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环境社会参与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模式创新的影响机理研究

公民环境社会参与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已备受业界和学界关注。在公民环境社会参与下,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模式创新值得深入探讨。利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构建“公民环境社会参与-政治资本获取-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模式创新”理论分析框架,实测政治资本获取的传导机制以及生态素养的边界条件,揭示公民环境社会参与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模式创新的影响机理,为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实现模式创新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

生活垃圾分类的实践困境与义务进路

《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的出台,标志着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由点及面地渐次展开。生活垃圾兼具污染性与资源性的特点,无论是在立法层面,还是在政策设计层面,亦或是在实践层面,都以生活垃圾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为主要目标。本文通过实证分析、比较分析、归纳分析对规范性文件、政策文本及其社会效果进行综合考察,梳理出当前在涉及生活垃圾分类这一议题中所存在的"四个断裂":生活垃圾分类义务在法律体系中的断裂、生活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的断裂、垃圾分类回收再利用循环机制的断裂、法律政策设计初衷与运行实践的断裂。"四个断裂"是对阻碍生活垃圾分类诸多因素的概括性总结,对"四个断裂"的消解与弥合,需要在技术创新、生产安排、生活方式、法律规范、行政管理模式等领域进行调整。本文立足于生活垃圾分类的重要主体——公民这一切入点,提出确立公民生活垃圾分类义务对于不同程度地改善"四个断裂"具有极大的必要性和重要的现实意义。公民生活垃圾分类义务包括预防义务、填补义务、改善义务、合作义务,不仅在内在结构中具有规制、指导功能,在外在体系上也具有衔接和协调功能,且该种衔接和协调功能能够在垃圾分类回收再利用循环机制、法律政策设计与运行实践、生活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之间得以延伸和嵌入。公民生活垃圾分类义务的实现,以生活垃圾分类义务框架的重构和绿色生活方式的培育为基础性要素,同时需要政府转变其单中心治理逻辑,提供良好的外部管理环境和"互联网+"技术创新的便捷性支持。

公民违反城市生活垃圾分类义务行为的规制研究

随着我国逐渐进入强制垃圾分类时代,全国各地都陆续出台相应的属于地方立法的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为公民设立垃圾分类投放的强制性义务。设定了义务,便需要对违反义务的相关行为进行规制。通过相关研究我们得以肯定罚款是一种重要的行为规制方式,此外笔者认为还应该以法律规制为核心,结合“国家法”和“民间法”两个层次,借鉴有关域外经验,综合运用各种规制手段,推进公民履行生活垃圾分类义务。

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 积极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倡议书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上海市虹口区嘉兴路街道垃圾分类志愿者们的回信精神和关于垃圾分类的系列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垃圾分类工作现场会会议要求,履行好物业服务企业在生活垃圾分类管理中的责任义务,推动垃圾分类成为低碳生活新时尚,中国物业管理协会向全行业发出如下倡议。

垃圾分类管理中公民义务的配置与履行

我国垃圾分类管理为公民配置相应的义务具有较高的法理正当性和现实必为性,而其背后存在的公民环境义务在法律体系中的虚置、垃圾分类义务与运行实践的悖离、垃圾付费义务与政府公共服务的边界等问题既是旧有制度的产物,也是环境公益与私人利益存在矛盾的微妙体现。公民义务的实现,以法律义务框架的重构为基础,同时培养公民意识以及划定公民付费义务与政府公共服务的边界,最终通过义务主体的积极履行来实现美好环境的愿景。

论“无废城市”生活垃圾减量的实现路径——以生产者分类设计义务为核心的考察

建立“无废城市”体制是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根据《“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方案》的要求,要实现绿色生产,推动固体废物趋零增长。生活垃圾是固体废物的主要成分,现有的垃圾分类并非生活垃圾的减量措施,减量主要在于生产阶段,因此,对生产阶段的生活垃圾减量控制将直接决定固体废物减量,也在相当程度上决定“无废城市”建设的成败。基于绿色生产理念,提出“生产者分类设计义务”,并以此为核心建构“无废城市”生活垃圾减量制度,较之强制性的垃圾分类制度以及传统的垃圾减量制度,在理论构造上与“无废城市”减量目标更契合,实践探索中也得到了印证,为实现“无废城市”生活垃圾减量提供了新的思路。

公民环境社会参与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模式创新的内在机理及完善对策

文章采用定性研究方法,从理论层面构建并阐释公民环境社会参与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模式创新影响的概念模型,探讨公民环境社会参与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模式创新的影响机理,提出政治资本获取的传导机制,以及生态素养的边界条件。从制定奖励机制、做好顶层设计、打造环保氛围和注入创新技术四个方面,提出了完善公民环境社会参与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模式创新的具体对策。研究成果将为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如何成功实现其模式创新提供理论参考。

生活垃圾分类的地方立法研究——基于12城市立法的比较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推进过程可谓知易行难,按照国办发《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的部署及生态文明和循环经济建设的发展需要,各地的垃圾分类立法都到了关键节点。通过对12个城市现行立法的文本比较可以得出,各地在生活垃圾分类的责任主体、分类标准、计量收费制度和奖惩措施的规定上都有较大的差异,其背后蕴含了公民分类义务之问、社区责任主体之辩、分类标准之考、处罚限度之争的法理争论,明晰这些法理难点可以为将来的立法在效力位阶、分类标准、义务主体、规范内容和激励机制上带来启示。

生活垃圾分类“北京实践”的特点分析

2020年5月1日,新修订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颁布实施,首次明确了北京市个人及单位做好垃圾分类的法定责任和义务,使垃圾分类这件"关键小事"的落实有了责任主体和第一责任人,标志着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迈入了一个全新的分类时代。北京市的生活垃圾管理工作一直走在全国前列,不仅是全国最早启动生活垃圾分类试点的城市,也是全国第一个为生活垃圾管理立法的城市。

基于价值共创的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研究——以福州市为例

囿于发展与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势在必行。以全国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城市之一的福州市为例,基于价值共创理念,结合实际访谈和问卷调查内容,厘清影响居民感知价值的因素,归纳居民所感知到的价值类型,并建立分析框架。通过回归分析,解释了不同因素对于居民感知价值的影响力,并得出结论,即价值共创行为会受到利己价值和利他价值两种感知价值的驱动。最后,针对研究结果,提出应从构建互信关系、凝练价值共识、营造共创氛围和提升感知价值等方面出发,促进居民自觉践行城市生活垃圾分类。

践行“公民十条” 分类投放垃圾

分类投放垃圾《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试行)》第五条分类投放垃圾。学习并掌握垃圾分类和回收利用知识,按标志单独投放有害垃圾,分类投放其他生活垃圾,不乱扔、乱放。

浙江省湖州市人民政府 推进生活垃圾分类

2016年以来,浙江省湖州市坚持“走在前、作示范、当标杆”,采取“法治引领、体系建设、城乡统筹、全民共建”四大举措,持续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和减量化、资源化,城乡人居环境明显改善。主要做法是:一、将生活垃圾分类纳入地方性法规湖州市在《市容环境卫生条例》中,规定了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责任义务和行为规范。在《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条例》中,明确了城乡生活垃圾处理一体化要求。在《美丽乡村建设条例》中,填补了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法律空白。

城市生活垃圾全过程管理中的环境正义问题

生活垃圾快速增长是我国城市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与挑战,垃圾填埋场等末端处置设施从选址建设直至运营封场,一直伴随着有关邻避现象和环境正义的争论。近年来,各地大力推进的生活垃圾分类实践进一步将生活垃圾相关议题从末端设施影响拓展至居民源头分类,各环节不同利益相关群体的权利和义务界定成为学界和社会各方关注的焦点。在此背景下,本文辨析了环境正义的内涵,剖析环境权利和环境义务在垃圾管理各环节和各责任主体间的相互联系,基于"权利-义务"相统一视角探讨生活垃圾管理的全过程,对其中各环节及关键因素进行识别,提出了城市生活垃圾全过程管理中的环境正义。研究发现,城市生活垃圾管理过程中的环境正义影响因素由多维度确定,各因素对环境正义的影响作用由环节、相关方、空间尺度等定义;相关环境正义概念应由传统邻避设施引发的环境风险分配延伸至源头分类、次级分拣和末端处置等垃圾管理的全过程;由关注政府和社会公众间的权责争议拓展至居民、物业、居委会和政府间环境义务配置及环境权利让渡的综合调控。研究以环境正义概念为基础构建的垃圾管理全过程视角,可为剖析环境权利、环境义务与垃圾管理各环节中不同责任主体间的相互联系提供参考。

垃圾分类唯有行动才能促观念变革

2000年6月,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桂林、广州、深圳、厦门被确定为全国8个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14年过去了,似乎效果并不明显。多年试点却收效甚微,确实令人遗憾。从国外的成功案例来看,都无不经历了数十年的过程。如果仅限于试点和运动式的"治理",无疑很难走远。较之发达国家,中国在垃圾分类上的复杂性或说难度是显而易见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域失衡,观念上的长期滞后,都会对垃圾分类的实施产生不同的效果。垃圾分类重在培养国民的生活习惯。

垃圾分类进校园,生态理念入童心——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郭家街小学垃圾分类教育纪实

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郭家街小学是一所有着70余年历史的学校。学校秉承“从生活开始,为生命奠基”办学理念,坚持在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培养具有“积极的生活态度、基本的生活技能、良好的生活习惯、高雅的生活情趣”的人。学校先后获得“全国垃圾分类样板学校”“全国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全国生态文明教育特色学校“”辽宁省文明校园”“辽宁省义务教育课改示范学校”“辽宁省环境友好学校”“辽宁省中小学生命教育先进学校”“大连市义务教育学校管理标准化示范学校”“大连市十佳环境友好学校”等荣誉称号。

公民环境法律义务的法理与实践——以垃圾分类投放为研究样本

随着中国垃圾分类处理立法的推进,公民垃圾分类投放义务的问题开始凸显,为公民环境法律义务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研究样本。公民环境法律义务在整体上是环境法领域一个后起的问题,但随着环境立法指向从"生产"到"生活"的转型,还有环境调整的主体范围从政府及企业向生活者的拓展,以及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理念从单一权利主导向权利与义务并重的变迁,公民环境法律义务生成的背景条件逐步具备。环境法上权利与义务的均衡与共进,以及公民环境法律义务与相关权利的"相关性"定位,为公民环境法律义务的确立提供了法理层面的充分支持。在立法实践中,以公民垃圾分类义务为考察对象,无论是在相关环境立法中,还是基于民法现行的相关规定及发展趋势,都为公民环境法律义务的确立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生活垃圾分类从道德义务走向法律义务

今年7月1日起,《上海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意味着公民垃圾分类进入强制时代。从生活垃圾分类的制度变迁来看,早在上世纪末,《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相关法律和政策文件,就已经对生活垃圾的定点倾倒和堆放、分类收集和运输、合理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等作出了规定。

生活·实践·锻炼·成长——公民教育实践活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投放问题的研究

＂公民教育实践活动＂突破了以往的教育方式,学生们从自己身边的生活中,从自己关心的事情中发现问题,寻找并确定研究的主题。 在引导本班学生了解了公民教育实践活动的意义与要求之后,我便让大家分头行动,深入生活,挖掘问题。

生活垃圾分类制度的双重属性困境与出路

在污染者负担原则与公众参与原则的共同作用下,生活垃圾分类制度中的居民同时具备"污染者"与"公众"的身份特征。由于污染者负担原则通常以义务作为本位,公众参与原则以权利作为本位,使得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具有权利与义务的双重属性。现有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在这种复杂的双重属性中陷入了强制居民履行义务却忽略其权利行使的困境。针对此,文中从一种权利义务共生的角度出发,提出设定强制性义务发挥作用的边界并积极发挥多元社会机制的推动参与作用,以实现生活垃圾分类制度中权利义务关系的再定位。

让垃圾分类 从“新时尚”变为“好习惯”

《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2022年版)》中提到,垃圾分类将被纳入相关课程体系。学校打造垃圾分类主题趣味跑道,开展形式丰富的科普活动;城市公交车沿途播报垃圾分类知识,成为“行走的科普站”;越来越多智能垃圾桶亮相于大街小巷……垃圾分类已经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