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正传播论(1):新闻人本主义的兴起

在数字时代传播观念变迁的讨论中,重思政治哲学的“公正”问题是有意义的。就公正的立场而言,(1)新闻并无先验性的神圣,新闻理应为了人、属于人、回到人;新闻处于社会传播之中,新闻正义在本质上是社会公正的一部分;(2)新闻应超越专业主义的局限,将本体性从公共领域转向“国家、社会与公共领域的总体”——只有在这一总体性叙事之中,新闻才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持有完整的公正;(3)新闻人本主义的观念,将不满足于专业性、中介性和过程性,并使新闻业回归高度理性、高度责任感、高度职业能力的知识分子行业。

公正传播论(2):交往社会的来临

交往社会是由交往人与交往环境形成的关系总和,交往社会的理想是:一切社会成员,为实现公共福祉而理性交流;为此,公正传播应朝向善治,建设交往社会,并以此促进协商治理的系统演化。人与社会的理性是不完备的,数字交往存在“自反性沉迷”的底层逻辑并排斥异质性,平台公司的伦理缺陷与算法陷阱,是交往社会的敌人。交往社会是一种共同演化的运动,建设交往社会,要反思技术、媒介和人,也要追求法的精神、良好的治理、进步的政治文明。理想的交往社会具有五个特征:全景、实践、调谐、迭代、开放,建设交往社会亦应以此为准绳。

公正传播论(3):价值算法的使命

经由道德的反思、法治的规约而形成算法的改进,是数字平台践行传播公正的必然路径。在数字交往的意义上,算法的传播学本质是其意向性、制度性与反抗性。作为“推荐算法”的强应用领域,社交平台、内容聚合平台、搜索平台应在去偏见、反歧视、保证数据安全、保护个人隐私、避免数字成瘾等价值尺度上,以“价值理性”约束算法,消弭自身的合法性危机,奠定其传播公正性。为此,本文提出一种“价值算法”以对冲工具理性式的算法秩序——转向“人的需求”计算、祛除群体极化、建设社会协商环境,并提供了一系列改进算法价值观的解决方案。

传播政治经济学视域中的交往理性与公正传播

公正传播正逐渐成为当前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关键议题。在哈贝马斯那里,公共传播并非简单指具有公共性的传播,而是包含了更深层次的、基于交往理性的公正性维度。哈贝马斯以“交往理性”为核心范畴,通过揭示公共领域中舆论操纵的资本主义虚假传播本质,深入阐述了理性对话在促进公正传播和实现社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建构了一种以公众舆论、真理共识与对话共识三重理性规范为基础的公正传播理论。该理论强调传播不仅是信息交换的手段,更是实现个体自我表达和社会理解的关键渠道。这一理论探讨为我们理解公正传播与交往理性在数字时代的价值和定位提供了重要启示。

传媒影响力:在传播效率与传播公正之间

在当代传播实践中,影响力逻辑似乎已成为传播业界奉行的不二法则。但是,因为我们对此的理解存在着一定的偏差和误读,所以对传媒影响力的片面追求给当前传播实践带来了诸多让人忧思的问题。从理论和现实二个层面上对此展开较为详尽的分析之后指出:当前传播实践中普遍流行的影响力逻辑,在很多时候被人们简化成为了一种片面的传播效率论,它总是有意无意地回避对公共性、公正性等价值属性的回答。为此,我们只有深入研究传播效率与传播公正的辩证关系,才能准确而全面地理解当代大众传播的影响力逻辑,并以此有效地指导大众传播实践的健康顺利发展。

重新定义“专业新闻”

长久以来“,专业新闻”及“新闻专业性”的概念既不清晰,也不同一,西方传统的“专业主义”更是受到来自不同学术领域的质疑。如何在中国国情与制度体系下重构新闻专业性,如何在互联网颠覆新闻价值观的背景下重建专业新闻的意义,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本文尝试以公正传播为思想目标,厘清专业新闻的定义域,从核心目标、指导原则、实践取向和社会意义四个圈层阐释“专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