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蔡邕《独断》看汉代公文形态与政治体制的变迁

从公文书形态和运作机制的变迁入手 ,是了解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成长性变革的一个重要切入点。本文首先考证《独断》有关公文书的记载 ,旨在纠正一些流行的误读。将奏事文书与对奏事文书进行批复的诏敕文书对照起来 ,有利于了解当时政务申奏与批复的运作机制。在此基础上 ,结合汉代政治体制的变迁 ,论证《独断》所记载的公文书只是蔡邕所处时代的制度 。

汉代公文形态新探

本文以蔡邕《独断》为基础,结合简牍、金石与传世文献,探讨了汉代公文形态的四个重要问题。一是章与奏的区别。指出章是官民个人上给皇帝的文书,而奏属于官僚机构上给皇帝的公文。二是制书的体例和功能。指出制书是汉代最重要的皇帝命令文书,主要用于颁布法令、颁布重大政策以及宣布对高官的任免等场合。三是策书与制书在性质上的区别。指出制书是单纯的命令文书,而策书是种礼仪性的文书,两者在任命高官过程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四是章奏文书与诏书的关系。指出汉代的主要诏书,是由章奏文书、"制曰"和皇帝的批答三者复合构成的,"制曰"是皇帝批答的标志。在此基础上,本文考察了汉代玺书的特征与性质,梳理了秦代的公文形态与汉代公文形态之间的关系。

从奏案到奏抄——汉唐间奏事文书形态的演进与行政审批制度的变迁

中国古代帝制国家的政务运行是建立在发达的公文书制度基础上的。各类文书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名称和形态 ,其间的变化体现了制度的成长性变革。汉唐之间向皇帝申报政务的公文书中 ,有一类大致经历了由“奏”到“奏案”再到“奏抄”的演变。从作为动词的奏到作为文书专名的奏案、奏抄的变化 。

南朝宋皇太子監國有司儀注的文書學與制度史考察

南朝宋皇太子監國有司儀注,反映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公文形態。但是,現有中華書局點校本《宋書》、《通典》的儀注文本及標點,均有不完善之處,需要重新校録文本和標點。在對儀注進行了文書學與制度史考察之後可知,儘管尚書臺(省)自西晉以後就已取得了作爲宰相機構的職權,尚書令、僕射也已被視爲宰相,但是遲至南朝宋時,尚書臺仍然未成爲一個層級分化、結構規整、分工明確、各有權限的外朝宰相職司。在兩漢至隋唐間三公制—三省制的體制轉軌還沒有基本完成之前,尚書臺所得的宰相職權,並沒有及時反映到律令常典和公文形態中。尚書臺作爲文書傳遞機構的性質,仍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體現在南北朝公文書式中。就現有研究而言,尚書省及令、僕射所獲得的宰相職權在律令和公文制度中得到反映,恐怕要到南北朝後期,甚至是隋初纔實現。

读《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以唐代封驳制度为中心

近十几年来，围绕三省制以及中书门下体制等方面发表了许多论著，刘后滨的《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就是其中的一部代表著作。①作者在大量吸收日本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公文形态、政务运行与制度变迁的视角，对唐代中后期政治体制属于中书门下体制的观点进行了多方面的论证。其中对唐代门下省封驳职能的演变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②笔者读后一方面获益良多，但该书中对封驳的概念、唐前期门下省给事中的职能转变、唐代制敕文书的异同与大小界定（包括Et本学者相关结论），以及对相关史料的理解等方面，尚存在一些值得进一步切磋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