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征信合规治理路径——基于法经济学分析

引入征信合规治理企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能够有效阻却刑事责任归咎、预防企业刑事犯罪风险。法经济学视阈下,治理企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司法机关应当引导罚金刑转向征信合规建设上,实现合规正向激励。企业应当建构征信合规制度,破除信息交换过程中的“囚徒困境”,同时区分一般信息和征信信息的合规有效性程度及成本边界,达到预期合规成本与收益的边际效益均衡。建构企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征信合规制度要基于成本效益均衡理念、秉持类型化建构以及明确合规刑事责任的减免。

莒南警方成功打掉一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团伙

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公安局全链条打掉了一个利用免费小礼品骗取老年人个人信息进行倒卖牟利的不法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2名,查扣涉案手机223部,电脑主机7台,相关设备6台,涉案金额300余万元。冒充平台地推专坑农村老人。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司法困境及其解决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电子商务的发展,公民个人信息背后所承载的价值利益也在与日俱增,针对公民个人信息实施的违法犯罪行为呈现出高发态势。《刑法修正案(七)》增设的"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和"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对于遏制非法泄漏、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行为,切断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产业链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由于立法规定的概括性和"应急性",导致对于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规定在司法操作过程中存在诸多困惑性问题,诸如对于"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认定尚无明确界定,为了有力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行为,有必要对于打击此类行为的罪名进行优化与完善。

治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之刑罚替代措施

从现有的治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措施看,刑罚承担着主要角色,且是持一种严罚态度。严罚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威慑作用有限。为了实现治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最佳效果,需深入研究该种犯罪的生成模式,分析刑罚规制之不足,并从中寻找刑罚替代措施。不同的刑罚替代措施在治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存在差异。刑罚替代措施的不彻底性决定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在信息社会存在的必然性和不可避免性。治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对策只能定位为控制犯罪,而非消灭犯罪;在适用刑罚替代措施的时候,需进行"成本—效益"评估;治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应重视公众参与。在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予以刑罚规制的时候,应有所宽容、有所例外。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研究

信息社会背景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现象日益严重。刑事立法顺应了惩治此类犯罪的社会需求,将该类行为入刑,但相关规定还应加以细化、完善。刑罚预防应当与犯罪预防相结合,只有做到事发前预防、事发后严惩才能真正遏制住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事件的频发,从而真正做到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严密保护。

互联网时代惩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困境与出路

在互联网时代,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呈现出诸多新情况、新特征,主要表现为犯罪数量的高发性、犯罪实施的便利性、犯罪主体的多元性、犯罪行为的智能性和犯罪危害的广泛性。受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影响,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升级,对侦查、惩治、防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之我国缺乏统一的《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法》,《刑法》的相关规定还存在许多疏漏与不足,从而导致惩治该类犯罪面临着诸多现实困难。为了应对严峻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应当确立适应互联网时代要求的刑事政策,完善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立法规定,明确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司法适用标准,加强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法律监管与执行,加强惩治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国(区)际合作。

网络服务提供者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刑法分析

《刑法修正案(九)》完善了有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必须以"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为前提。非法的公民个人信息不属于刑法保护的对象。单位网络服务提供者实施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犯罪的,按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定罪处罚。网络服务提供者非法出售或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据是否利用工作便利进行分别处理。网络服务提供者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是一种纯正的不作为犯,必须在致使用户信息泄露,造成严重后果时才构成犯罪,而且主观罪过是故意。网络服务提供者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与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之间是想象竞合而非法条竞合。

侵害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问题探析

侵害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问题已成为当前亟需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巨大的市场需求和利益驱动而违法犯罪成本低、个人信息法律保护体系不健全、个人信息安全素养低下是导致侵害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的原因。因此,要预防和控制侵害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就要多措并举。要开展个人信息源头治理,加强行业自律,加大对侵害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的打击力度,提高其违法犯罪成本;要建立和完善健全的个人信息法律保护体系,用法律为个人信息保护保驾护航;要加强个人信息安全教育和宣传,培养和提升全民个人信息安全素养,形成个人信息保护的第一道防线。

“互联网+”时代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防控路径

"互联网+"时代,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呈现出:个人信息涵盖范围广、被侵害数量大、被用于谋利等违法犯罪活动、单位"内鬼"成为行为主体之一、被害人群体化、共同犯罪趋势较为明显与刑罚轻缓化等特征,形成了复杂的犯罪链条。而部分网络行为主体自身道德伦理缺失,监管制度不到位,个人信息利益化以及网络群体特殊心理是导致个人信息被泄露的重要诱因。为此,在宏观上,要构建"互联网+"的伦理道德,净化网络空间;中观上,要加强多部门的联动治理,落实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微观上,不断提升公民尊重个人信息的意识和自我保护的能力。须设立《个人信息保护法》,健全个人信息法律规范体系,构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综合治理体系,最大限度地保护个人信息。

刑事诉讼视野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立案管辖研究

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案件,无论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还是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有实施本罪行为的,都应由公安机关立案管辖;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案件也应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两罪都不属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案件范围,如果符合自诉案件条件的,都是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刑事案件。

大数据时代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研究

大数据背景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多发且呈现出新的特征。《刑法修正案(七)》是我国刑法明确保护个人信息安全的肇端,而在《刑法修正案(九)》中,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两项罪名修改整合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然而,在司法实践中认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时还存有一些难题,如未准确界定犯罪对象、在界定"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时遇到障碍、未明确"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等。因此,应准确界定犯罪对象、排除界定"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时遇到的障碍、明确"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加快完善刑法及相关法律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规定。

论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刑法规制——以《刑法修正案(七)》第7条为视角

《刑法修正案(七)》在刑法第253条增设了"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两款罪侵犯的客体为公民个人信息的管理秩序和他人的合法权益,犯罪对象为公民的个人信息。第一款罪主体为特殊主体,第二款罪主体为一般主体。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实施了出售、非法提供个人信息或非法获取。前罪的行为方式主要包括出售、违规披露、非法利用等;后罪行为方式包括窃取、收买等。两罪的主观方面为故意。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体系性建构——以《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为分析范本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再次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纳入修改的范围,此次修改扩大了惩治范畴,进一步规范了立法用语,但在解决部分争议、完善法条设计的同时衍生出多个问题。《草案》第16条第一款与第三款间的设置不合理,《草案》第16条第二款依第一款规定进行处罚将导致罪刑设置上的失衡,出售属于提供的同义反复及犯罪行为规定不够全面等。因此,有必要对《刑法》第253条之一进行重新建构,以建立全面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体系。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探析

鉴于我国目前法律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入罪并用刑法进行规制才刚刚迈开了两步,在理论和实践上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探讨。在民事赔偿和刑事制裁之间合理设置行政处罚作为合理的缓冲,做到真正的行为危害性大小与处罚轻重相一致。另外,对该罪刑事追诉方式可以参照虐待罪的规定对情节较轻的适用告诉才处理的方式,对于情节严重的依然是公诉的方式,做到区别对待。

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现状及其防控

现阶段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表现出犯罪数量剧增,被侵害信息种类庞杂,犯罪主体日趋多元,犯罪方式向产业化发展,被害人对侵害事实难以快速反应等特征。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防治难题在于个人信息保护的规范体系尚未完善,犯罪客体存在争议;犯罪构成要件认定中"违反国家规定"要件虚置,"情节严重"认定标准不一;案件侦破难度加大,实际处罚力度不够;行政监管失位,被害人维权动力不足。防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应当形成统一完备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精准认定犯罪构成,增设专门监管机构,拓宽救济途径,加强企业合规建设,促进信息行业的自控自律。

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侦查研究

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常见手段有利用非法QQ群、假借公司名义、利用职务便利非法窃取、收集和交易个人信息。其作案流程是"上家"非法获取被害人的个人信息,"中间人"联系"上家"和"下家",促成交易,"下家"收到公民个人信息后进行各类非法活动。其案件特点有作案团伙化趋势明显,作案手段逐步智能化;衍生犯罪多,社会危害性大;犯罪成本低,犯罪收益大。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侦查应致力于分析下游犯罪,寻找泄露源头;切断利益链条,断绝资金流动;加强打击力度,建立监控体系。

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司法适用——以《刑法修正案(九)》为视角

《刑法修正案(九)》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进行了修正,将本罪的主体修改为一般主体,并规定对特殊主体要从重处罚,扩大了对公民信息的保护范围。但"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三个概念尚存争议,对此,应尽快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对公民个人信息的范围进行界定,明确本罪"情节严重"的含义,同时,完善前置性行政法律法规的设立,处理好刑法和前置性行政法规的关系。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刑法规制研究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是指以公民的个人信息为对象进行犯罪从而达到获取利益之目的的行为。大数据时代使得个人信息渐趋透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也随之呈现出日益蔓延的态势,对公众权益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具有多变性与隐蔽性、低投入性与高收益性、广泛危害性与规模性、主体身份特定性等特征,主要包括非法获取、非法提供、非法出售、非法利用个人信息等行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日益猖獗,但相关的法律法规却分散而滞后,甚至存在着源头治理模式失效、刑罚设置有缺陷的问题。因此,必须加快统一的《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制定,将非法利用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纳入到刑法的规制范围中,并立足实践促进刑罚的合理化,争取能形成完整有效的个人信息保护机制。

错录公民违法犯罪身份信息引发问题的思考

互联网的发展,"大数据"信息化的运用,极大地提升了公安机关打击、管理、服务的效能,但是错录公民违法犯罪身份信息不仅造成了无辜群众工作和生活的不便,侵犯了公民的权益,而且严重影响了公安机关执法形象和公信力,应引起各级公安机关领导的高度重视。要本着"执法为民、有错必究"的原则,从强教育、改错误、借科技、建机制等方面纠正错录公民违法犯罪身份信息,提升数据准确率,更好地为社会和谐与稳定服务。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刑罚适用问题研究

《刑法修正案（七）》将出售、非法提供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行为确定为犯罪。但实践中因侵犯个人信息被追究刑责的人并不多见，而公民信息被泄露、相关权益被侵犯的事件依然层出不穷。对近年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刑罚适用中的疑难问题进行分析，通过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刑罚配置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在刑罚适用方面对拘役刑的适用、罚金刑数额的裁量根据和单位犯罪责任人员刑罚的适用三个问题进行阐述，并提出自己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