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律公共事件看刑事诉讼的研究范式——从公开逮捕谈起

在法律公共事件中,社会舆论和专业理论直接对抗、公众和专家互相对立,在公众、实践部门、诉讼理论之间的双方关系中,诉讼理论被公众和实践行为边缘化,诉讼理论不能从公众和司法实践的对话中得益而反受其咎。在现有刑事诉讼理论研究中,有两种主要的研究范式——主客体范式和应然与实然范式应该对此负责。不仅需要抽象出这两种范式、找到其特征和缺陷,也要在此基础上弥补。

“零点”行动与公开逮捕质疑——兼论“严打”的弊端

公安机关在“严打”期间实施的“零点”行动和公开逮捕 ,存在着一系列问题。“零点”行动与治安管理的基本原则有出入 ,脱离实际 ;公开逮捕于法无据 ,并违反了“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不得确定有罪”这一刑事诉讼基本原则。笔者通过对“严打”重新审视 ,指出其中存在的弊端 :1.“严打”与“依法治国”有冲突 ;2 .“严打”违背了罪刑法定和罪刑相适应原则 ;3 .“严打”期间的办案质量令人担忧。针对以上问题和弊端 ,提出 :1.公安机关应实事求是 ,按规律办案 ;2 .公安机关应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不应公开逮捕犯罪嫌疑人 ;3 .不应有“严打”与“松打”之分 ,打击刑事犯罪要长抓不懈 。

“公开逮捕”有悖依法治国方略

沈峰在2003年4月19日的《南方都市报》上撰文指出，组织召开“公开宣布逮捕大会”的动机是好的，意在营造强大社会舆论，以震慑犯罪，同时教育广大群众。但这种“公开逮捕”的做法存在许多不符合法律规定和法治理念的地方。首先，公开逮捕违反了刑法中无罪推定的规定和原则。公开逮捕。

论逮捕理由的公开及其程序建构

逮捕是严重干预犯罪嫌疑人基本权利的强制措施,必须具有法定的正当理由。逮捕理由的公开是逮捕权司法性和正当性的内在要求,对于限制逮捕权力、维护逮捕行为相对人的权利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逮捕制度的功能异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逮捕理由的不公开和不透明。这与逮捕制度的不健全,逮捕权的不完整,逮捕程序的行政化,逮捕考核制度的不科学等内容有关。应通过完善逮捕理由公开原则,健全逮捕理由公开规范,保持逮捕权的完整性,推进逮捕制度的司法化,优化逮捕程序考核制度,建构科学的逮捕理由公开程序。

质疑“公开逮捕”

“严打”运动的展开,的确震慑了不少违法者,也为这个社会铲除了不少毒瘤。不过,随着“严打”运动的深入开展,一个现象却引起了笔者的关注,那就是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的“公开逮捕”。 通常,“公开逮捕”采取的方式就是,召开一个事先有过渲染的大会,会上,某执行机关负责人于台上大声宣读被逮捕人的行为事实(用他们的话讲,那是“

律师参与检察机关逮捕诉讼化审查机制研究

目前,律师参与逮捕诉讼化审查存在着犯罪嫌疑人本人聘请的律师参与率低、律师介入时间晚、值班律师制度待理顺、律师知情权保障不够以及律师在公开审查中所提意见缺乏针对性等一些问题。为保障律师在逮捕诉讼化审查中的充分参与,需提高律师知情权,进一步完善值班律师制度,并加强对律师参与逮捕公开审查的引导工作。

“公捕公判大会”的“罪与罚”

“公捕公判大会”前些年在各地密集举行，经过媒体的多次炮轰后，这些年比较少见了，但最近一段时间，也许是治安形势吃紧，“公捕公判大会”又流行起来。2008年9月18日，贵州省桐梓县公、检、法联合在该县体育中心召开“打黑除恶”公捕公判大会，公开对124名犯罪嫌疑人和51名黑恶势力犯罪分子进行了公开逮捕和公开宣判。

伤害军属法不容

当军人军属权益受到侵害时,驻地军分区和武装部的同志勇敢地站出来,向军人、也向军队作出了坚定的保证——

公捕疑犯创建“平安榆阳”

近日，榆林市榆阳区在世纪广场举行公开逮捕大会，榆阳公安分局局长杨尚伟宣布对66名疑犯执行逮捕，“5·16”杀人案等恶性案件相继告破。榆阳区地处榆林市中一心，随着经济快速发展，流动人口增多，

“公捕”人犯的做法不宜报道

笔者时常在某些广播、电视和报刊上目睹到某地召开公捕大会,对多少名人犯实行公开逮捕的报道.一些在会场上当众使用械具、挂牌、游街示众的特写镜头琳琅满目,有些报刊还把某地召开公捕大会作为新闻由头,以醒目的标题配发图片刊发在重要位置.公捕人犯的新闻消息在广播里更是如雷灌耳.一些接受现场采访者在广播、电视中慷慨陈词,大谈公捕大会的效果及其作用.使得这个与法律相悖,与党中央的一贯要求不相符的做法或提法众所周知,形成了合法化.政法界的一些行家和人民群众对此议论纷纷,十分反感,严重地损害了党的政法机关的形象.惩治犯罪必须依法办事,做到有法必依,执行必严,违法必究.这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要求.

“金梦”难圆

1993年9月26日上午。 四川乐山市中区宫中园灯光球场内。市中区公安分局在这里召开群众大会,对一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公开逮捕。场内可容数千人的位子座无虚席,场外更是人头攒动。 公安局一位领导洪钟般的声音响起:“金桂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