民在收回权利的道路上,充满了艰辛与血泪。丁文江1926年任淞沪商埠督办时制定了一个两步走的计划,即第一步建设上海市政;第二步通过谈判收回利权,其中首要的就是收回公共租界的会审公廨,为中华民族争回了一些权利。

近代会审制度的始末——以租界中的会审公廨而谈

会审制度派生于领事裁判权,是一项损害中国主权的制度,清政府作了一些补救措施,但没有收回,后经过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的交涉、修约,最终收回会审公廨,结束了会审制度。

“位势”的迁移:上海总商会与收回会审公廨运动

1925年5月,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审讯五卅事件被捕的学生,激起全国民众极大愤恨,收回会审公廨成为民众共同的心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谈判条件的确定、交涉地点的转移、刑事陪审权的收回等问题上存在分歧。上海总商会扮演着多元利益协调者的角色,对各种政治势力起到平衡作用,是各方重要人物重视的调停力量。

略谈敦煌地志文书中的公廨本钱

敦煌遗书中有唐写本地志多种,都记载有各州府县的公廨本钱。如敦煌县文化馆藏本,各州县下就记有'本'的数目,除'恶处不言户数'和'无本'者外,几乎无一例外。①又如《唐光启元年写本沙州伊州地志残卷》中,二十九行伊州下有'公廨七百卅千',四十一行伊吾县下有'公廨三百一千一十五',六十一行纳职县下有'公廨二百一十五千'。②再如英京藏石室本《残沙州地志》,沙州下有'公廨一百九十五千'③等。以上的'本'和'公廨'都是指公廨本钱。公廨本钱是贯穿唐代的一项重要经济制度。

论上海法租界会审公廨

上海法租界会审公廨是近代租界法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自其成立以来,由于晚清政府的软弱和时局动荡等原因,法租界会审公廨俨然成了法国人的法庭。他们在上海法租界中对中国司法主权的侵犯程度是所有租界之最。但是仍应看到积极的一面,法公廨中实行的起诉、审判程序、案件的执行,以及辩护制度等,体现了现代法制的特征,为我国传统法制向现代法制转型起到了促进作用。

论唐代公廨本钱制度的形成

唐代政府为贴补公费开支而大规模出放公廨本钱,以其息利所得纾缓国家财政的紧张状况。公廨本钱在唐代长期出放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运作制度与管理规范,主要包括资金来源、息利支给途径、本利放免制度及建账管理制度诸方面,而元和年间(805~820)宪宗君臣对公廨本钱的整顿从根本上促成了公廨本钱制度的定型,保证了本钱收利的稳定运作,此后直至会昌年间,本钱出放的轨范约束一遵元和制度。

上海法租界会审公廨 法式风情下的司法缝隙之地

上海是一座身世复杂的大都市,表面是喧嚣繁华的外滩和金融中心,背后却藏着静谧复古的花园洋房。这些百年建筑里过客如云,面包黄油与生煎馄饨并行交替,构成了今天海派文化中洋气的风尚元素。黄浦区建国中路20号22号,在老上海法租界的最南边,这几栋红白主色的西式建筑,现在隶属于黄浦区人民检察院,过去一直大门紧闭,很少有人知道它原先的用途。

报刊舆论、话语重构与社会变迁:1905年上海会审公廨案新探

近代中国日益发达的报刊舆论,往往在一些重大事件中扮演着催化剂的作用,引发内外政策的演变、话语内涵的重构,乃至社会思想的变迁。1905年上海会审公廨案爆发后,中国知识阶层与趋新人士借助报刊舆论的力量,发动各界民众及社会团体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抗议行动。基于"租界主权"事关"国体"的认知,官、绅、商、学界人士纷纷加入"文明排外"行动之中。随着中西舆论战与国内民众的罢市风潮的不断演进,"国民外交"的话语内涵以及国民参与外交的思想理念,由此经历了新的洗礼和升华。

清末民初上海会审公廨中美商民的混合诉讼及交涉

1909—1913年间上海租界会审公廨受理的中美商民混合讼案,其纠纷虽仍以商事交易为主,但亦出现土地房产、牌号版权、抵押担保、票据、房屋建造承揽、人格权等新的纠纷样态。围绕相关诉讼在美领事署与会审公廨之间展开的交涉,又折射出美国会审官把控会审公廨涉美诉讼的诸多细节。同时,在诉讼和纠纷的解决过程中,部分中美涉讼当事人和外籍律师,亦恃"交涉"为奥援,力谋各自利益的最大化。清末民初会审公廨处理华洋讼案具有"名诉讼实交涉"的本质。

会审公廨是中国的审判机关异议

在对会审公廨的研究中,有一种观点似乎已成定论,即其是中国的审判机关。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把会审公廨与华界的中国审判机关和会审公廨收回后租界内设置的中国审判机关相比较,可以发现它们在审判机关体系、审判人员组成、适用的实体法和程序法等方面都不一样。从法制的统一性角度来分析和论证,可以说明会审公廨不是中国自己的审判机关,而是租界自己的审判机关。再从《上海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及其运行、会审公廨的差异、华界与租界间使用的引渡、辛亥革命后的变化等四个方面来看,也能说明会审公廨是租界的审判机关而不是中国的审判机关。租界需要建立、运作自己审判机关有三大原因,即是为了实现租界自治、抵制中国的进步力量、进一步侵害中国的主权等。正确认识会审公廨的性质,有利于全面理解中国近代法制的演变和发展、中国租界法制的体系和性质、中国近代审判权和国家主权受损的状况等一系列问题,因此不可忽视。

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收回始末

1869年正式成立的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在其数十年演变过程中权力日益膨胀,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司法主权。收回会审公廨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多年之诉求。1926年中外双方再次展开交涉。初由北京政府外交部与公使团在北京谈判,因中方坚持在上海公共租界设立纯粹的中国法院以取代会审公廨,不再允许领事团及工部局对法院事务施加控制,谈判陷人僵局。其后,上海地方当局与领事团继续交涉,由于中方让步,双方达成了临时解决办法,但中方收回的权益相当有限。尽管如此,收回上海会审公廨作为挽回中国沦丧之司法主权的艰难起步,其积极意义还是值得充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