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县域教联体建设助推城乡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义务教育加速普及,中小学的毛入学率显著提升,适龄儿童的受教育权利得到实质性保障。但随着学校数量的不断增加,义务教育城乡之间的差距也在逐步拉大。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的意见》,聚焦义务教育公平发展,强调义务教育在基本均衡的基础上实现城乡义务教育的优质均衡发展。为了实现城乡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目标,着力解决城乡之间资源配置不合理、协同机制不健全、保障体系不完善等问题,近年来湖北省大力推进“县域义务教育一体化联合发展共同体”(简称“县域教联体”)的工作,使城乡义务教育能够真正实现以“共同缔造”为理念的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义务教育公平发展的户籍转型:从等级身份到公民权利

传统户籍不仅具有登记、管理的功能,而且还承载了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功能,户籍差异是导致公民不能公平享受义务教育这一基本权益的制度性原因之一。现代公民社会的发展要求实现户籍观转型,使户籍信息成为公民作为主权国家民众享有与其他人同等权利的资格和证明。义务教育的公益性和纯公共产品属性决定了公民平等享有这一基本权利的正当性,因此,国家有义务从权利公平、财政公平和评价公平等方面保障义务教育公平发展。

澳大利亚公民权利义务教育概况与(上)

公民权利与义务教育在澳大利亚的兴起与演变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从澳大利亚联邦成立至今，越来越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在澳大利亚，基础教育、高等教育以及职业教育最初都是由州和领地政府负责管理，随着时代的发展，高等教育逐步开始由联邦政府负责，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由各州和领地政府负责，公民权利与义务教育也随之发生了一些变化。

澳大利亚公民权利与义务教育概况(下)

三、关于土著澳大利亚人的公民权利与义务问题 从英国人当年到达澳洲海滨之目起到现在，人们根据法律来决定国籍和公民身份。在1949年之前，土著居民和托利海峡岛民都是英国的臣民，1949年以后，他们成为英国的臣民和澳大利亚公民，1987年以后，根据法律他们就是单纯的澳大利亚公民。

深度伪造与公民权利的冲突与平衡

深度伪造主要包括视频深度伪造、音频深度伪造和文本深度伪造等类型。作为一种新技术,深度伪造极易侵犯公民权利,与公民权利存在冲突。面对深度伪造与公民权利之冲突,域外国家和地区大都通过立法加以调整与规制,以实现二者之间的平衡。在深度伪造与公民权利平衡方面,我国相关立法有所涉及,但检视整个立法,存在着诸多问题,难以起到平衡深度伪造与公民权利之冲突的作用。因此,有必要立足我国实际,借鉴、吸收域外国家和地区深度伪造立法的有益经验,不断完善我国规制深度伪造的相关立法。

公民教育数字权的基本内涵与法律属性

教育数字化改变了公民参与教育的途径、内容与教育秩序,引发了系列权益争议,公民教育数字确权具备正当性、紧迫性与合理性土壤。公民教育数字权是公民在使用数字化信息和网络工具过程中自由、公平、普遍享有的受教育权利以及关于教育数字的其他权利。公民教育数字权本质上是一种受教育权,是教育事业在数字变革中生发出来的关于公民发展的新兴权利。基于公民教育数字权的教育内核以及虚拟数字所表现出的新特性,公民教育数字权是公权与私权的集合,具有人格权与财产权的双重法律性质。

切实保障公民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国家为了保障公民享有宪法所赋予的受教育权利,提高各族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1986年4月全国人大六届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省级国家权力机关先后颁布了《普及义务教育条例》等地方性法规.这些法律、法规的颁布和施行,对增强以法治教,促进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保障公民受基础教育的权利起了很大的作用.本文试就我国义务教育法与国外义务教育法作一些比较,说明我国义务教育法的基本特点,探讨如何进一步保障公民受基础教育的权利.

义务教育与公民基本权利保障——评《义务教育法修正案》

公民的基本权利,是指公民享有的必不可少的某些权益,是公民在社会生活中必须的权利,是公民实施某一行为的可能性。它决定着公民在国家中的法律地位,具有母体性、稳定性和排他性。基本权利分为消极的基本权利和积极的基本权利两类,对于前者国家不能侵犯,而且必须禁止侵犯;对于后者,国家负有积极作为的义务,保障公民积极权利的实现。接受义务教育是公民应该享有的积极的基本权利,《义务教育法修正案》对于基本权利的实现具有重大的意义。中国政府为此做出了最大的努力,尽到了最大的义务。

农村义务教育的权利性危机及其法律保障

义务教育是国家依法统一实施、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必须接受的教育,具有强制性、免费性和普及性。中国新的《义务教育法》充分体现了权利本位、均衡发展、政府责任、平等受教育权等法治精神,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义务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然而,当前中国农村义务教育发展依然存在着农村公共教育制度遭到较为严重的冲击、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促生地方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就近入学原则没有得以真正贯彻落实、家庭教育权的缺位不利于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等权利性危机。基于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战略性目标,破解农村义务教育的权利性危机需要从政府决策过程中充分尊重村民的教育参与权、强化乡镇政府和村委会在农村义务教育发展中的责任、重视家庭教育在儿童受教育权实现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以教师均衡配置为着力点来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等方面着手。

实现义务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三个分析维度——基于“权力—权利”关系协同的视角

义务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缺失问题构成对公民受教育权利的侵犯。要想实现义务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需要在制衡公共权力基础上促进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的二者协同。为此,可以尝试以公民权利分配广度分散公共权力强度、整合公民个体权利为群体权利、以制度建设保障公民享受义务教育平等权利、提升公民权利意识等方式,以达到"以社会权力制衡国家权力"的目的;以完善公民本位义务教育法律体系、探索提升义务教育公共服务质量的法律长效机制、化解公民受教育权利救济困境和建立诉讼救济机制、推进宪法司法化等方式,实现以法律保障公民平等享有教育权利的目标。此外,加强义务教育经费预算民主建设也是实现义务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途径。

义务教育学校“公民同招”制度的设计与推进

推进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同步招生(简称"公民同招"),不是一项简单的技术操作,而是新时代义务教育发展的制度基础,也是大力推进招生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着力点。其致力于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意图保全儿童成长的本真样态,彰显了依法行政的教育治理理念。"公民同招"作为推进教育公平的重要决策,需要通过国家、省市、区域的逐层制度设计以确保其有效落实。基层教育主管部门具体负责落实"公民同招",要想做到平稳推进,需要做到:一是公民兼顾,科学合理地制订并严格落实招生计划;二是明确要求,按序实施,应采用同一报名录取软件平台、同一时序、同一数据统计与监管;三是通盘考虑,聚焦初中,区域推进教育质量整体提升。

义务教育阶段受教育权的绝对权利属性及保障

受教育权具有绝对权利属性。国家要积极保障受教育权的实现,积极促进受教育权的实现,同时国家教育的积极作为应以不侵犯受教育权为限,对侵犯受教育权的各类现象应当引起足够重视。要保障义务教育主体的受教育权应坚持平等原则、补偿原则、公开原则并遵守国际法义务。

现代公民教育在我国义务教育阶段课程中的实现——基于相关学科的课程标准与指导纲要的分析

现代公民教育的首要目标是培养具有社会参与能力的下一代合格公民。当前,世界各国的公民教育主要有知识学习、技能学习、价值观学习三种学习模式,侧重关心民主法则及其实现过程、公民的价值观、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等十大议题。通过分析品德课程〔品德与生活(社会)和思想品德〕、历史与社会、综合实践活动三类课程的政策文本,可知公民教育在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已有广泛而深入的发展,虽然在有些方面还需要平衡和衔接,但难能可贵的是我国已形成立体的课程依存与支撑结构。这种在正式课程间建立关联是我国实践公民教育的一次课程创新,它顺应了现代公民教育的发展趋势,并形成了独特的"课程群模式",同时为当下的非正式课程发展提供公民教育方面的经验。

公民权利与公民素质:当代义务教育发展之魂

保障公民受教育权利和为所有公民素质的全面提升打好基础,是当代义务教育发展之魂。在我国确立于20世纪80年代,其基本实现途径是义务教育普及基础上的均衡发展,由表征、低位或初级均衡逐步向内涵、高位或高级均衡发展,具有整体性、动态性和发展性特征,需要行政、科研及全社会的协同推进。

社会博弈与公共理性:义务教育“公民同招”的治理逻辑与路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的修订标志着“公民同招”政策进入全面落地阶段,其旨在解决义务教育招生乱象问题,追求义务教育公平、均衡和普惠的基本价值。但同时也引发了各界对公平与效率、政府与市场、教育与社会等多元价值的争议。这种社会争议体现的是招生政策背后所涉及的多元利益主体博弈。而政策实施的不确定性又会带来认识、执行、规范层面的诸多风险。从公办与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政府与教育职能部门、家长与学生、教育相关产业等不同群体的利益博弈分析政策实施的利益调整与影响,通过检视义务教育政策的治理逻辑,从制度发生学的视角建构起多元互利性的教育治理公共理性。以义务教育的公益性为价值基础,市场机制和政府适度干预相结合以防范“公民同招”的落地风险。进而兼得义务教育招生治理的效能最大化与政策内在价值承载最大化,探索和完善义务教育“公民同招”的治理路径。

义务教育择校的政策导向:从机会博弈到权利保障

建立在分数、金钱和权力基础上的机会博弈择校,背离了义务教育对公民而言公平和公正的制度理念,动摇了义务教育对儿童生命自主、自由发展的权利根基。公民拥有平等享受优质义务教育资源的权利和儿童享有生命自主、自由权利是义务教育择校合理性和正当性的基础。因此,基于公民权利和儿童权利保障的义务教育择校政策,要求在教育性质上坚持从应试教育走向公民教育,在学校特征定位上从同质性教育导向标准化办学和特色化教育,在"择校"的具体保障上实现从历史、市场博弈转向正义补偿。

义务教育“公民同招”政策推进的可能风险及建议--基于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政策文本分析

基于对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义务教育“公民同招”政策核心要素和配套措施的总体分析,提出在政策推进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操作风险、舆情风险以及对民办中小学发展带来的影响。同时提出“公民同招”政策推进的若干建议,包括切实推进政策落实落细、稳妥推动民办学校转型发展、努力缩小区域内校际办学差距等。

博弈论视角下城市义务教育就近入学政策实施的权利与义务关系

"权利和义务"之争一直是我国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实施就近入学政策的一个焦点,两者处于一个博弈局势中。目前,我国的国情决定,单纯强调就近入学是一种权利或者义务会使义务教育的发展陷入两种极性的不公平中。政策博弈过程是为了寻求一个均衡解,从而实现"双赢"的结果。为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就近入学政策的制定就要协调好其权利和义务的关系,统筹兼顾,而不能将两者对立起来。

义务教育择校的政策导向:从机会博弈到权利保障

建立在分数、金钱和权力基础上的择校机会博弈背离了义务教育对公民而言公平和公正的制度理念,动摇了义务教育对儿童生命自主、自由发展的权利根基。基于公民权利和儿童权利保障的义务教育择校政策要求在教育性质上坚持从应试教育走向公民教育,在学校特征定位上从同质性教育导向标准化办学和特色化教育,在择校的具体保障上实现从历史、市场博弈转向正义补偿。

义务教育阶段择校权利的认识与思考

学生择校权利的扩大符合我国教育政策和法规 ,符合义务教育的基本精神 ,是在我国现阶段促进教育平等的理性选择。扩大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择校权利要大胆借鉴国际上有关国家的经验 ,充分考虑我国的现实国情 ,遵循点带面、公立和民办学校一视同仁的原则 ,采取建立规范的择校机制、进行学区调整和重点学校改革等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