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诚信机制

当前,公民个人信息泄露问题日益突显,引发学界、实务界对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一系列讨论。在回顾已有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诚信机制的建设是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核心议题。应该从承诺制度、程序制度、责任制度、监督制度、档案公开制度等五大方面建构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诚信机制。诚信机制需要惩戒制度予以配套。完善惩戒制度,需要明确受惩戒的客体、惩戒的依据、实施惩戒的主体和具体的惩戒措施。对于信息卖方的惩戒,采取分级责任制,从而确保公民个人信息保护诚信机制的建设。

刑事侦查中的公民个人信息保护

大数据时代,公民个人信息多以网络数据的形式出现,加大了公民个人信息被侵犯、泄露的风险。刑事侦查机关凭借其优势接触着海量的公民个人信息,因此,必须在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方面起到标杆作用。在对当前立法和实践现状分析的基础上,发现刑事侦查工作中收集、存储、使用公民个人信息存在的不规范问题并分析其原因。加强刑事侦查中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应从完善法律、构建保护机制、加强监督以及权利救济等多角度综合发力。

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现实困境与突破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方便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而基于信息技术滋生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行为也逐年增长。相关部门虽然通过立法、行政、执法等手段对公民个人信息进行保护,但就现实情况来看,依然存在法律规制效果不理想、行政监管部门多元化、主管部门“缺失”及行政执法力度不足等问题,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现状堪忧;同时,由于公民个人的警惕性不强、维权意识薄弱,也使公民个人信息保护陷入困境。针对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现状,借鉴域外的保护模式与经验,完善我国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制度,以期实现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突破。

刑事电子取证中公民个人信息保护问题研究

网络时代的到来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便利,为了顺应时代的发展变化,2012年我国三大诉讼法中均增加了电子数据作为法定证据的种类之一。随着网络时代的发展也滋生了网络诈骗犯罪、网络传销犯罪、网络赌博等犯罪活动,导致公民个人在网上“冲浪”的同时也面临个人信息泄露的问题。这就需要侦查机关进行电子取证,而此时也可能侵犯公民的个人信息。所以,在电子取证背景下如何识别电子数据中属于公民个人信息,如何保护公民的个人信息是本文需要讨论的问题。

出售或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入罪的边界——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所保护的法益为视角

自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将个人信息纳入刑法保护以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范围一直存在争议。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所保护的法益是公民人格尊严与个人自由,从出售或提供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实质违法性角度出发,应当将个人信息限缩在具有危害该法益的"公民个人信息"内,且应当将行为目的作为该罪的必要要件。这一结论不仅对现行刑法的正确适用具有指导价值,而且对刑法进一步修订提出了期待;其要求在有效打击我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行为的同时,为大数据应用提供宽松的环境。

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实践与思考

公民对于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强烈需求及信息保护所具有的公益属性,使得公民个人信息保护领域成为检察机关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的重点领域.囿于该领域的案件特点及管辖问题,基层检察机关多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基层检察机关应提出公开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多元化的诉讼请求,以全面修复受损的公共利益.

人工智能时代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以全国首例利用AI实施的特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为视角

人工智能依托于互联网而发展,以大数据收集分析为支撑,是我们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热点话题。面对人工智能被不法分子用于实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现实危险时,做好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工作迫在眉睫。应当理顺人工智能与公民个人信息相关的基本法律问题,辩证地看待人工智能与公民个人信息保护之间的关系,明确人工智能时代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途径。

大数据背景下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研究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与进步,公民个人信息也在不断地被挖掘和收集,公民的个人信息保护问题面临着非常严峻的考验。与传统信息不同的是,大数据背景下的信息多以电子化的形式存在,对此类信息如何加强保护亟待解决。因此,文章就大数据背景下的信息概念进行简要分析,并对当前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存在的问题以及完善措施做初步阐述,以期减少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现象发生。

数据保护刑法路径的完善——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为切入视角

在数据与信息深度融合的大数据背景下,对公民个人信息这一抽象客体的保护,付诸实践层面就是对储存相关信息的数据进行保护。我国《刑法》第253条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进行了规定,但是在公民个人信息日益重要且面临风险日益增加的社会背景下,《刑法》的保护仍有所欠缺。为了满足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现实需求,完善数据保护的刑法路径,应当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补充增设新的犯罪行为模式,并针对特定主体设置过失犯的犯罪形态,这两处增补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同时也并不违背我国刑法的谦抑性原则。

大数据侦查模式下的公民个人信息权保护研究

大数据侦查模式具有诸多传统侦查模式无可比拟的优势,包括能够主动开展侦查活动、有效提高破案率以及保护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避免刑讯逼供等。但是,大数据侦查模式也容易与公民个人信息权保护发生冲突,容易造成对公民个人信息权的侵犯。因而要通过出台相关法律、规范有关信息获取使用程序、加大侵权行为打击力度以及提高侦查人员思想认识等途径来进行规制,从而指导大数据侦查模式更好地发展。

基于个人信息保护的电信诈骗综合治理研究

电信诈骗以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为前提。低成本、高收益是其多发的驱动力所在。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不完善和执法不到位,导致非法收集、提供、出售、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大量存在,客观上为电信诈骗的实施提供了便利条件。应以强化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立法与执法保护为主要路径,并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实现电信诈骗的综合治理。

劳务人员个人信息保护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办案思考

检察机关在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时,要坚持源头治理、全链条打击,严惩上下游关联犯罪。同时,依托检察一体优势,注重发挥刑事检察和公益诉讼检察双向合力,向法院提起刑附民公益诉讼,提出精准的公益诉讼请求,输出高质量的法治宣传产品,进而筑牢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司法防线。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犯罪对象研究

正确认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需要以刑法规定价值取向为逻辑起点,合理限制公民个人信息的范围。在圈定公民个人信息范围时,应当兼顾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和信息利用两方面利益,适用适当刑法手段维护社会安定和发展。正确解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罪对象公民个人信息,应始终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和刑法谦抑性原则,还要准确认定犯罪阻却事由。"公民个人信息"的范围界定不能太窄也不宜过于宽泛,而且要用发展的眼光动态地看待这个问题。"公民个人信息"范围大小直接由"国家有关规定"决定,"国家有关规定"的内容应该在刑法总则第96条规定的范围内进行解释,过宽的解释不仅有害于信息经济,更有悖于罪刑法定原则和刑法谦抑性原则,部门规章不应包括在内。

个人信息保护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的质效提升

个人信息侵权类案件中,信息传播链条长、受侵害人数众多,且涉及多个行政主管部门,当检察机关以行政公益诉讼切入公民个人信息保护领域时,应当围绕行政机关法定职责准确把握被监督主体,沿着信息传播链条全面调查公益受侵害的情况,并提出针对性、可操作性、可诉性的建议,但又不僭越行政机关的“首次判断权”。检察建议发出后持续跟进监督,充分运用调查问卷、走访群众等方式客观、全面评估公益修复效果,形成检察机关牵头、社会监督与群众监督参与的成效评价机制。

智能化时代个人信息刑法的逻辑与改革——基于刑法契约化的分析

个人信息犯罪在智能化时代的崭新特征,强烈冲击着我国刑法中传统的规制体系。当前个人信息刑法保护规范的逻辑边界之争颇多,而在强调公平正义的共享发展理念下,法治中国更需发挥刑法契约在弘扬人权、保障安全、平衡利益和优化秩序方面的作用。针对立法和司法中尚存的权益保障不足、责任认定失位、刑罚过厉等,在国家与国民之间的共享法治难题,有关刑法改革应全面保障信息自由,坚守保护个人信息自主权和信息合理使用秩序的合正义平衡原则,严格限定主观意图和情节等方面的标准。在逻辑转向上,从国家管控主导走向服务国民的模式,再从罪刑法定原则的一元论到二元论,即在保障权利的前提下防治公权力滥用,可谓个人信息刑法现代化的改革创新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