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权力主体犯罪：应然的解说与实然的超越

内容提要刑法学界在探讨"国家机关能否成为犯罪主体"问题时,忽视了与国家机关一样依法行使国家公共管理职权的其他组织能否成为犯罪主体的问题同样需要探讨,为此宜以"公权力主体能否成为犯罪主体"取代"国家机关能否成为犯罪主体"的命题。在兼顾法人犯罪理论中英美法系国家实用主义刑法观重视公共秩序及福利的维持与大陆法系国家伦理性刑法观重视责任主义原理的基础上,我国刑法应同时考虑制裁法人犯罪性质、目的等因素,将公权力主体排除在刑法单位犯罪主体的范围之外。

公办学校的公权力主体及监察方式探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将公办学校管理人员纳入国家监察范围,必然引发公办学校公共管理权力的监督与约束机制的重大变革。文章通过对学校公权力监管的体制机制性缺陷分析,对照监察法律制度新规定,探讨应该纳入国家监察范围的学校公权力行使主体对象,提出适合公办学校管理规律的监察方式和程序建议。

行政犯罪分类理论反思与重构

我国行政刑法对行政犯罪的分类研究尚局限于刑法对其法益类别的规定,而忽视了行政犯罪的行政违法属性对其分类的意义。由于行政犯罪的主体不同决定着行政违法的性质和内容也不同,故宜以主体为标准将行政犯罪重新分为公权力主体行政犯罪、国家公职人员行政犯罪和管理相对人行政犯罪三类。新的分类符合行政犯罪自身的规律和特性,有助于行政犯罪的认定和适用及行政犯罪研究体系化。

重大疫情防控中个人信息的利用与限制

重大疫情防控中,公权力主体利用个人信息可以预测疫情发生、切断疫情传播路径,并为政府的防疫决策提供建议。但因公权力主体利用个人信息的正当性基础不清晰、利用个人信息类型不明确及权责不清晰,个人信息安全面临风险。为了保护信息主体的权益,公权力主体在重大疫情防控中利用个人信息的行为应当受到限制,需廓清公权力主体利用个人信息的正当化基础,确立区别利用原则,明确公权力主体利用个人信息的权责,以期平衡公权力主体在疫情防控中对个人信息的利用与限制。

论公法与政治文明

公法是调整公权力主体与人类共同体成员的关系以及公权力主体相互之间关系的法律规范系统。政治文明的主要标志是公权力代表共同体成员的意志和利益发生作用 ,在法律 (公法 )的规范和控制下正当、合法、有序地产生、取得、转移、分配和行使。公法对政治文明建设的主要作用是 :界定公权力的范围、确定公权力主体产生及公权力转移、交接和取得的程序 ;在各公权力主体之间分配公权力和协调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 ;规范公权力行使的条件、基准、方式和程序 ;确立对公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 ;为公权力相对人提供权利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