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环境信息公开推动绿色发展:理论溯源与实践探讨

随着绿色发展成为时代发展的主旋律,我国政府不断完善环境信息公开理论与实践,但仍存在着信息公开制度不完善、政府尚未与公众形成良性互动、信息公开质量有待提高等问题,亟待完善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制度、促进政府与公众的双向互动、提高环境信息公开质量,从而协调促进人与环境的关系,达到有效实施环境善治的目标.

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及影响因素——基于推拉锚定模型的研究

环境污染会严重影响社会公众的生活质量,公众维护自身环境利益的诉求日益增加。在这种形势下,政府环境信息公开政策应运而生。作为中国环境管理政策的重大创新,探究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方向,对于满足社会公众环境诉求,提高、完善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的制度与水平,促进环境质量的改善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8—2018年中国120个城市环境信息公开评价指数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利用Push-Pull-Mooring(PPM)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对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公众环境诉求、地区环境质量、政府环境关注度以及地区法治环境从推拉两方面对地方政府环境信息公开产生正向的显著影响;政企关联程度以及政府财政压力作为锚力因素,会对地方政府环境信息公开产生显著的阻碍作用。基于上述结论,文章从完善法治环境,推进政府—企业—公众合作共治等方面提出了相应建议。

环境信息公开的必要性、困境与对策——基于法经济学视角

环境信息公开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要求,但在现有制度背景下由于企业的环境信息公开存在囚徒困境;地方政府作为理性经济人公开环境信息积极性不高以及因信息不对称问题而产生的逆向选择与寻租行为,致使政府与相关企业作为环境信息公开主体并不能提供充分准确的环境信息。利用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分析我国环境信息公开的必要性与困境,建议我国应当建立健全的环境信息公开法律规范体系、积极运用促进性和经济刺激性调整方法进行调控、积极鼓励民间力量参与环境信息公开,以克服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所产生的环境信息供给不足问题。

环境信息公开、绿色金融与城市绿色创新

基于2015—2021年城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环境信息公开对城市绿色创新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表明,环境信息公开能够显著提高城市的绿色创新水平。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环境信息公开可以通过推动绿色金融发展促进城市绿色创新,绿色金融亦能够通过提高环境信息公开水平促进城市绿色创新,即环境信息公开与绿色金融在提升城市绿色创新水平方面能够产生协同作用。门槛效应检验结果显示,随着绿色金融的发展与创新水平的提高,环境信息公开对城市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具有边际递增的非线性特征。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环境信息公开的绿色创新效应在东部城市、非省会城市、资源型城市以及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区城市更为显著。

环境信息公开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来自长江经济带的证据

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而作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环境信息公开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2004—2020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面板数据,借助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实施这一准自然实验,通过PSM-DID模型探究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实施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其作为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环境信息公开有利于提升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且该结论具有较好的稳健性。从区位特征来看,环境信息公开对长江上游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升效果更明显;从城市规模来看,人口规模是环境信息公开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提升的关键因素,人口规模较大地区的政策效果往往更显著。机制识别检验发现,提升技术创新水平、促进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是环境信息公开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三条路径。调节效应研究显示,公众参与对环境信息公开与外商直接投资具有“U型”调节的作用。本研究基于新发展理念视角,为促进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并从信息公开等角度提出了关于环境治理的政策建议。

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的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城市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PITI)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匹配后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的机制和效应。基准分析表明,政府环境信息公开整体上能够显著提高居民主观幸福感,但不同类型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差异。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中高收入群体和不健康群体,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效应更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政府环境信息公开主要通过降低城市的客观环境污染、降低居民感知的主观环境污染和增强居民对政府满意度来提高居民主观幸福感;政府和公众环境关注度对政府环境信息公开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向调节效应。本文为客观评估城市层面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的居民主观福利效应提供了新的微观证据,同时也为实现环境治理和提升人民幸福感的“双赢”目标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从制度非均衡到制度均衡: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的历史嬗递与创新进路

基于制度均衡理论,梳理与测量中国环境信息公开制度供需的历史嬗递与现状,结果表明:中国环境信息公开制度供给历经萌芽、初创及确立、稳步发展三个阶段;环境信息公开主体、公开范围、公开时限与方式的制度需求呈现不同的历史阶段特征;环境信息公开制度供需数量均衡度和结构均衡度处于优质均衡与基本均衡并存格局,制度供需内容均衡度则呈现轻度失衡与严重失衡共存状态。根据制度供需均衡分析结果以及制度需求强度现状调查结果,遵循从制度非均衡走向制度均衡的进路,按照制度改革的优先级排序,应从不断拓宽环境信息公开渠道、建立健全环境信息公开平台、明确并扩大环境信息公开范围与公开程度、建立健全环境信息公开责任追究制度等方面破解环境信息公开制度改革创新面临的困境。

环境信息公开、外商直接投资与城市空气污染——来自环境空气质量信息实时公开的证据

深入开展污染防治行动不仅是改善空气质量、提升人民幸福感的必要之举,更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的有效途径。本文基于原环境保护部2012年开始实施的环境空气质量信息实时公开项目,构建环境信息公开、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地区污染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考察这一项目实施前后,FDI对全国280个城市空气污染的影响变化。结果发现,项目实施前FDI显著加剧了空气污染,但在项目实施后FDI明显抑制了空气污染,在控制同期其他政策干扰和政策预期后结论依然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项目实施后,低收入、低能耗、低排放和资源型城市的空气污染下降更明显。影响机制分析发现,项目实施前后FDI引致的环境规制、技术选择、生产规模和产业结构变化是空气污染得到抑制的重要原因。本研究为进一步完善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引导FDI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以此推动和引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支持。

环境信息公开与地方发展目标权衡——环保与经济增长的视角

本文基于2006—2019年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数据,考察了环境信息公开对地方政府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的目标权衡的影响特征。研究发现,环境信息公开可以提高社会环保关注度,使地方政府在环境保护目标与经济增长目标之间存在权衡替代关系,并且可以加大政府间环境保护目标的横向竞争和纵向加码竞争,从而降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和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目标,而地方政府加大环境保护力度,有利于地区实际经济增长。

TOE视域下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的影响路径——基于中国城市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随着数字经济的到来及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的推广,环境信息披露成为环境管理领域的重大制度创新。不仅要求企业自主披露环境信息,政府作为国家领导部门,更应积极公开环境数据,提高民生服务水平。基于技术–组织–环境(TOE)框架,本文利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对118个中国环保重点城市环境信息公开的生成逻辑与模式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 技术、组织及环境因素均不是导致政府高水平环境信息公开的必要条件,单因素的解释力度有限;2) fsQCA结果产生4种可解释环境信息公开的组态:组织主导型、组织–环境驱动型、内外耦合型及技术–环境驱动型。研究结果能够为政府优化相关政策、提高服务水平提供启示。

环境信息公开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对于城市生态效率和环境信息公开的关系进行研究,这对文明生态的建设是非常有意义的。基于此,本文以我国 120 个城市为样本,根据城市污染源信息公开指数,来对信息公开影响城市生态效率的机制进行探究。结果表明,城市生态效率通过环境信息公开通过明显的进行提升,进一步研究发现,城市生态效率主要是通过技术创新、能源结构以及产业结构等效应进行影响;通过中介效应证实城市生态效率是受到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能源消费结构的转变以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所以,对环境信息公开要进一步推进,积极构建现代化生态环境治理体系。

环境信息公开——一项新的环境管理手段

环境信息公开是继指令性控制手段和经济手段后一项新的环境管理方法。该手段通过对环境信息的公开来加强环境管理的公众参与和监督，从而促使污染者重视环境保护，加强污染治理。文中对环境信息公开的作用和类型作了简要的阐述，并重点介绍了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设计原则、方法和步骤。同时以呼和浩特市为例，对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方案进行了初步的设计。

环境信息公开：现状、问题及对策

环境信息公开是环境污染的加剧和环保运动的勃兴后环境管理的必然要求,环境信息公开有利于推动环境质量改善、减少污染物排放、降低环境事故风险、减少环境冲突事件的发生等。目前,我国在政府和企业环境信息公开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仍处于初期发展阶段,在制度、管理和技术等方面存在很多问题。因此,应推动环境信息公开立法,明确环境信息权利救济途径,进一步完善环境信息公开制度,为环境信息的公开提供法律保障;建立健全政府环境信息管理体系,加强环境信息人才队伍建设,强化公众参与机制建设,为环境信息的公开提供制度保障;推动环境税管理和绿色金融建设,为环境信息的公开提供经济保障;加强信息采集技术研究与应用,加强信息集成技术平台建设,加强环境会计制度研究,为环境信息的公开提供技术保障。

我国环境信息公开现状、问题与对策

环境信息公开是一项基础性、全局性工作。它不仅是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前提条件,也是推进我国环境管理工作全方位提升的重要手段。我国环境信息公开工作近年来进展迅速,但仍存在关键性环境信息严重缺失等现象,不仅无法满足社会及政府环境管理工作的需要,有时甚至会影响到社会稳定。本文从政府、企业、社会的不同层面和不同角度分析了我国环境信息公开存在的问题及其产生原因,并在此基础上从法律法规、组织监管和沟通协调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改进建议,包括:1加强组织领导,任命副部级官员主管环境信息公开工作;2推动国务院出台《环境信息公开条例》,推动各类环境政策法规纳入信息公开条款;3加强与社会各界的沟通和互动,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4建立主要污染源环境信息公开平台,刺激企业改进环境表现;5加强对地方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工作的督查、考核、评价及表现公开;6加强各级政府环境信息公开能力建设;7实现环保部及环保系统内部数据信息统一管理、协调共享;8全面改善环境数据质量;9细化环境信息公开政策,包括环境风险及健康信息公开政策;10加强与其他部委关于环境信息公开工作的合作与协调。

基于Internet的企业环境信息公开评价及实证研究--对2006年中国500强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度的分析

当前我国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工作尚无统一标准可循,环境信息可比性较弱,公众不易通过相关信息比较以获知企业环境行为的优劣。本研究以中国规模相对较大的500强企业为例,对2006年相关企业环境信息公开情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网上调研,依据初步建立的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度指标体系及分级标准,对调研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状况进行了综合评价,尝试指出目前我国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较具针对性的改进建议。

从生态文明建设看企业环境信息公开

建设生态文明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方向。企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主体,其可持续发展水平直接影响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企业环境信息公开是企业为促进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环境信息交流而进行的信息披露行为。文章从生态文明建设视角,分析了推进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必要性,介绍了我国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在国家层面做好顶层设计的相关建议。

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的影响因素——基于中国城市PITI指数的实证研究

[目的/意义]环境信息公开是环境管理制度的一大创新,探索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的主要因素及其作用方向,为今后的实践和理论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方法/过程]系统地整合了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的影响因素,提出了政治规范、同级竞争、外部压力以及创新意愿和能力这四方面的因素,并采用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结论]研究发现,省级政府环境政策采纳、人大和政协的建议提案、省内其他城市信息公开、创新能力和企业压力同政府环境信息公开显著正相关。

《山东省企业环境报告书指南》对中国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促进作用

由于国内缺乏相应技术规范和指南的指导,国内企业公开环境信息的形式较乱且数量较少,而环境信息公开制度是企业节能减排和提高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之一。企业环境报告书是企业向社会及公众公开其环境信息的一种有效方式,《山东省企业环境报告书指南》的编制及成功发布为山东省建立企业环境报告制度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技术指导,其也将对中国的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奠定重要基础。

中国环境信息公开的政策变迁:路径与逻辑解释

自1989年环保法明确提出环境信息公开理念以来,我国环境信息公开历经了30年的实践与发展,环境信息公开政策经不断地调整与变迁逐步走向完善。如何解释这一政策变迁内在的过程逻辑,是理解政策发展、进而主动调试政策走向的关键环节,也是丰富中国本土政策变迁理论及因应当下信息公开顶层设计的必要探讨。基于此,本文应用案例研究方法,以倡议联盟框架及政策学习理论为分析框架,对环境信息公开政策变迁历程的路径、动力因素及变迁逻辑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我国环境信息公开实践的发展呈现了由"隐含式公开"经"半公开"到现今"正式公开""集中式公开"的表征。从政策视角看,存在内部与外部两条互相交织的路径共同推进环境信息公开政策变迁。外部路径表现为重大事件直接或间接推动政府政策的出台;内部路径表现为各联盟为维护地位与话语权而争取资源并进行政策学习,推进了政策渐进式演进。其间涉及四个关键变量:重大事件、联盟资源、政策学习及政策信念。四个变量相互作用与影响并解释了政策变迁的逻辑:外部事件或焦点事件的发生影响了原有的政策信念体系,进而影响倡议联盟结构及其资源,各联盟利用外部事件带来的影响进行策略选择来争取联盟资源,并在期间开展政策学习,政策学习进而促进新的政策信念的产生,带来政策变迁。目前来看,环境信息公开显现出政策发展较被动、社会学习的条件不成熟、政策核心信念尚未达成共识等问题。为此,中央政府应主动扭转外部途径推动政策变迁、整合部委、地方政府间碎片化的联盟资源,推进社会学习及核心信念共识的达成。同时,民间组织应加强主动式政策学习,履行环境信息公开政策执行与政策实践中的监督责任,形成环境信息公开的社会常态。

公众环境知情权的保障与政府环境信息公开

环境知情权是公民享有的一项基本政治权利。环境知情权是公民参与国家环境管理的前提,政府环境信息公开是公民环境知情权得以实现的必然要求。完善政府环境信息公开需要实现环境善治,加强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力度,明确政府责任,加强公众参与机制,保障相关权利的救济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