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团化”倾向与30年代文学的“公式主义”

30年代政治文化语境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群体性”氛围与“群体性”效应。30年代文坛创作上的“公式主义”现象,与30年代文学群体普遍呈现出的“集团化”倾向有着直接的联系。在整个20世纪文学发展中,在一些特殊的历史年代,文学上的公式化、概念化和标语口号化曾盛行一时,这都与当时的政治文化语境密切相关。

公式主义批判与作文童心的回归

作文教学不应是指导学生按照一定模式制造文章的行为,而是引导学生发自内心呐喊的精神对话,这种对话,不是虚伪的,而是真心、诚心的语言表达,让文章真正成为学生童心真实的语言载体。

论胡风对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文艺倾向的批判

庸俗社会学和机械反映论对我国新文学尤其是左翼革命文学产生了相当恶劣的影响。胡风将之称为“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并同他们进行了长期的不屈不挠的斗争,在斗争中建立了自己的以“主观战斗精神”为核心的现实主义理论体系,为现代文学的健康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巴金《公式主义者》对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影响

任何一种思想学说,丧失了它历史和逻辑的生长环境,也就丧失了它的严格规定性和这种规定性所产生的历史价值。历史进入21世纪,我们审视中国抗日战争,审视中国抗战文化,我们的研究发现政治民主化的种种特殊的刺激,中国当代学者像巴金那样鄙视"公式主义者"的文章,思路、言路鲜明,客观、公正地评价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历史唯物主义地分析文化体系和政治制度造成的偏见。巴金的抗战檄文《公式主义者》具有特殊的社会意义和影响力。

作文教学公式主义探究

作文教学中的公式主义做派由来已久, 成为作文教学的一大弊病.通过解析其在现今教学中的表现, 分析其形成的内在原因, 从学生、 教师、 评价体系三个层面进行思考, 探讨行之有效的作文教学方法, 以期能够改善作文教学公式主义带来的弊端.

国统区两种现实主义理论形态之比较——对胡风、茅盾文艺观差异的历时考察

在胡风与茅盾文学观念生成演进过程中存在着激烈的相互冲突 (对编辑方针、民族形式、思想与技巧、颓风产生的原因、对现实主义的不同理解 ,由于私人恩怨的介入 ,使二者在理论体系的构建中有意识的相互排斥大于无意识的相互吸纳 。

走向祭坛:作为现实主义理论家的胡风、周扬和冯雪峰

处于中国新文学现实主义流变背景下的胡风、周扬和冯雪峰的现实主义理论形态中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独尊现实主义理论倾向,它是通过对浪漫主义的有效兼容、对现代派等非现实主义文学的彻底排斥、对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的无情批判等理论活动表现出来的。从实践上讲,这种倾向确立了中国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在新文学中的主导地位,而在理论上它却使现实主义在现当代中国陷入二难境地。这是理论家的悲剧,也是作者的理论困惑所在。

重评胡风的现实主义文艺理论

本文对胡风的现实主义文艺理论作了论述，对“主观战斗精神”、“自我扩张”等理论主张作了充分肯定。文章指出，胡风的悲剧也是我国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的悲剧，吸取这一教训，学习、研究胡风的理论主张，对于我们的文学创作、理论研究以及坚持走现实主义的文学道路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文艺阵地》与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文学批评

《文艺阵地》作为一个以理论批评为主体的文学期刊,在其出版的5年中先后组发了一大批重要的文艺理论批评文章,引领了中国20世纪40年代文艺理论批评的方向,在中国文坛上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文艺阵地》的理论批评不仅捍卫与发扬了"五四"以来现实主义文学批评原则,而且扬弃与消解了战时"旧形式"、"公式主义"等浮泛的文学创作之风。由于特殊的时代社会环境,《文艺阵地》的理论批评也存在着难以避免的缺憾。

试论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理论

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是在对“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的批判中建构起来的,其理论精髓是作家面对客观世界要表现出蓬勃高昂的人格力量和对客观世界进行改造、批判的战斗精神。它是在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产生出来的,它突出“实践”意识和行为,即作家只有在现实政治的第一线中才能体现自身价值。

批评框架与理论资源:胡风左翼文学批评再认识(一)

胡风批评理论建立在"三根理论支柱"之上,汲取了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的理论资源,又受到恩格斯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的启示;同时,又是在与"主观公式主义"/"客观主义"/"自然主义"倾向的对立和斗争中形成的,建立在对左翼文学创作的切实感受与认识之上,是通过他的左翼文学批评发展起来的。

论胡风超前的主体性实践论文学观

胡风的文艺批评和文艺理论活动中孕育着新的超前的观念 :这就是主体性实践论的文学观。它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 ,它的实践依据是人民群众的历史实践和作家们的创作实践 ;它是对五四传统、鲁迅精神的继承发扬 ,是对文艺界的“左”的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的反拨。胡风的文学观以前虽被视作“异端” 。

科学的精神与良心的命令──读朱成甲编《郭沫若睿语》

科学的精神与良心的命令──读朱成甲编《郭沫若睿语》陈子谦一册厚厚的语录体选本，从头至尾记载着郭沫若各个历史阶段的言论，开始随意翻翻，不觉竟被它吸引住了。其内容之丰富，语言之质朴刚直，情绪随之时而缓和时而激烈，一下子搅动了我大学时代读郭沫若的传记和《女...

论《文艺阵地》对“抗战八股”的消解

在抗战时期,人们将创作、讨论缩小在"战争"的框架内,由此产生了空洞而千篇一律的文学。但战时最大的文艺刊物《文艺阵地》在反对公式主义写作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这对于我们今天开阔视野,丰富创作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论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

在胡风的文艺思想中,有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这便是主观战斗精神。什么是主观战斗精神?胡风自己并没有讲清楚。有时它指的是作家的“献身的意志和仁爱的胸怀。”有时又指“文艺家的人格力量和战斗要求,”到后来他又将它解释成作家和人民共命运的立场,”和那一种为“民族解放,人民解放的高扬的热情。”最后,他在上中共中央的意见书中,解释现实主义的两个中心环节之一的对人民的态度问题时说,“这既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纲领的基础,同时也是艺术创作的生命。主观精神要求的,就是这个对于敌、友、我的爱爱仇仇的感情态度。”也就是“革命人道主义精神。”这样,它又变成作家的感情态度了。

抗战后期郭沫若墨学批判的缘起及学术意义

《墨子的思想》是郭沫若研究先秦思想史的开端。对于郭沫若写作《墨子的思想》的动机,不能仅从当时的政治背景出发,更应该放到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过程当中考察。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立场出发,维护自己古史分期的观点,批判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的"主观主义和公式主义"是郭沫若发起墨学批判的缘起。人民本位的立场是郭沫若"非墨"的原因,也是理解此后郭沫若对先秦思想之清理的关键。郭沫若的墨学研究本身就是墨学史上的重要一环,应予以重新评价。

胡风的“生命力”论及其它

“生命力”论所谓“生命力”论,简单地说就是关于创作主体(作家)把创作对象(人物)写成“感性的活动”的活的人物的理论。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在胡风的九个评论集中,提到“生命”、“生命力”的有60多处,而且在后期的评论文章中提得更多,也更加明确。从胡风的整个评论论文的思想理论观点来看,他的“生命力”论是受厨川白村的生命理论的启发和影响的。但是绝不象50年代批胡风运动中有的哲学家所称,胡风的“生命力”论“没有一点是胡风的‘创造’,而都是从厨川白村那里抄袭来的”。

关于《卖血的人》

在《文学》新年号上发表了臧克家的《罪恶的黑手》,最近,许幸之在《春光》四月号又发表了他的《卖血的人》。这两首诗,可以说是无独有偶,遥遥相对的东西。二者的主题,都是反对宗教.二者的形式都是自由律的长诗。如果把这两首比较起来,我们可以感得出是互有短长的。臧克家像具有着很大的意图,似乎其野心是要捉到整个的教会,然而因对于教会制度教会生活他没有深切的了解,而且那种庞大的题材,决不是百行的长诗所能表现出来的原故,所以,《罪恶的黑手》成了原则的抽象的东西,在其中人物类型化,事件一般化。

对待文艺创作,列宁不主张行政干预

本世纪初列宁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指出,文学事业最不能机械地平均,标准化,少数服从多数。在这个事业上,绝对必须保证个人创造性、个人爱好的广大的空间,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大的空间,在这个领域中是最不能来一套公式主义的,不能用清一色的制度或者几个决定来解决任务。列宁写这些话时,革命尚未胜利,无产阶级政权尚未建立,布尔什维克还不是执政党。

人·感情·艺术感应力——论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上)

胡风同志是一位忠诚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战士。但在五十年代中期,却由于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含冤入狱,被囚禁了二十五年。直到党中央纠正了“左”的指导思想的错误,平反了一系列冤假错案时,胡风的问题,才得到了解决,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尽管这时胡风已到了垂暮之年,而且不久也就谢世,但同冯雪峰、吴晗、田汉等不幸的早逝者相比,他毕竟亲眼看到了自己一生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在十年动乱之后,转危为安,重新走向兴旺发达。他在离开这个世界时,还是应该感到欣慰的。胡风从年轻时候起,就投身无产阶级文艺运动,以文艺为武器,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