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健康中国战略目标下公民健康权的国家促进义务——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背景

健康中国战略目标下公民健康权的国家促进义务立足于公共健康,以维护公共卫生安全为核心目标,在整体上促进医疗卫生与健康事业的发展,是国家保障公民健康权的最高义务形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公民健康权国家促进义务的合理性基础在于,公共健康实践中的伦理责任是生成国家促进义务的“驱动力”,而全球化背景下频发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公民健康权仰仗国家促进义务的重要“催化剂”。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公民健康权与国家促进义务是双向互动的关系:一方面,公民健康权的发展需求是激活国家促进义务的积极推动力量;另一方面,国家促进义务是公民健康权实定化的刚性介质力量。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公民健康权国家促进义务的建构要求具体包括:建立基础性健康促进制度的基层要求,采取全方位全周期健康促进手段的中层要求,实现健康中国战略布局下健康促进目标的高层要求。

公民健康权实证化的困境与出路

《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三稿草案都明确规定公民依法享有健康权,这表明中国健康权实证化的新时代即将开启。健康权的实证化面临两重现实困境:健康权的概念争议带来的正当性困境和中国宪法依据不明导致的合法性困境。因此理论上必须夯实健康权的法理基础和宪法依据。世界人权机构对健康权的官方阐释为健康权界定和立法限定提供了权威参考,同时健康权构成中国宪法中的未列举权,其文本依据可依循普遍意义上的健康权概念和作为基本权利所具有的功能体系相互关联而推导出来。进而健康权作为一项公法请求权,可从权利的享有主体、义务主体和权利内容呈体系地展开,为相关立法的制度表达提供依据和要求。

和谐医患环境与公民健康权保障体系之构建

医药卫生资源配置的不合理以及效率的失衡是导致现阶段我国公民健康权难以实现有效保障的原因。医疗机构在促进医药卫生资源合理配置并体现其公平性方面通常是无效率的,国家应积极运用法律与政策手段,实现其公平性的复位,以满足建设和谐医患关系和公平社会的需要。

公民健康权保障与药患关系刍议

在公民健康权保障体系中,医药资源配置的不合理以及效率失衡是导致现阶段我国公民健康权益保障不力与药患关系不和谐的重要原因。医疗机构药房或零售药店在促进医药资源合理配置并体现其公平性效率方面尚显不足。国家应积极运用法律、政策等手段,合理配置医药资源,以满足公民健康权的保障与和谐药患关系建设的需要。

我国公民健康权的保护之伦理解析——基于《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

近些年,我国在“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健康服务”发展理念的指导下,提出“健康中国”战略。而将健康伦理的理念真正保障得以落实就是入法,2020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以下简称《卫健法》)正是将健康伦理的理念法制化。依据健康伦理理念中关键词“健康权”而言,《宪法》的一系列法律规定虽然可以推导出健康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但并没有明确条文规定健康权为基本权利,而《卫健法》的立法亮点之一就是把保护公民的健康权首次入法;《宪法》中健康权的内涵外延也不够明确,而在《卫健法》当中对健康权有了更加细致的规定。因此,通过研究《卫健法》中对公民健康权保护的伦理责任非常重要。首先,了解公民“健康权”首次入法的法律与伦理背景;其次,明确健康权入法的伦理基础;最后,要研究实现健康权所要注意的问题。

“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一种新解释——基于公民健康权的视角

“看病难、看病贵”问题被视为我国医疗卫生体制的疑难杂症而备受社会关注。医生收红包、开大处方、乱收费、一号难求、医患关系紧张等现象已成为看病“难”与“贵”不争的事实,严重损害了公民的健康权益。可以说,“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不仅是公民对我国医疗卫生服务现状的直接感受,更是公民健康权益弱化的综合反映。保障公民健康权,提高公民的健康福祉非常重要。

公民健康权的制度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健康是幸福生活最重要的指标。”公民健康权作为一项受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既保护公民身心健康,也是筑牢健康中国战略的基石。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应加快卫生健康法治建设,为人民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

在迎战疫情中保障公民健康权

自古以来,人类就时常遭到传染性疾病的侵袭。2020年的岁末年初,新型冠状病毒来势汹汹,危害之大,影响之广,是人们始料未及的。而从人权的角度来说,这是对公民健康权的严重威胁、严峻挑战。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公民的健康权。2017年9月29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健康事业的发展与人权进步》白皮书,开篇申明:"健康是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健康权是一项包容广泛的基本人权,是人类有尊严地生活的基本保证,人人有权享有公平可及的最高健康标准。"白皮书作为政府立场的正式表述,与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决定批准的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一脉相承,高度一致。该公约关于健康权的第12条第一款规定:"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权享有能达到的最高的体质和心理健康的标准。"

公民健康权视域下我国基本药物制度探析——兼论《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草案)》之“药物保障”

基本药物制度是我国药品供应保障体系的核心。本文从公民健康权的角度出发,详细论述公民健康权与基本药物制度之间的关系,并以此探析我国基本药物制度未来的发展方向,在保持基本药物主导地位的基础上,以保障公民健康为核心,以促进合理用药为目标,探索部分基本药物全额保障方案与基本药物"五统一"政策。

试论公民精神健康权的宪法保障

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现阶段因为精神健康出现问题而自杀的人生不断上涨，这就促使我们需要去思考这些自杀背后折射出来的信息。物质生活的极大满足，人们除了身体健康之外，都需要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健康。精神健康对于我们生活的意义不言而喻，一旦精神健康出现问题，不止身体上会有不适，更严重的会导致出现自杀的倾向，比如媒体报道，很多人就是因为精神出现了疾病，才会选择自杀。这时候提出公民精神健康权的概念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作为一种人权的存在，公民精神健康的外延应该大于心理健康权、精神安宁权等民法领域的具体人格权，其内涵就是国家保护公民在精神上不受他人侵害的一项基本权利。因此，让公民精神健康权入宪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是本文主要的论述所在。

“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生命伦理学分析

卫生健康工作理念、服务方式“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是健康中国的一项重要举措,这一转变内含丰富的生命伦理学意蕴,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其生命伦理学意蕴在于:第一,体现了对患者作为一个整体的、生理-心理-社会相结合的人的尊重,亦即对生命的尊重;第二,是对万亿年来人类进化发展规律的敬畏,亦即对人作为大自然进化产物的敬畏。在此基础上提出“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公民个人、医疗卫生行业、政府三个层面的生命伦理学路径,可以有效指导实践。

个税大病医疗专项附加扣除的功能与问题对策

《个人所得税法》所规定的大病医疗专项附加扣除,是国家为了实现公民健康权、防范“因病返贫”、帮助家庭共担风险的重要制度设计,但在其扣除范围、扣除标准、扣除主体和监督机制等方面,存在一些日渐凸显的问题。我国应当扩大“大病”范围,优化扣除的标准,扩大扣除的家庭成员范围,设立特殊群体的差异化机制,加强对大病医疗专项附加扣除的监督。

老年人健康权理论逻辑及实现

我国公民健康权近几年受到广泛关注。但老年人健康权在我国健康权规范体系中处于边缘化地位。自由权向社会权转移是老年人健康权源起的理论基础,全球老龄化社会治理使健康成为核心要素,国际人权行动的推动为国家保障老年人健康权的实现提供了制度契机。

论卫生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卫生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医药卫生方面的行为规范的总和,是调整人们在生活卫生和生产卫生活动中新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卫生法对于保护公民的健康、民族的兴旺发达;保护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推动医药卫生事业和医学科学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促进国际卫生合作和交流等方面,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理应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行业治理的技术支撑——美国医疗卫生服务标准化观察

美国医疗卫生事业为3亿多美国人提供服务。其经济规模占该国GDP总量的20%左右,与世界各国相比,其体量之庞大无出其右者。但整体看,美国医疗卫生行业服务秩序井然,质量和水平也非常高。观察发现,标准化为该国医疗卫生行业治理提供了强大且有效的技术支撑。

政府购买公共卫生服务的法律规范

政府购买公共卫生服务是保障公民健康权的重要途径。卫生行政机关是公共卫生服务购买主体,各类医疗卫生服务机构是承载主体,两者之间达成行政法上的政府购买协议。该协议具有合同性与行政性的双重属性,既要按照民事协议上的权利与义务履行,也要按照行政法上的法律规范实施。因此,应当明确购买主体与承载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通过法律保障政府购买公共卫生服务的公共利益目的。

浅论法的阶级统治职能和社会公共职能

在我国,一般说来,人们往往只了解法的阶级统治职能(也称政治统治职能)。很少了解社会公共职能(也称社会职能)。在全国大力普及法律常识的今天,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法的阶级统治职能和社会公共职能进行探讨,以求提高认识,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建设。 一 什么是法的阶级统治职能呢?法的阶级统治职能,主要是指法执行镇压敌对阶级的反抗,调整统治阶级的内部关系和统治阶级与同盟者之间的关系,贯彻有利于统治阶级的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的一些措施,维护统治级阶的阶级统治,实现统治阶级的专政。什么是法的社会公共职能呢?按照马克思的话说,法的社会公共职能,就是指法执行“由一切社会性质产生的社会公共事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第432页)通俗地说,法的社会公共职能,就是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

浅谈如何在开发和利用课程资源上锻造自己的教学风格

新课程改革,对思想品德学科教学提出了良好的机遇和严峻的挑战。一方面,新课程改革要求教师在对待教材时,应该＂用教材教＂,而不是＂教教材＂,教师可以因地制宜,灵活机动地使用教材。而且随着课程管理权限的逐渐下放,校本课程在我国各地区迅速发展起来,学校教师的主动地位和作用越加突现出来,教师可以自主地进行课程资源的选择与开发,调动自己的优势和特长,发展自己的长项,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的实践和反思

目前,我国已基本形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管理体系,但是实践中仍然存在对公民生命健康权的“保护不足”以及对人身自由权和财产权的“过度侵害”问题。基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传统“侵害人”—“被害人”二元结构侵害体系的差异性,单纯依靠行政紧急权力的传统理论无法有效制约和监督行政紧急权力的行使。对此,以国家保护义务为基础,从“现状维持”和“危险防御”两个层面进行分析,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实践提供新的思路。目前,针对行政紧急权力存在滥用的现象,可基于最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中的响应级别启动条件和应急强制性措施进行不同强度的司法审查,通过司法监督,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中行政紧急权力的不当行使予以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