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合作:公共决策的新机制

协商合作,是民主政治共同体中自由平等的公民或公民团体为了政治上的团结与合作,在公共理性指导和公正程序约束下就公共事务在各种协商体制中所进行的理性对话,从而培育积极公民。

当前中国政治参与的制约因素及对策分析

一、当前中国政治参与的现实制约因素当前影响中国政治参与的现实制约因素有很多,其中比较突出的有:(一)公民政治认知水平较低,缺乏政治信任和政治效能感.政治认知是指"关于政治制度,政治制度的作用以及这些作用的执行者以及政治制度的输入和输出的知识和信仰."

“拉夫运河事件”对中国民间环境维权运动的启示

拉夫运河事件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在美国发生的典型的有毒废气物掩埋造成严重污染的事件,该事件对运河周围居民的健康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威胁。人们在路易斯·吉布斯的领导下,以拉夫运河户主协会为组织,同污染企业及政府进行了艰难的斗争。在经历了疑惑、失望、绝望之后,最终,拉夫运河居民在这场漫长的环境维权运动中赢得了胜利。在这一维权运动中,有很多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深思,并对当今中国的环境维权运动有很大的启示:首先,在一场环境维权运动中必须要有一个有组织的公民团体;其次,新闻媒体在环境维权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最后,相关的环保法律法规在环境维权运动中同样是必不可少的。

俄罗斯能力导向的“核心素养”实践与反思

新世纪以来,面对日新月异的时代变革,全球很多国际组织、国家和地区都在思考如何培养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未来公民,帮助年轻人应对信息技术高速发展、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所带来的挑战。2001年,俄罗斯联邦教育部编制了《普通教育内容现代化战略》。该文件提出,俄罗斯的教育改革要把素养导向作为核心,从注重知识的传授转向注重能力的培养。

环境DNA宏条形码监测水生态系统变化与健康状态

开展快速可靠的水生态监测并预测其变化趋势,对保护水生态环境具有重要的价值。近年来,环境DNA宏条形码技术(简称环境DNA技术)的快速发展弥补了传统形态学生物监测的缺陷,显著提升了水生生物群落的监测能力。与机器学习、遥感和云服务等技术结合,环境DNA技术不仅能大尺度、高频率、高灵敏度、自动化地获取生态监测信息,而且能准确地识别水生态系统的变化趋势,进而改变对水生态系统的认识与管理方式。因此,研究着重总结了环境DNA技术在水生态监测中的应用,分析了环境DNA技术与机器学习、卫星遥感等跨学科合作的潜在机遇,基于环境DNA技术简单、便捷的优势,提出了社会公民参与水环境保护的生态监测新思路。

台湾地区假新闻第三方事实查核机制探析——以“台湾事实查核中心”为例

假新闻现象由来已久,近年来,随着网络的发展特别是社群媒体的广泛应用,信息传递的便捷、快速为假新闻提供了更大的生产"温床"及传播渠道,假新闻成为迅速蔓延扩散的"毒瘤",严重影响了全球信息生态健康发展。与此同时,世界各地的相关政府机构、媒体组织、互联网企业或公民团体也纷纷向假新闻"开战",已发展出诸多查核方法,事实查核在全球受到广泛重视,不仅各新闻媒体被要求加强事实查核,更有许多事实查核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兴起。

关于新闻立法指导思想的对话

新春佳节,朋友相聚,谈及新闻法立法指导思想,客诘主辩,颇费一番思索和口舌,事后细细想来,觉得新闻法讨论稿即将出台之前的这些争议,对于活跃讨论不无意义,故追忆若干,求教于读者诸公。客:拜读了阁下发表在《新闻战线》上的关于新闻法的高论,很受启发。不过对于有些观点,敝人有不同看法。

台湾“基进侧翼”“台独”组织与其“宁静革命”

台湾在顺利完成政治民主转型即第一次所谓的“宁静革命”之后,台湾社会正在进入后现代社会,新兴公民团体纷纷涌现,公民运动日益活跃,主张与诉求更加多元化、碎片化,甚至极端化,其中一个新的、带有神秘感的社团组织“基进侧翼”出现,成为“反政府”、“反国民党”、“反中”、“求独”激进势力的典型代表,而且制订了更为明确的“破中立台”与“阻止国民党继续执政、扶持民进党上台”战略,企图发动一场新的“宁静革命”,实现“台湾人的台湾”与“真正独立的台湾”。

略论美国的环境诉讼权

美国的《国家环境政策法》是一部以环境影响说明书制度为核心的环境基本法律。环境影响说明书制度在其执行过程中无不与政府职能部门发生关系,因此在美国的环境纠纷案中,与政府部门有争议的占多数。这样的纠纷大致上分为两类:一是政府有关部门在贯彻某项环境保护法规时有失职等错误行为;二是这些部门在执行其他法规时,不当地对环境造成某种不良影响或带来某种威胁。当公民或公民团体针对这些违法行为及其后果寻求司法帮助时,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环境诉讼权问题。

折射信息

为适应时代要求美国努力改革警务工作在许多人心目中,政府的形象就是警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以“民权运动”为标志的社会动荡年代里,美国警察力量又一次变成了公众泄愤的对象。六十年代在底特律、克利夫兰。

公民素质与民主的践行

近代著名的民主理论家卢梭认为,民主制只能在神明的国家里才能实行。也正如现今很多人的观点,认为民主与公民素质有很大关系,只有在公民素质相当高的国家才能实行真正意义的民主。

浅析法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今天法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与第五共和国之初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影响国家的主要途径有两种,一是公民团体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影响公共政策的执行;二是通过超出公民团体的“爆发性”的社会运动(罢工、游行示威、暴力冲突等方式)来实现利益的表达,向国家施加压力。总体而言,今天的法国,这两种方式并存并将在长时间内共存。但是,公民团体的发展令人瞩目,并越来越成为影响国家公共政策的重要力量。此外,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也对法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社会资本:建构网络治理的支柱

网络治理是指在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的目标下,建立政府与私人部门、非营利组织之间的合作,其本质是政府与公民及社会对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建构共同提供公共服务的网络。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就是信任、互惠和合作,因此,网络治理的本质与社会资本的内涵具有天然的契合性。本文通过分析目前中国土壤上培育出来的社会资本现状后,提出应重建社会信任、互惠规范、公民参与网络以及公民团体,从而形成有效的网络治理。

论当前我国环境法制建设亟需解决的三大问题

当前,我国的环境法制由于资源环境压力的增大和进一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迫切要求而面临着新的重大挑战。这个挑战提出的核心问题是:我国的环境法制建设如何更好地服务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来自经济基础的客观要求?在这个挑战面前,作为我国环境法制建设事业的重要参加者。

列宁论社会主义出版自由原则

如果说,列宁在建党时期和夺取政权时期都曾经尖锐地揭露过资产阶级出版自由的虚伪性和反动性,那么,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列宁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奠基人,不仅更加深刻地揭示了资产阶级出版自由在新形势下表现出来的极端反动性,而且在社会主义出版自由实践的过程中,全面论证了这种新型的出版自由的性质、特点及其物质基础,第一次明确地确立了社会主义出版自由原则,从而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出版自由的思想。

国家与社会的相互赋权——本质、条件、机制及限度

国家被重新纳入比较社会科学领域已经有20多年了。在这20多年里,政治的自主性得以强调,学者们也达成了这样一个共识:国家在社会经济变迁中一直都扮演着关键角色。在二战后的三十年中盛行自由多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而国家主义作为其中所蕴含的社会还原论的矫正手段,已经成为比较政治学的主导范式。②然而最近,从国家主义学派内部出现了批评的声音,认为国家主义的一些观点矫枉过正。越来越多的国家理论学者开始认识到,简单地把国家能力等同于国家相对于社会的自主性。

南斯拉夫价格制度基础和社会对价格的监督法(续完)

(三) 由价格事务共同体进行的社会对价格的监督第五十五条如果确认某个自治组织或共同体在形成自己的产品和劳务的价格时,没有采用本法规定的标准,违反有关价格的条例,从而破坏获取和分配收入方面的关系或者通过抬高价格而获取较高的收入,则价格事务共同体将作出决定,暂停采用以这种方式形成的价格,并命令自治组织或共同体在一定期限内(自决定作出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天),按照法律重新形成价格。可以向社会政治共同体的主管机关控告本条第一款的价格事务共同体的决定。不能对社会政治共同体主管机关就本条第二款的控告作出的决定提出行政纠纷。笫五十六条有关的价格事务共同体要决定有哪些产品和劳务,自治组织和共同体必须报告其价格,以便了解情况。

奥罗拉市的成功

奥罗拉市的成功蒲菊花译拥有２２５，０００人口的奥罗拉市是科罗拉多州的第三大城市，到１９８９年７月，该市犯罪团伙成员人数由１９８７年的５０人发展到４００人；市、县法院中涉及团伙的案件大量涌现，与毒品有关的犯罪数量猛增。１９８９年春，奥罗拉警察局请求市长...

县级政府治理能力建设的关键何在

县域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起着'稳定器'和'平衡器'的作用,然而,当前县级政府治理存在治理资源有效供给不足、资源配置结构不合理、资源使用缺乏有效监督等问题,因此要按照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完善公共服务行政体制,实现社会良好治理'的要求,着力提升县级政府治理能力,并使之更好地服务于基层民众的生活和经济社会的发展。

议会政策评估:利益集团的催化作用

议员(MP_(s))要求进行政策评估并使用评估结论为立法提供依据和督促政府履责。由于大多数民选议员与利益集团联系紧密,人们可能会怀疑这些特权关系是否会影响议员的议事行为。本研究调查议员加入利益集团会如何影响他们对政策评估的需求。实验证据表明,在不考虑所属政党或个人特征的情况下,议员在其与利益集团联盟的政策领域提出评估需求的可能性更高。即使在控制议员政策专业化的传统措施,比如立法委员会成员资格之时,这一结果仍然有效。这些发现表明,在解释议员在不同政策领域的议事行为时,应考虑他们与特定类型的利益集团之间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