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工企业公文文书处理常见问题对策与思考

本文简要阐述了当前石油施工企业公文、文书处理中常见的问题以及企业针对存在问题采取的防范对策和应对措施,并提出了笔者几点思考和认识。

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档案利用服务的特点与启示

日本国立公文书馆通过引入先进的数字化管理系统和多样化的用户反馈渠道,不断提升档案利用服务质量。在长期实践中,该馆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服务模式。论文基于文献研究、案例分析和网络调研,总结了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档案利用服务的主要特点:形式多样化的档案展览,线上线下相结合;注重用户参与的档案服务,互动形式丰富;高效便捷的档案开放,数字化程度高。结合我国实际,总结如下启示:加强数字化建设,提升服务效率;注重用户体验,利用多渠道互动提高参与度;推动档案资源开放与共享,方便公众获取信息。这些做法为我国档案管理机构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借鉴。

《知产证据规定》第6条解读——公文书证实质证明力限缩之新路径

在《知产证据规定》颁布之前,行政行为认定的事实依托公文书证的证明力推定规则,通过《民诉法解释》第114条对民事诉讼中的证明产生影响。《知产证据规定》第6条明确了行政行为认定的基本事实在民事诉讼中具有免证效力,该事实应当限缩解释为公文书载明的对可诉行政行为产生实质影响的事实理由,需要相对方承担本证的举证责任方可推翻。该条款在知识产权诉讼领域对公文书证实质证明力进行限缩,采取的路径是从公文书证的内容出发限缩其实质证明力。这一方案具有内在的合理性与普遍适用的可能性,为公文书证实质证明力规则的完善提供了新路径。

领事认证制度的发展与中国公文书的全球流动

领事认证是外交或领事人员证明公文书上签字和盖章真实性的一种活动。领事认证的多少能够反映一国跨国民众交往的密切程度和国际贸易的力度。然而,领事认证手续的复杂程度也直接影响着跨国人员交往和国际贸易的效率。为推动公文书的全球自由流动,国际社会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摒弃领事认证,建立了"一步式"附加证明书及电子证明书程序。欧盟和世界贸易组织更是在一些领域取消了认证的程序。中国仍然坚守传统的领事认证,不仅耗费大量的外交资源,而且非常不利于民众往来和国际贸易。中国应尽量促进公文书的全球流动,简化或取消领事认证要求;在加入《海牙取消认证公约》上持积极的态度。

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参观见闻

2019年11月,国际档案理事会东亚地区分会第十四次全体大会暨研讨会在日本东京召开。来自中国、日本、韩国、蒙古、美国、英国的200余名与会者参加,北京市档案馆一行全程参加了此次盛会。会议期间,应会议主办方邀请,全体代表参观了日本国立公文书馆(National Archives,Japan,以下简称"国立公文书馆"),即日本国家档案馆。国立公文书馆馆长加藤丈夫(KATOH TAKEN)亲自接待与会代表并系统介绍了国立公文书馆相关情况。参观期间,工作人员精心安排,以细致的工作作风和敬业的工作态度,深深打动了全体与会代表。

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保存的731档案主要内容与价值评估

关于日本细菌战问题的研究日益成为显学,但随着现有史料的穷尽,明显呈现出日益趋同化的特点。新近发现的保存于日本国立公文书馆731档案涉及领域广、时间跨度大、稀缺性强,立足档案内容本身,聚焦学术界尚无定论的存疑问题,可为日本细菌战史研究的文献调查统计和基本史实排查提供新思路、新线索、新方向。

公文书面格式规范化五谈

《中国共产党机关公文处理条例》和《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以下简称《条例》和《办法》)的颁行,为我国党政机关的公文工作制定了规范和标准。但在实际工作中,不符合规范的情况仍然存在。本文试就公文书面格式中存在的不规范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

日本律令制国家公文书的运行机制

公文书是日本律令制国家有效的进行政务管理,维系其官僚体制运转的重要纽带。驿铃与内印作为日本律令制国家最高统治者权力的象征,是公文书能否顺利传达的重要凭证。在奈良时代,公文书作为以太政官为核心的各级官僚机构之间的统属和联系往来的媒介,确保和强化了日本律令制国家对社会的政治统治。进入平安时代以后,随着日本律令制国家的衰落,天皇增设了藏人、检非违使等令外官,这促使日本律令制国家公文书的运行机制在律令官僚制的衰弱中发生嬗变。

走馬樓簡牘公文書中諸曹性質的判定——重論長沙吴簡所屬官府級别

走馬樓三國吴簡的發現帶動了漢晉史研究,但有關簡牘的性質、歸屬官府級别、埋藏原因等基礎問題,迄今未能得到完滿解答。這很大程度受制於吴簡整理進度,已刊資料多爲簿書;隨着竹木牘的清理,我們發現其中包含公文書,多由諸曹製作與運行,是釐定行政級别的關鍵資料。本文對涉及諸曹的公文簡牘進行分類,逐一討論"草刺"、"叩頭死罪白"、"君教"等文書中"曹"的性質與級别;以人名爲線索,對草刺文書中的諸曹掾史進行集成,對照同姓名者在簿書、公文中的身份記載,判定諸曹的級别爲縣級;在回應吴簡所屬官府級别的諸種爭議之後,得出其爲臨湘侯國檔案羣的判斷。本文的工作方法,期待爲長沙市中心出土其他批次簡牘性質的研究提供借鑑。

我国公文书证明力推定规则的审视和构建

《民诉法解释》第114条首次在规范层面规定了公文书的实质证明力推定规则。无论从比较法经验、民诉法基础理论还是我国的司法实践来看,不加区分地统一规定公文书的实质证明力的做法难以成立。鉴于公文书的形式证明力推定规则是实质证明力推定规则的前提,并且只有在处分性公文书中才会呈现形式真实和实质真实合一的现象,因此,可通过当然解释、限缩解释、体系解释等方法对《民诉法解释》第114条及相关公文书效力规范进行解释论层面的作业,并对事故认定书、裁判文书、法庭笔录等特殊类型公文书的证明力予以分析。在此基础上,以法官的自由心证为基本原则,以特定情况下的指示性标准为例外,可构建出我国公文书证明力推定规则的分层框架。

日本独立行政法人国立公文书馆运行机制研究

本文对日本独立行政法人国立公文书馆运行机制进行研究。以国内研究综述为切入点,并对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整体概况作出分析,重点阐述公文书馆内部运行机制,包括组织机构设置和人员分工、制度规范和业务流程等,从整体的角度介绍日本独立行政法人改革后国立公文书馆的外部运行机制。

日本国立公文书馆网上档案展览特点与启示研究

日本国立公文书馆网上档案展览建设起步较早,经验较为丰富。其以用户为中心的建设理念、多样的展览主题、对馆藏资源的深入挖掘、展览页面设计注重细节、全方位进行宣传的特点具有较大参考价值,可从制度保障与过程控制两方面总结对我国网上档案展览建设的借鉴与启示。

促进中国对外贸易的新工具——浅谈《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

近年来,中外民商事文书跨国流转需求随着我国对外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保持较高增长。2020年之前,仅我国与《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下称《公约》)成员间的文书领事认证量就超每年130万份,年均增速近15%。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相较跨国人员往来所受巨大冲击,跨国文书总量下降幅度较小,表现出较强刚需,体现了跨国文书对中外交往和经贸合作的重要支撑。

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新馆建设及启示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我国“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为了更好地发挥档案“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的作用,加强“四个体系”建设,笔者将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新馆选址、规划、建设等方面的经验进行梳理概括,希望为国内档案馆新馆选址及建设提供参考。

从清代公文书看蒙古语文与满语文的接触——以外蒙古地区公文书为例

蒙古文字作为满文的原型,给予满文的影响随处可见。但在满族人统治下的清朝,满语为国语、满文为国文的这一时代背景下,由于蒙古地区广泛使用满文,致使蒙古文公文书中出现了来自满文的多方面影响。通过对蒙满文两种公文书的比较研究,详细分析蒙古文公文书中出现的爵位职官名称、满文书写方式、满文批示等实例,可知清代外蒙古地区蒙文公文书,在一些固定名词的借用、个别书写方式以及签字批示等方面,均受到来自满文公文书的影响。

元代汉文公文书(文书原件)的现状及其研究文献

前言杉山正明曾经总结过,日本的蒙古史研究有两个新动态:石刻学的兴盛和文书学的兴起。关于前者,自1989年杨志玖指出日本元史学界出现'金石热'(相当于森田宪司所说的'石刻热')以来,迄今这方面的研究已取得稳步进展。关于后者,随着多语种史料的公布和发现,文书的整理、研讨工作正在推进。

公文书证的证明力体系构建论

无论是在理论上亦或司法实践中,公文书证都因区分为报道性公文书证和处分性公文书证而具有不同的证明力体系。我国目前的立法并未对公文书证进行分类,所有公文书证均适用统一的证明力规范,这既不符合公文书证的内在理论要求,也不满足司法实践的外部需求。为此,应借鉴域外的先进经验,将公文书证以立法形式科学分类为报道性公文书证和处分性公文书证。前者具备形式证明力但不当然具备实质证明力,其真实推定可以被相反证据推翻;后者同时具备形式证明力和实质证明力,其真实推定不能被相反证据推翻,当事人只有在特定前提下通过提起诉讼中止或再审申请来寻求救济。

简化跨境公文书认证程序 深化国际经济交流与合作

一、繁琐的跨境公文书认证程序阻碍了国际经济交流与合作随着近年经济全球化步伐的进一步加快,不同国家、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往来日益密切,随之产生的跨境公文书流动日益增多。这些公文书形式、内容多样,大到国家地区之间的贸易互联,小到公民法人的交易往来,很多都需要以一定的跨境公文书为载体,例如货物原产地证明、提单、出生证明、学位证明等。

里耶秦简所见秦代“计”类公文书

里耶秦简中有大量迁陵县等新地基层政务往来的公文书,其中亦有丰富的“计”类文书资料。依据简牍文书在日常行政中所起的功能为分类标准,可把“计”类公文书分为县廷下属诸官按时间周期编制的统计文书,及县廷制作的专项“计簿”文书。这两类文书虽在格式上存在明显差异,但也有着内在联系,即后者主要是依据前者制作而成。通过分析“计”类文书在县廷官曹机构间的运转情况,可以管窥秦代上计制度在地方基层运行的一般过程:列曹通过参与县廷期会的方式集中对诸官所上呈的统计文书进行核校;县廷令史或将计丞除了携带综合性的“■簿”文书到郡府上计外,还要呈送“计偕簿”——专项的“计偕簿”文书,以供郡府来核验“■簿”。在上计的过程中也体现了考课其功的精神,官吏待遇亦随之动态变化,由此可见秦代中央政府已建立了一套对新地吏有效的管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