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吧国公堂《公案簿》看清前期巴达维亚与中国的经济往来

作为反映巴达维亚华人社会生活的一种重要档案资料,近年整理出版的吧国公堂《公案簿》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吧中两地经济往来的丰富信息。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清朝前期两地有着丰富的货物交流,侨汇和运输业也非常发达,而华侨华人在两地复杂而密切的社会关系更织就了两地之间稳固的贸易网络,形成其独特的贸易方式。

19世纪中期巴达维亚华人包税经营研究——以《公案簿》档案为中心的个案研究

本文利用正在整理并陆续出版《公案簿》档案的记载,结合相关的历史文献资料,对19世纪中期巴达维亚华人包税经营进行具体的案例分析,探讨这些案例记载背后的深层原因。

试析女婢在华人与其他民族交往中的媒介作用——以吧城华人公馆《公案簿》资料为基础

吧城华人社会中的异族女婢极少受到学界关注,然而由于其特殊的社会关系和群体地位,她们在华人与其他民族之间充当着相当重要的交往媒介。主要表现在:其一,直接介入华人婚姻,形成华人与其他民族之间的血缘关系;其二,诱使华人女子私奔、私通于异族家庭,促动非合法形式的民族通婚;其三,介入华人经济生活,在华人商贸往来中沟通双方;其四,沟通着华人与其他民族之间的文化联系,在双方文化交流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吧国公堂的房屋典当经营——以《公案簿》第13、14辑资料为中心的分析

论文主要依据《公案簿》第13、14辑的资料,从吧城华人典当房屋给吧国公堂的原因、基本程序和吧国公堂经营房屋典当的风险控制、相关收益等方面,梳理研究了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吧国公堂的房屋典当经营情况。结果显示,当时巴达维亚华人典当房屋的情况较为普遍,其与爪哇的经济发展遭遇危机及荷印殖民者长期实施的殖民剥削政策对吧城华人的经济生活所造成的双重压力有关;华人典当房屋给吧国公堂的程序较为复杂;吧国公堂采用多种风险控制手段,为其开展房屋典当经营活动提供了有力保障;吧国公堂的房屋典当经营活动,不仅对稳定当地华人社会起到了正面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公堂的日常管理工作提供了经费支持。

从《公案簿》新客资料看中国与巴达维亚之间的技术交流

荷印殖民政府控制下的东印度历来是华人移民的重要地区,但到19世纪上半叶由于殖民政府的政策变化,华人对该地区的移民表现出新的特征。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点是,荷印政府特别强调了对华人新客工匠身份和技能的要求。这一政策在大大遏制华人移民浪潮的同时,无疑也促进了中国与当地的技术交流。吧国(即巴达维亚)华人公堂留下的《公案簿》,保存着19世纪30至40年代有关华人新客入境的大量资料,它以丰富的案例具体细致地反映了以上问题。

吧城华人社会中的女性——以《公案簿》为中心的个案考察

吧城华人社会中的女性是一个很特殊的群体,她包括了中国去的新客、与华人通婚的番人、华人与华人通婚后产生的第二代土生华人和华人与番人通婚后产生的第二代土生华人。吧城华人社会中,女性的观念和地位等都与中国国内有很大不同。文章根据对《公案簿》中相关案件的分析,来揭示这一特殊的群体。

早期南洋吧城华侨语言使用情况研究--基于华侨历史文献《公案簿》

《公案簿》是重要的南洋华侨历史文献,呈现了早期南洋华侨社会生活,反映了华侨的语言使用状况,记录了中华语言文明的海外传承情况。本文据此研究吧城华侨的语言使用情况,梳理华侨内部、华侨与荷兰人、华侨与当地民族之间的语言活动,总结早期南洋华侨语言使用的特点。通过对早期吧城华侨语言使用情况的研究,进一步认识《公案簿》为代表的华侨文献的当代价值,包括语言资源价值、语言文化传承价值,尤其是以史鉴今、以史助今的镜鉴价值。

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吧城华人社会房屋租赁问题研究——以《公案簿》第1-14辑资料为中心

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不断到吧城的华人新客给当地房屋租赁市场带来潜在商机,一些具有投资意识的商人、宗族负责人和少数土著等群体开始涉足房屋租赁行业,出租房屋赚取租金。吧城华人大多限于资金而选择租房自住或做商铺,租房程序较为简单,大致包括租赁双方协商议定房租、签订合约,有时也会由中间商居间沟通达成租房协议。为了保证租房收益,房屋所有者会采取交纳押金、约定租期和交租方式、指定收租代理人以及申请吧国公堂调解等方式来控制经营风险。

吧国公堂的审案类别及特点研究——以《公案簿》为中心

18世纪末,荷兰殖民地巴达维亚的华人社会事务主要由当地华人建立的吧国公堂进行处理。整理、归纳吧国公堂的审案记录《公案簿》,发现吧国公堂审案具有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核心,受审案官个人阅历影响,同时在特定领域学习参考荷兰法律的特点。

19世纪中期吧城华人夫妇离婚案件探析--以《公案簿》第八辑为中心

《公案簿》相对集中地记述了吧城华人离婚案件,一定程度上再现了吧城华人的婚姻状况,反映了吧城华人婚姻习俗的传承和演变。19世纪中期,受当地文化与荷印殖民政府提倡的西方文化双重影响,吧城华人妇女相较于国内妇女,拥有婚姻自主权,婚姻思想更加开放。维持吧城华人社会秩序的吧国公堂,在审判离婚案件时,既努力保持和维护中华传统文化,又不可避免地融入荷印殖民地社会体系之中。

张弼士早期(1858-1881)商业经营活动探析——以《公案簿》为中心的考察

张弼士早年在巴达维亚与岳父温亚云开油米店,经过十年生聚,开始承应供给兵营、医院、学校、监狱、海屿等处的大米、生油、椰油、牛肉、牛奶、马草、食盐、铁桶、柴桶、桌椅、建材、衣裤等包税经营。在积累了原始资本,以及竞选吧国公堂职位无望的情况下,经营重心转向开办垦殖公司,开始了向实业投资的转变。

吧城华人公堂的纠纷解决机制——以《公案簿》为中心的考察

在荷印政府以华治华的殖民政策下,吧城华人公堂的纠纷解决实践,兼容了以调解为主要特征的东方经验与近代以审判为主要特征的西方智慧,形成了司法调解与审判衔接的纠纷解决机制。以吧城华人公堂的诉讼档案为材料,从公堂的官员组织体制、调解机制、审判机制着手,归纳总结了18世纪末期至20世纪初荷印殖民统治下吧城华人公堂的纠纷解决机制特征。我们在肯定吧城华人公堂纠纷解决机制合理性的同时,对其'权利保障'方面的不足也应加以关注。

吧国公堂档案所见之18世纪末闽粤出洋人中人制度——以“知见人”、“挂沙人”、“咹呾人”为中心

中人制度是法律史、社会史、经济史等领域关注的重要议题,本文利用《公案簿》材料,以"知见人"、"挂沙人"、"咹(?)人"三种常见的中人形式为中心,结合相关文献资料,对18世纪末吧达维亚闽粤出洋人的中人制度进行初步的分析,并试图在此基础上,对清代出洋人在东亚水域的跨区域经贸网络运作,提出一些想法。

近世闽南“海内外两头家”女性财产继承模式

明、清时期,闽南人从福建到台湾乃至东南亚开垦或贸易,通常是男性只身前往。他们在海外乏人照顾,结果在他乡又成立一个家庭,形成海外与家乡"两头家"的情况。涉及财产管控、资源分配这类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民间形成一套明确的书面规定,在民事上也有约定俗成的习惯法。本文依据张士箱家族契约文书与吧城华人《公案簿》,阐述近世闽南"海内外两头家"的女性财产继承模式。

试论吧城华人档案的内容与特点

本文先对吧城华人公馆的特点、分类及主要内容作一介绍,继而阐述了已出版的七辑《公案簿》的主要内容及其反映的时代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