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展开的新向度:略评林安梧的“公民儒学”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林安梧提出"公民儒学"的理论构想。在体系构建与现实进路的双向推进下,林安梧将儒学复兴运动推向新的发展阶段,极大地拓展了当代新儒学的理论视阈。总的来说,"公民儒学"学理上固然存在不足之处,但它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标志着儒学复兴路向的新展开。

后新儒学的“公民儒学”建构及其问题——与生活儒学的“中国正义论”比较

儒家正义论的当代重建是儒家哲学现代转型进程中一个值得关注的学术热点,其中极具代表性的理论形态是林安梧所建构的“公民儒学”与黄玉顺所建构的“中国正义论”。就“公民儒学”来说,尽管其对于儒学现代转型而言具有方向性的指引效应,但其本身的内容架构却有待贯通与深化。与“中国正义论”相比较,“公民儒学”存在着诸多内在缺失:首先,混淆了制度规范与正义原则的区别,导致二者关系发生错位,即“以礼为义”;其次,这种错位关系的根源在于后新儒学“外王—内圣”的思维架构的不彻底,“内圣”与“外王”的“逆转”未能真正实现对现代新儒学理论困境的超越;最后,“公民儒学”本身的证成陷入了“公民伦理”与“公民社会”的循环论证。“公民儒学”所存在的这些缺失意味着,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立足于现代生活方式的“公民儒学”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思考与推进。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境中儒学复兴的可能与路径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因其贴近民众生活、极易为大众理解而在以儒学为传统的民族精神深处发动了一场思想革命,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境在当代中国的生成也使儒学复兴成为可能。传统儒学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下,已从经学的显学地位跌落到末学的式微状态,儒学复兴也因其缺乏创新转化共识和生活场域基础及偏重心性世界而困难重重。注重生活实践、道德培养与伦理教化的公民儒学的发展为儒学复兴提供了可能,在整合、创新的基础上注重精神塑造将是儒学复兴的未来走势。在价值取向与路径选择上,儒学应以义理革命为基础,立足内容创新、时代需要与文明发展,着眼于返本开新、文化交流与人文关怀,并作为多元文化中的精神变量通过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联手而成为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的内源因子,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的进程中获得新生与发展。

论公民道德建设的儒学文化源流

中国的公民道德是中国既有文明历史的自觉延续,尊重、整合和传承历史传统所有好的知识和经验将成为公民道德建设的文化路径。在源与流的双向层面上发掘出公民道德的建设契机和本土文化资源,不但在思想传承上更显理论厚度,而且可以在具体实践上获得更大的民族认可度。在批判吸收儒家德目的同时,需要以儒学的生活世界作为背景来展开,方能真正找到公民道德建设的文化之根。

从“五四后”到“后五四”——基于“存有三态论”思考中华文明在21世纪的角色

"五四"以来,"传统"与"反传统"交相震荡,中国文化从"花果飘零"到"灵根自植",终于迎来了今日的复兴。从牟宗三的"两层存有论"哲学转折缔构出"存有三态论",有助于深度检讨"新儒学之后"的中国文化演进路向,从而更有效地面对以全球化与文化多元为特征的21世纪新局。"存有三态论"融摄儒、道、佛三教及西方宗教哲学,而以"存有的根源""存有的开显"与"存有的执定"三者为体系建构的支柱,重视在现代化(外王)的历程中重新调适实现公民正义与心性修养(内圣)的方法途径。放眼世界,它一方面通过恰当的调适而上遂于"道",另一方面则通过具体地落实于"生活世界"之中,在"多元"中调理出"一统"。进一步,传统儒道佛三教思想所隐含的意义治疗学思维还有助于克服"全球化"所可能带来的普同性危机,揭示这一点将有助于开启诸多现代化之后的思想对话与融通的可能空间,从而使中华文明在21世纪扮演好交谈者、对话者的重要角色。

中国经验与本土理论——近年来中国宗教社会学理论热点

进入21世纪后,宗教社会学在中国迅速发展,并进入密 切结合中国宗教现实进行理论反思的阶段,其中孕育着巨大的理论 创新潜力.世俗化理论、宗教经济学理论、宗教生态论以及儒家的 公民宗教化等,都引发学者的关注和热烈讨论.在深刻反思既有理 论与扎实的经验研究基础上,未来在中国人宗教信仰的实践模式, 以及当代中国宗教的公共性表达两个重点问题上,或许会有重要的 理论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