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特质、国家治理与“好公民”培育: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公民身份条件

国家是公民的集合体,国家治理是公民的事业,公民身份的发展及公民特质的养成影响着公民文化的建构和国家治理文化基础的形成。在公民身份发展历史中,主要形成了两种"好公民"观,即共和主义公民观和自由主义公民观,二者优劣并存,前者注重奉献、责任和认同,同时也遮蔽了个体的自由和权利,后者注重权利、平等和私利,却忽略了公共生活的价值。个体和共同体是国家治理的两面,当代中国所推行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好公民"的要求既不能因公益而废权利,也不能以权利而否定公益,应对二者进行有效调适和整合,建构起与国家治理民主化、法治化、规范化相适应的公民身份特质。

社会建构视角下员工积极追随特质对追随行为的影响研究

基于社会建构视角,通过两个时点对350名员工的配对问卷调查,探讨了勤勉特质、热忱特质和好公民特质对员工追随行为的影响机制,并探析了关系型领导的调节作用以及领导支持感知的中介调节作用。研究结果发现:勤勉特质、热忱特质和好公民特质正向影响员工追随行为,且三者对于员工追随行为的影响相互独立;关系型领导正向调节勤勉特质、热忱特质和员工追随行为之间的关系;领导支持感知中介了关系型领导对勤勉特质与员工追随行为、热忱特质与员工追随行为关系的调节作用。

比较视野下的“国民”概念——兼议近代国民形成的条件

"臣民"、"公民"、"市民"和"国民"这样的语言体系,是与一定政治形态相适应的人的存在形态,是对政治现实的典型反映。"臣民"既无权利意识又无国家意识,是与君主专制制度以及绝对主义国家相适应的国家成员资格。"市民"是以自由贸易和经济利益为根本、掌握了大量财富并最终与国家主权相结合的群体。公民是与近代国民国家建立后民主制度发展、与公民权、参与公共生活相联系的范畴,统合了市民、臣民和选民的三种角色,是在参与治理过程中具有政治权利的政治成员资格。国民是与民族、国家相联系的范畴,具有对统一主权国家的认同,具有公民权。国民权利、国家归属和国家认同构成近代国民的三大支柱,同时具备民族特质和公民特质,则是国民的内在属性。衡量近代国民形成的标志,最重要的是两个条件,一是"去地域化",二是"去奴仆化"。

甲午战争与近代日本国民的形成——近代媒体的发展与作用

培养近代国民是国民国家建设的重要目标,同时具备民族特质和公民特质是国民的内在属性。甲午战争是日本进入近代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对外战争,"印刷资本主义"的出现和发展形成了能够构成民族共同体的舆论条件。战争与媒体交互影响,使"日本人"的自我意识得以强化,对外形成了对朝鲜和中国的优越感和蔑视感,军人被英雄化、神圣化,围绕战争也形成教育方式多样性,民众由此达成了对天皇和国家的认同,甲午战争成为近代日本国民"民族"特质的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