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公共安全治理中公民参与意愿和能力研究——以西安城市居民为例

依据2022年针对西安城市居民的相关调查,采用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探讨城市公共安全治理中公民参与意愿与能力的影响因素,将参与认知作为其中的中介变量,并从中探求加强城市公共安全治理中公民参与意愿和能力的路径。结果表明: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对城市公共安全治理中公民参与意愿与能力同样具有影响;参与认知在内外部因素影响公民参与意愿与能力的路径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社区数字治理:提高决策效率和公民参与度

社区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在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具有重要作用。数字技术为社区治理提供丰富的方式与手段,数字技术与社区治理的融合是社区治理模式的重大转变。本文首先阐释决策效率、公众参与的概念,厘清社区数字治理中的社区主体责任,为社区数字治理奠定理论基础,然后分析目前社区治理中决策效率和公民参与度现状与存在的问题,最后从丰富社区治理数字技术应用途径等维度探讨提高社区数字治理决策效率和公民参与度的策略。

省级地方立法中的公民参与--基于广东、江西、甘肃的初步考察与比较

1979年,地方组织法颁布实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和人民政府获得地方立法权,本文通过对东中西三个省份——广东、江西、甘肃的公民立法参与机制调查研究发现,三省在40余年的地方立法进程中,公民参与机制得以创新发展,既在制度框架层面逐渐成熟完善,也在实际运作中形成了一系列规范性做法,并演化出一些独具特色的立法参与案例,逐步扩大了公民参与渠道,提高了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水平。

公民参与地方政府治理的实证研究--基于石家庄市政府门户网站的数据分析

公民参与在政府治理中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有助于增强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合法性和民主性。通过分析石家庄市政府官网的相关数据,从公民参与地方政府治理的渠道、议题、类型及环节分布进行实证分析,总结出公民参与渠道分布的多样性、公民参与议题分布的广泛性、公民参与类型分布的局限性、公民参与环节分布的集中性四个特点,反映出政府对公民参与地方政府治理的预期与公民实际参与地方政府治理现实之间的偏差,并从政治参与传统和公民认知两个层面剖析原因,提出构建公民参与地方政府治理的权利制度保障、培育公民参与地方政府治理的自觉性与能力、增进公民参与地方政府治理形式选择的有效性等对策建议。

公民参与城市治理的现实困境与实践进路——基于G省B市的实践经验分析

实现公民参与城市治理是全面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的关键,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文章基于B市的实际经验,对其公民参与城市治理的现状进行分析,积极应对公民参与城市治理的动力不足、公民参与城市治理的方式有限等问题,研究认为公民参与城市治理存在政府、个人两方面的原因,据此应当完善党建引领城乡社区治理的制度机制、构建参与型公民文化体系、培育公民参与城市治理的意识和能力、搭建多元共治创新服务平台切入,夯实市域治理现代化治理基础,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战略目标。

公民参与、能动性效应与公共服务绩效评价——基于N市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

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服务绩效评价虽已取得明显进展,但能动而实质性的参与举步维艰。本研究借助N市问卷调查数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公民参与能动性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公共服务绩效评价过程中,公民的参与能动性总体上不足,公民评价的“象征性参与”突出。公民参与的能动性受个体、政府、社会等多层面因素影响,其中个体因素的影响力最大,且参与认知是影响能动性的重要因素。因此,在参与式绩效评价体系中,政府应着力培育积极的公民资格,重视公民参与的能力建设,加强官员对公民参与的支持,构筑公民表达空间,完善社会志愿机制,进而助推公共服务水平的实质性提升。

论政府数据开放中公民参与权的立法完善

政府数据开放是数字政府构建的重要基础,其完善的制度构建与高效的数据利用离不开公民的有效参与.立法实践中公民参与权的设置存在诸多问题,表现为公民参与权权利范围模糊、程序性权能单薄致使实质效能受限、权利救济不足等,其原因是权利立法层面的基础逻辑不适用、权利内容不充分及救济意识与制度的缺位.政府数据开放中公民参与权具有政治、经济与社会等多重价值,其公民视角可为当下政府数据开放提供民主的制度引导、高效的治理路径与公正的法治价值.公民参与权的落实与发展亟待更多的立法关注,我国政府数据开放制度应当构建公民参与充分的数据开放秩序与相应管理机制,在转变传统立法逻辑、细化公民参与的实体性原则与程序性规则及构建充分的救济制度上作出立法层面的完善.

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公民参与研究

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公民参与存在参与主体结构不均衡、参与内容单一、参与渠道不畅通、社区服务资源不足、参与效果不明显等问题,主要原因是公民参与意识薄弱、社会信任水平不高、政府向基层社会赋权不足、公民参与制度不完善,要通过建立公民社会场域、构建多元共治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社区共同体、培育社会组织自我治理能力、发展网格化治理的公共服务功能、提升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等路径,实现社会治理过程中公民的有效参与。

公民参与公共体育服务需求表达的实施困境及提升策略研究

公共体育决策如何充分体现公民需求、公民体育需求表达通过何种途径实现,这些问题是当前我国公民参与体育治理的重要议题。本文以C县为个案研究对象,探讨基于公民参与公共体育服务需求表达的实施困境与提升策略。研究表明,公民参与公共体育服务需求表达的困境主要表现为:政府供给保留本位惯性,公民参与能力备受质疑;公民缺乏公共精神,体育需求表达主观意愿不足;政府征集平台虚设,公民需求表达渠道滞阻。据此提出应推动政府执政理念与行政实践的双重转变;扶助公民参与意识和需求表达能力的同步提升;畅通政府意见征集和公民需求表达渠道。

公民参与地方政府购买体育公共服务的困境与优化——基于全过程人民民主视角

采用文献研读、实地调研、专家访谈等研究方法,依据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审视公民参与地方政府购买体育公共服务的现实困境和优化路径。研究认为:回应—协商—监督—评估构成公民参与地方政府购买体育公共服务的民主运作过程。目前,公民参与地方政府购买体育公共服务表现出“民主虚泛”的发展态势,存在需求吸纳不足,影响公民参与的民主选择;政民沟通协商不畅,制约理性共识达成;制度保障建设滞后,引发公民参与真空;公民参与监督评估羸弱,致使购买服务的动态调整失灵等现实困境。据此提出如下“民主重塑”路径:强化公共服务理念和培育现代公民,营造公民参与的社会氛围;创新沟通协商方式和渠道,缩短公民参与的社会距离;完善以程序性规则为核心的制度设计,保障公民参与具体可操作;坚持问质于民,推动监督评估与反馈调整有机衔接。

公共政策制定中公民参与的形式及其选择维度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重大价值功能已为人们所认识,这些价值功能的实现程度要受多种因素影响,公民参与形式无疑是其重要因素之一。当前的公民参与形式主要有公民调查、公民会议、听证会、专家咨询、恳谈会、关键公众接触、由公民发起的接触、旁听、网络参与。从必要性、主动性、代表性、公平性、有序性和时效性维度来分析公民参与形式,有助于公共政策制定中正确地选择公民参与形式,增强公民参与效果。

历史街区保存之公民参与机制分析——东京、台湾、广州三地案例比较

从欧美及亚洲各地的公民参与发展历程来看,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本研究以分析在历史街区保存中公民参与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主要特征为目的。首先通过对历史街区保存中公民参与的相关文献回顾,其次对东京神乐坂、台湾大溪老街、广州恩宁街的三个案例进行比较分析。研究显示:公民参与是需要建构在有能力、有意愿且合法、合理的制度环境基础之上,才能发挥最佳效用。

数字政府建设背景下公民参与的信息困境——以Z省“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为例

研究表明,信息技术的使用能够有效消解公民参与政治生活过程中可能面临的信息难题,提升政务信息透明度。研究发现数字政府的建设尚未达到预期的成效,数字鸿沟、信息失真与信息不对称、信息“碎片化”等信息困境依然存在。究其原因,主体的差异性造成了不同公民对信息技术接纳程度的不同;公民群体的弱势身份使得自下而上的监督难度大;而政府机关各部门之间存在的信息壁垒是造成信息“碎片化”的源头。文章通过对Z省“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的使用和观察,立足于信息视角,分析数字政府建设背景下公民参与的信息困境,厘清困境背后的原因逻辑,针对性地提出数字政府建设的优化路径,进而推动服务型政府的转型和建设。

政策约束与公民参与: 合作治理中的有效决策问题

已有研究多从公民参与角度入手探究合作治理的实现机制问题,而忽视了公民无序参与和由此带来的无效决策问题。因此,应当将合作治理的公民参与研究范式转向有效决策研究范式。政策决策中的质量约束、结构约束、时间约束和可接受性约束深刻影响了公民参与合作治理的方式。公共决策部门应当综合判断政策约束性和公民参与类型,进而采取合适的有效决策模式:低度公民参与适合采取集中式自主决策模式,以获取决策信息为目标;中度公民参与适合采取分权式协商决策模式,以推动决策执行为目标;高度公民参与适合采取放权式公共决策模式,以促进公民自治为目标。基于平等、包容、理性和尊重的有效决策才是实现合作治理和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必由之路。

政府决策过程中电子政务公民参与模型研究

通过文献梳理分析电子政务公民参与的过程,对电子政务背景下公民参与的程度进行研究,阐述电子政务背景下公民参与模型的演进过程,总结了国内外优秀的公民参与及电子政务公民参与模型,基于政府决策构建电子政务公民参与模型并加以阐述。

地方立法中的公民参与机制述评——以深圳经济特区为例

公民参与地方立法是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一种重要的制度化形式,是实现人民民主、推进法治建设的必然要求,现行《立法法》第6条明确规定:“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坚持立法公开,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本文以深圳经济特区为例,对其立法过程中的公民参与机制进行考察。与深圳经济特区立法的发展变迁轨迹相似,深圳经济特区公民参与立法可以分为起步阶段、成长阶段和快速发展阶段3个各具特色的阶段。通过30余年的建设,深圳地方立法工作从简单地强调有法可依逐步转变为重视立法程序的科学性和民主性,从单纯的部门立法模式转变为引导社会公众广泛参与。具体而言,深圳市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出台一系列保障公民立法参与的法规规章、建立完善立法听证会、基层立法联系点等制度、将开门立法贯穿立法全过程、拓宽人大代表履职渠道等举措,使得立法公民参与的内容越发深入、公民参与的形式不断扩展、公众意见也充分在法规中得到体现。只有坚持保障公众的立法参与权利,实施民主立法和科学立法,才能丰富完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内涵,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有序发展。因此,深圳乃至全国各地方立法中的公民参与问题,仍然需要学界长期关注和探讨。

公民参与、公共服务投入对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基于CSS2021的实证分析

推进我国公共服务质量提高是我国在十四五规划中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为此,本研究采用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公开数据,采用二元Logit模型探讨了公民参与、公共服务投入对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研究表明:我国公共服务满意度总体水平偏低;政府对于公共服务的投入程度对公共服务满意度有显著影响;公民参与作为公共服务供给中重要的一环,对于公共服务满意度有着十分显著的影响。为此,本研究提出要构建“以需求为导向”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推动公共服务供给向高质量、精准化转变;优化公民参与环境,提高公民参与主体性,以实现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推动我国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

公共政策制定过程视角下的公民参与形式及其选择

目前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形式主要有公民调查、公民会议、公民听证会、专家咨询、关键公众接触、由公民发起的接触、民主恳谈会、公民旁听共八种。以这几种形式为范围,可以对公共政策制定的每个环节的公民参与形式进行选择和探讨。实践中,需要不断地完善现有公民参与形式以及不断创造新的参与形式,提高公共政策制定中公民参与的有效性。

公民参与与地方公共政策的制定——以浙江省温岭市民主恳谈会为例

探寻在公共政策制定中公民参与的有效途径和方式,是实现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关键所在。约翰.克莱顿.托马斯提出的"公民参与的有效决策模型"为我们研究我国地方公共决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问题提供了借鉴和参考。本文选取温岭市民主恳谈会的两个个案作为研究对象,结合托马斯模型,探讨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政策制定中公民有效参与的相关问题。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度化的价值和问题分析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度化是指政府对公民有效参与公共政策所进行的制度设计和安排。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有理性和非理性两种方式。理性的公民参与对维护政策合法性、制约代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补救官僚回应性缺失、提高公共政策的执行效率等具有重要价值。而公民参与公共政策作为一项集体行动,也会遭遇到参与非职业性以及参与成本、观念等困境。理性思考公民有序参与公共政策问题,在公民社会逐渐形成的中国显得格外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