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民人权的法治保障探讨

生存权和发展权是公民的首要人权。公民的发展权是一项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实现发展权是整个国际社会的共同义务。中国公民人权保障的基本状况是:公民人身权利保障得到落实,发展权利保障得到实现,特殊群体权利保障体系不断完善。中国公民人权保障的主要法治举措是:完善人权保障法律体系,实施人权保障行动计划,健全人权保障司法救济制度。

以权利看待民主:人权与公民权在现代民主制中的核心地位刍议

在现代政治中,"人民的统治"和选举投票常被当成民主的同语表述。然而这两者只是反映了民主运行的表面特征,而未能揭示其核心价值和伦理根基。不同的是,人权和公民权价值论证了民主合法性根基,并揭示了民主(特别是现代民主)与其它政治制度的根本区别,从而构成了现代民主的核心要素和价值。在学理层面,权利核心价值贯穿于目标逻辑、主体逻辑、程序逻辑这三个相互关联的现代民主基础性结构。在制度层面,权利的保障和救济是现代民主国家的核心目标,并在实现民主制的改进弹性和法治化这两个路径上巩固和发展着民主制。

论中国公民人权宪法司法救济制度缺失的原因

完善我国的人权保障机制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其中既有完善各项人权保障的具体立法的问题，又有宪政文化建设等问题。而宪法进入司法，建立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司法救济制度无疑是这一系统工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现代法治精神的基本要求是“有权利就有救济”。宪法的核心和最高价值在于保障公民的人权，

论新刑法对人权保护的强化

我国新刑法在1979年刑法的基础上强化了对公民人权的保护，体现在强化对直接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犯罪的惩罚、明确规定罪刑法定原则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强化对犯罪受害人的法律保护等方面，从而有效地从刑法方面加强了对人权的保护．

警察行政处罚权与人权的博弈

随着法治现代化的不断推进,人权保护逐渐成为当今社会发展的主题之一,警察行政执法领域中的人权保护更是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警察行政处罚权是“限制”还是“扩大”是正在审议中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讨论的焦点。在现代社会,警察作为管理者的强大权威,在其执法过程中不断暴露出来的对公民人权的侵犯。这个问题越来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人们对警察行政处罚权的“扩”还是“限”的问题展开了广泛的博弈。从某一个层面上讲,博弈的目的就是为了在扩权和限权之间寻找合理的平衡。

刑法:善良公民的“大宪章”

人权刑法保护问题,不仅是极为复杂的问题,而且也是无法回避的问题。然而,国内学界对此专论寥寥。首先界定了人权的概念,然后简述了人权的三种基本形态。并认为,刑法保护人权,乃刑法的内在价值和固有机能。剖析了1997年刑法典对一般公民人权予以保护的现状,认为它不愧为"善良公民的大宪章"。若想真正实现人权由法定向实有的转化,就应在司法实践中切实贯彻罪刑法定原则。

法国大革命前期的“公民”用法问题

"公民"的用法在近代法国一直很混乱。《人权与公民权宣言》制定之前盛行"公民",既用以批判专制王权,又糅合平等享有自然权利的人,旨在满足第三等级对公民平等与等级秩序的双重需求。《人权与公民权宣言》制定者轻视"公民"混乱用法的严重性,把"公民"与"人"相嫁接,使之沦为表达和实现人之自然权利的工具,以至于把这种混乱转移到人与公民之间。随后,法令尤其是1791年宪法突出"积极公民"的社会政治地位,但进一步激化的社会矛盾和派系斗争使之流于形式。革命精英们一方面漠视"公民"的混乱用法,反而以此作为推翻旧体制和建立新体制的行动指南;另一方面不重视人之为人在法律上的平等地位,只是借用"公民"语词鼓吹虚假的政治参与。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关于互联网权利的最新决议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The 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uncil）近期通过了一项新决议，主要涉及公民互联网人权的促进和保护议题，它将公民的互联网人权和发展联系起来。该决议被认为是联合国第一项将公民互联网人权与公民人权平等对待的协议。

公民不服从及美国宪政的生成和维护

梭罗独自挑战的行为未能终止墨西哥战争,而马丁·路德·金的集体行动成功地使黑人获得了选举权,使学校和其他公共机构实现了种族融合。公民不服从虽不尽完美,却是一笔宝贵的资源,深深植根于美国的历史和宪政中。

监视居住措施及其适用

《刑事诉讼法》经再次修正后颁布实施,各界对修正案的讨论焦点将转为如何评价修订成果和如何适用新规范,这对于新《刑事诉讼法》的发展走向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本刊特别约请刑事诉讼法研究专家对新《刑事诉讼法》的立法模式、监视居住措施、附带民事诉讼、特殊侦查措施、专家参与诉讼制度和强制医疗程序等进行评论,并提出适用方面的建设性意见,为新《刑事诉讼法》取得良好的适用效果贡献智识。

警惕道德恐怖主义弥漫

道德恐怖主义风靡带来的更深刻的危害,即它更多的时候并非是阻碍真相,而是根本不在乎真相。

刑罚的本质与国家刑罚权的根据新论

刑罚不仅是制裁犯罪的措施,更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国家的法律制度与公民个人基本权利之间的关系。正是因为犯罪行为侵害了国家的法律制度和全体公民的基本人权,国家"迫不得已"运用刑罚来维护国家法律制度的正常运行,并保护包括犯罪人在内的全体公民的基本人权。国家正当运用刑罚权的逻辑标准是其他法律部门已不能有效调整的行为,如果不对其动用刑罚,国家法律制度就会崩溃;实践标准是社会普通民众的容忍度,即社会民众普遍感到不用刑罚调整,自己的基本权利就会受到威胁。

刑讯逼供的社会危害及其根治对策

刑讯逼供作为一种犯罪行为,不仅侵犯公民人权、有悖法治文明、破坏程序正义、影响司法公正,而且损害司法机关形象、亵渎国家法律尊严,社会危害极大。必须综合施策、对症下药,坚决予以根治。一、刑讯逼供的社会危害（一）侵犯公民人权,有悖于现代法治文明。我国宪法第33条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而刑讯逼供是在证据不足或者没有的情况下,逼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做出于己不利的供述,这显然是对宪法规定的基本人权保障原则的严重践踏，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伤害和人格侮辱。更甚者，直接将人犯致伤、致死。这种野蛮、落后的审讯方式反映了我国封建传统的法律思想，是封建文化的糟粕，它还有损于中国在国际人权领域的形象，是对现存法律规范的严重违反和公然对抗，有悖于现代法治文明，我们应当坚决弃之。

准确认识“五四”启蒙运动的伟大意义

“五四”启蒙运动与法国启蒙运动之简单比较 ,它所面临的严峻局势 :一方面是民众的远未觉醒 ,如何消除浓厚的奴性主义意识 ,树立人权与公民的观念 ,必须花费巨大的努力。另一方面是它的根本任务 ,在于要建立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现代文明秩序 ,这样就必须批评与消除传统文明中陈旧和过时的东西 ,因此就必然会触犯死命维护它的腐败的权势者 ,受到他们猛烈的反对、攻击和迫害。这样的形势必然会出现激进主义思潮 ,以便更好做到发聋振聩。陈独秀与鲁迅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 ,其实他们对于中国传统文明的见解 ,也还是具有相当全面的观念。而不同于此种范型的杰出启蒙主义者蔡元培 ,则提出了“思想自由”和兼容并包的主张 ,这对于启蒙过程的长期性来说 ,应该是更为适应的。林毓生认为“五四”启蒙运动 ,是全盘否定中国的传统文明 ,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 ,则是由它发展而来 ,此种见解并不符合历史进程的实际情况 ,不过他提出了一种很值得加以认真讨论的见解 ,这有利于推动学术研究的向前迈进。

用好数据新闻,讲好法治故事

随着中国法治建设飞速进步,各项保障公民人权的法律制度相继出台和实施,其中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新闻侵权的多项司法解释为主体的具有普遍适用效力的新闻侵权规范,党委宣传部门作出的临时性、阶段性新闻宣传的指导性政策等,对防止新闻侵权、保护公民的精神权利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诸多的新闻规则和报道禁令,无疑对新闻报道工作产生了诸多不便,如大量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事件不能及时报道,使法治新闻的报道面相对狭窄,影响力不大。

“五四”启蒙运动评价之正误

美国学者林毓生在《中国意识的危机》一文中提出的观点很值得加以商榷,"五四"启蒙运动所面临的严峻局势:一方面是民众的远未觉醒,如何消除浓厚的奴性主义意识,树立人权与公民的观念。另一方面是它的根本任务,在于要建立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现代文明秩序。此种形势必然会涌现激进主义的思潮,企图更好地做到振聋发聩,迅速地解决问题。陈独秀与鲁迅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而不同于此种范型的杰出启蒙主义者蔡元培,则提出了"思想自由"和兼容并包的主张。这对于启蒙过程的长期性来说,应该是更为适宜的。

略论1789年《人权与公民权宣言》诸提案中的财产话语

在为制定《人权宣言》而出现的众多提案中,"财产"作为权利话语不可或缺的部分而存在。不同的提案作者从自然法传统及18世纪的思想中汲取养分,进而形成了不同的财产话语。以西耶斯为代表的一些提案作者,使用"权利-自由"的语言,强调财产是一种不可侵犯的自然权利,强调人们可以自由地行使这一权利。也有一些作者,认为不受限制的自然权利可能会带来无政府状态,他们强调权利和义务的对等。财产的权利也要受到相应义务的限制。而色贡德和马拉则更关注财产的不平等,他们认为财产的权利要服从正义的原则,因此,应通过法律调节分配以消除不平等,实现正义。提案中的财产话语不仅对1789年《人权宣言》产生影响,还随着大革命的展开为不同的革命者所借用。

十八大报告的宪法思维探析——一个宪法学视角

党的十八大报告贯穿着宪法思维,它不仅体现了我国宪法的精神和原则,而且把宪法的精神和原则发扬光大。保障人权和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宪法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从确实保障人权和公民的基本权利的角度出发,对我国公民的生存和发展的美好前景进行了部署。对权力进行制约,以保证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是宪法的一项重要原则,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用制度制约权力,防止滥用权力,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