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对中国死刑立法的影响

联合国关于《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认为生命权是公民的基本人权， 尤其在其第六条中规定了有关死刑的６ 条准则。我国作为该公约的缔约国， 对待死刑的基本立场虽然与人权公约一致， 但是差距也明显存在。为此应从缩小死刑实际适用范围、解决死刑核准权中存在的问题及减少死刑罪名等方面予以改进， 以推动人权公约在我国的贯彻实施和我国死刑立法的完善。

人权本源宪政理念的冲突与调适——我国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宪法调整问题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我国宪法在人权本源问题上的不同观点,导致了对实体性人权表述和理解上的差异,因此,协调二者在人权本源理念上冲突是我国加入《公约》面对的首要宪法调整问题。立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国社会现实,调适、建构起新的人权本源宪政理念,即人权是人自身所固有的、基于人自身的本性所产生的,因而是人应当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不是以法律、国家是否规定为转移的。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文本问题研究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是国际人权宪章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政府已经签署该《公约》,但尚未批准。本文指出该《公约》有不同的中文本,研究了其中比较通行的现代汉语文本,发现了其中的诸多谬误。文章建议中国政府组织各部门和专家研究《公约》的文本问题,建议我国政府确定《公约》中文作准本,以便《公约》的批准和执行。作者还提出了解决《公约》中文本问题的方法。

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相关问题研究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是最重要的国际人权公约,关系到每一个人的权利。中国已经签署该公约,但还没有批准。本文介绍了公约的背景,分析了中国批准该公约的困难和解决途径,以及中国批准之后的权利和义务。

《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评介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秦华孙于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５日代表中国政府在联合国总部签署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以下分别简称Ａ约和Ｂ约）一起被称为“国际人权宪章”，是当代国际人权法基本文件。①拥有世界人口１／５的...

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两种思考进路——关于法治与人权价值次序的选择标准

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有两个不同价值思路:一种是基于主权原则而产生的国内法治途径,根据此种分析方法,《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所确认的普遍人权在中国国内法上只具有与公约批准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所保护的权利相同的效力,为此,批准公约时就必须考虑宪法所规定的各种宪法权利、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中所保护的权利如何在法律效力上优越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所确认的普遍人权,并以此来对不一致的规定在批准公约时实行必要的保留或者是做出解释性声明;另一种思路是基于"人权入宪"的契机,承认《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所规定的普遍人权已经被宪法所肯定,成为中国宪法所保护的个人所享有的宪法权利的一部分,由此产生的问题就是在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后如何制定一部整合国际人权公约中的普遍人权和宪法所保护的公民的基本权利以及其他法律、法规所保护的个人权利的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权保障法》。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与和谐社会——以刑事司法为主视角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国当前建设小康社会、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是联合国人权宪章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精神在于尊重和保障公民的个人权利,协调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以达到一种和谐的理想状态。“刑事司法”与“和谐”有着难以割舍的内在关联。和谐社会必然是崇尚法治的社会,必然是公民个人权利有保障、国家权力受约束、社会秩序井然、刑事司法公正得到实现的法治社会。

少数人权利的比较与调适——兼论我国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法律调整问题

尽管我国对少数人权利保护的基本精神与国际人权公约是一致的,对少数人权利的保护也较充分。但综合相关的国际人权保护公约及国际实践,我国要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在少数人权利保护方面还应在少数人权利主体、少数人权利内容、少数人权利保护理念、少数人权利保护原则等方面进行相应的调整。

论我国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有关民族自决权主体范围的保留问题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将民族自决权的主体范围规定为"所有民族"。尽管我国已经签署该公约,但在批准时有必要对这一规定进行保留,因为该公约所谓"所有民族"不应当是绝对的。中国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适当的保留不违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目的和宗旨,是具有法律效力的。人权理事会的监督与评议无法影响中国所提保留的有效性。从历史角度考察,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与俄罗斯接受中国所提保留的可能性较大。即使少数国家提出反对,它们也基本不会反对整个《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在与我国的两国之间生效。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公正审判权的保留问题探析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执行机构人权事务委员会从提出保留的限制条件、保留是否有效的判断机关以及无效保留的法律后果等三个方面对公约的保留问题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为了不至于违反公约规定的国际义务,在批准公约时,有些国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对公正审判权提出了保留。考虑到我国的实际情况,我国在批准公约时,应当对公正审判权的适用范围和得益于较轻刑罚的权利提出保留。

论巴基斯坦宗教自由权——兼与《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8条比较

本文从巴基斯坦宗教自由现状、宪法与刑法对宗教自由权的保护、巴基斯坦国内法律与国际人权宪章关于宗教自由权规定的比较分析等几个方面对巴基斯坦宗教自由权进行分析探讨。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与我国的人权保障

中国政府于1998年10月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但至今未报经全国人大批准。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对人权保障的理解及宪法中的相关规定与该《公约》存在重大差别:对人权来源的认识和规定不同;对"人民自决权"的理解存在差异;关于"平等权""迁徙和选择住所的自由""无罪推定原则""人人有权享受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结社的自由"等方面的规定不同。我国应该加强人权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的力度;完善我国宪法法律关于人权保障的相关制度和机制,逐步推动我国人权保障事业的发展。

论生命权的刑法保护及立法完善——从死刑角度看《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与我国刑事立法的衔接

生命权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人权。我国政府已于1998年10月5日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与此公约中关于死刑的规定相比较,我国当前的刑事立法中尚存在一些需要与此公约规定相衔接之处,文中对此谈了五个方面的问题。

中国死刑立法的完善——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为视角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对死刑的适用范围、程序以及死刑犯的请求赦免权和减刑权都有明确规定,而中国有关死刑的立法在许多具体问题的规定上与该公约存在一定的冲突,适用死刑的范围不仅过于宽泛且标准不明,适用死刑的程序也并非严格,缺乏死刑犯的赦免和减刑的请求权的规定等,需要加以完善。

从《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评我国死刑立法

《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确立了严格限制死刑并最终废除死刑的国际标准。以此观之,我国死刑立法虽然在明确死刑的适用条件、缩小适用对象、降低死刑适用率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做出了限制死刑的谨慎努力,但在大幅度削减死刑罪名、适用死刑核准程序等方面还存在诸多不足,需进一步改进。

论我国公民迁徙自由权的实现——以《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为参照

迁徙自由权是公民的一项重要的权利。我国已于1998年签署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我们有义务切实履行对《公约》的承诺,以《公约》为参照去实现公民的迁徙自由权。公民的迁徙自由权的实现不仅意味着我国顺应世界保护人权的趋势,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需求。我国公民迁徙自由权的实现,需要明确《公约》和国内法律的关系,并进行一系列的制度改革。

论中国应该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采取的保留形式

中国已经着手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工作,批准该公约的前提条件是在不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的情况下解决该公约与我国国内法的冲突问题,而保留就是一种有效解决此类法律冲突的方式。采取恰当的保留形式对于中国提出保留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据此,中国应该对公约采取保留的方式、解释性声明的方式和有条件的解释性声明的方式的具体情况进行深入分析。在此基础上,中国还应该注意其他相关的保留形式问题,包括采用书面形式提出保留,最好采用书面形式提出解释性声明;尽可能说明保留的理由;定期审查保留功用,以便及时撤回保留。

公正审判权在我国适用的立法完善——以《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为例

在刑事诉讼中,审判的公正是决定刑事诉讼是否公正的关键环节。公正审判权作为国际范围的人权是以英、美、法"法律的正当程序"为理论基础的。很多国际人权条约都规定了公正审判权,尤其是1966年《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规定最为全面和详细,通过确立公正审判的最低限度标准来要求各国加强对公正审判权的保障。《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与现行法律规定存在诸多冲突有一定关系,进一步修改和完善相关法律尤其是《刑事诉讼法》是我国实践公正审判权的前提。未来修改在符合国际标准的同时可以吸收各国刑事司法的经验,与国际公认的刑事司法准则和国际惯例相接轨,提升我国公正审判权的保障水平。

人权主体宪政理念的差异与调适——我国加入《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宪法调整问题

从人权主体的普遍性与阶级性、人权主体的个体性与集体性角度分析,《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我国宪法在人权主体问题上的宪政理念存有差异。人权主体的普遍性和个体性是《公约》主流的人权宪政理念,我国宪法与宪政实践在强调人权主体普遍性和个体性的同时,对人权阶级性和集体性的强调可以为《公约》的这一主流的人权理念所包容与协调,关键在于建立起一种可以对个人自由权利与集体权利以及个人、群体和社会的目标加以协调的普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