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民美德问题之难——兼序吴俊《政治伦理视域中的公民美德教育研究》

我们时代的问题确乎太多,但无论如何,公民美德都在最突出且难度较大的问题之列。这既有直接可感的或经验层面的现实理由,又有间接的或超验层面的理论理由,还有较具“中国特色”的道德文化理由。公民美德凸显为当下中国社会的时代性急迫课题,实际上也意味着我们的社会所面临的公民美德问题已然较为严重,此谓之公民美德问题之重。相较于一般公共议题,公民美德显然更为敏感、更为复杂,因之更具争议性,其公共效应也更为复杂久远,此谓之公民美德问题之难。明乎公民美德问题之重之难,实际上也就为我们更好地了解并探讨这一论题提供了可行的路径和方法,此当所谓“问题意识”或“以问题为导向”的应有之义。

公民美德与公民义务

民主社会的维系,离不开好公民的参与和支持。公民从其本质而言,是一种与个人具有不同特质的法律身份,代表着具有美德的公共之人。公民的美德要求,派生出相关的法律义务,这主要包括忠诚、守法与参与等。

政治哲学视域中的公民美德

公民美德目前普遍受到关注,培育公民美德,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论述也可谓丰富,但作为政治哲学领域中的一个专门性议题,公民美德理论对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当代中国究竟有何启发?本文对"公民美德"进行政治伦理层面的梳理和分析,指出就我国当前现状而言,只有在强调权利意识培养的同时,大力提倡重视社会共善的精神,我们才可能真正拥有正义秩序下的社会和谐。

公民美德与共和——共和主义的视角及其启示

从共和主义的视角看,包括勇敢、奉献、雄辩、审慎和爱国主义等几个主要方面在内的公民美德是公民自觉服务于共和国公共利益从而实现公民自由、共和、自治理想的品性和能力,因此可以说没有美德就无所谓共和;相应地,通过公共教育、公民参与、良法之治等多种方式加强公民美德供给,使人们成为好公民,也历来为共和国高度重视。共和主义关于公民美德与共和关系的阐释,不仅有助于我们改进对公民美德内涵的理解,加深我们对公民美德重要性的认识,而且有助于优化我国公民教育的目标,丰富和改善我国公民教育的手段。

政治革命中的道德重建: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公民美德教育

法国大革命是沿着政治革命——道德革命的路径不断向纵深处发展的,它不但是一场彻底的政治革命,还要实现道德重建,把所有的社会成员都改造成共和主义新人。在法国大革命发展的不同阶段,当权的资产阶级政府都用法律的形式将公民美德确定了下来,并从学校和社会两个层面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公民美德教育。法国大革命沿着上升路线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来一些难题和困境:把民族再生的希望寄托于公民美德,大兴道德救赎,造成了政治道德化的严重后果。

公民美德、公民权与公共行政——论新公共服务的范式困境

新公共服务理论从诞生之日开始,便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基于对公民的民主道德和政治品质的人性预设,新公共服务理论中的公共利益、公民权及其政治诉求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联,也正是由于这种抽象的人学规定,新公共服务理论所倡导的共同领导并未能形成统一有效的公共责任机制。尽管新公共服务认为参与式管理能够融合政治与行政的行为一致性,然而分散的权力和责任在民主现实层面容易产生一种真空的状态,从而会致使国家行为偏离基于人性的基本需求。在风险社会的背景下,新公共服务理论的范式困境彰显了民主道德化背后的人性危机,理想的公共行政应该立足于"现实的人"的立场,重构公共行政作为一门为人类谋福祉的学科本质。

公民美德比较性研究

阿尔蒙德《公民文化》对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五国公民美德作了实证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公民日常行为的道德分析”对现阶段我国的公民美德状况进行了实证调查。两次调查各有侧重,前者着重于公民文化,后者则立足于公民的日常生活,但就调查的主体、对象及公民美德的层次而言,二者的比较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二者之间的数据比较也得出了一些结论:我国大多数公民居于日常性美德层次,而我国的公民文化则属于臣民能力与异化的公民参与。

制度正义:公民美德形成的制度维度解读

制度安排正义与否直接影响到一个社会的公民德性状况,社会中制度安排合理,社会整体氛围呈现出公平正义,通过制度的强制性约束力的发挥,为公民美德养成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与制度平台,将正义观念和价值深入人心,引导公民美德的发展方向,使公民在潜移默化的行为养成中提升自身的德性与修养,促成公民美德的养成。

宽容是民主巩固的社会心理基础——基于公民文化与公民美德的考察

现代民主与宽容有着内在的价值关联,民主政体的巩固也需要宽容的社会心理和公民美德。公民文化理论将宽容理解为多元主义社会价值取向,它有助于在公民结社中培育共同情感、淡漠政治分歧、增进信任与合作、缓和政治冲突。公民美德理论认为宽容是公民超越私人利益的局限,在公共生活和交往中表现出的市民风范和公共理性,它缓和了市场社会过度竞争造成的人际关系恶化,使政治行为文明化,并有利于民主的巩固。

自主性与公民美德——自由主义如何回应共和主义的挑战?

形形色色的"自由主义的共和主义"与"共和主义的自由主义"在当代政治理论争论中造成了严重的理论混乱。这种现象背后的根源,主要是因为自由主义的理论家们试图构造自由主义的公民美德,以回应共和主义的批评。传统自由主义的公民美德是私人性的,因此,能否构造出具有公共性的公民美德确实是共和主义对自由主义提出的真正挑战。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通过塑造一种特殊的慎议政治模式,体现了公共自主性的要求,同时又确保了公民的主观自由,从而在自由主义的语境中提出了公共性的公民美德,即公共理性。同时,由于以承认公民的道德能力为前提,而不是以培养公民的道德能力为目标,这种公民美德观念成功地使自己摆脱了完善论的风险。

论法治秩序中的“公民美德”

讨论法律与发展的中国经验,不能忽视中国智识群体的"中国经验",不能忽视他们对中国法治的"问题域"的关注和深入讨论。讲法治秩序,讲宪政安排,讲人的权利保障,需要具有某种能力并有力量去要求并维持政府权力限制之"德性"的公民。提倡以"公民参与"为导向的"公民美德",显示了公民对有权者施加某种形式的限制的意愿及能力的重要性,对于中国法治秩序形成的先决条件和重要环节而言,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可能的资源。

制度成就公民美德:威尼斯共和政体运作的道德效应

威尼斯共和政体的制度运作具有一定的道德效应。首先,宪政法治这一共和政体的根本制度成就了共和公民爱法律、爱共和国、勇于奉献、投身于公共利益、审慎、节制、简朴等一系列基本美德;其次,混合制衡的基本组织制度成就了作为执政者的公民在君主气质、贵族气质和平民气质上所具有的特殊美德;最后,选举制度和任期制度则成就了公民在参政过程中防腐拒变的美德。

论爱国主义与公民美德之间的关联性

对于"爱国主义是否是一种公民美德"这一问题,存在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实际上,人们不能笼统地探讨爱国主义是否是一种公民美德,因为爱国主义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根据爱国者在对国家表达热爱和忠诚的过程中其行为是否受到正义原则的约束,爱国主义可以被分为"非正义的爱国主义"和"正义的爱国主义"。正义的爱国主义可以成为一种公民美德,它可以作为一条忠诚与团结的纽带,增强公民对国家的认同感,促进审议民主的发展,带来和平。

公民美德的历史形态及其中国语境

公民美德是维系共和政体的一种社会情感。古典形态的公民美德以公共利益的至上性为核心价值取向。文艺复兴与启蒙时代开始了从古典公民美德到现代公民美德的转型。托克维尔奠定了以“正确理解的自利原则”为基础的现代公民美德。公民美德的历史形态及演化过程对当代中国政治教育的启示是:塑造社会主义公德必须采取世俗化的、制度化的、自立自治的政治教育。

公民美德与动物福利

动物福利指的是动物的一种健康、快乐状态,在此状态下,至少它们的基本需要能得到满足,而痛苦被减至最小。维护动物福利,一靠伦理、法律、政策规范,二靠公民美德。公民美德是落实动物福利规范的根本保证。与动物福利有关的公民美德包括仁慈、正义、负责、谨慎、节制等。这些美德的养成,离不开个人的长期修炼,同时也需要社会通过公民教育的方式进行塑造和培养。

奢侈、商业与公民美德的现代转型——休谟的公民道德思想探析

西方古典共和主义认为共和国的建立与维护必须以积极的公民美德为基础,这种公民美德要求公民将公共利益置于私人利益之上。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古典共和主义思想认为商业及与其相伴随的奢侈是引诱公民追求私利从而"腐化"公民品质的破坏性力量。休谟对这种观点展开了批判,他认为商业的发展不仅不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而且从长远来看还会促使人们形成勤劳、知识、人道、温和以及独立等新的公民美德。与古典公民美德相比,这些新的公民美德是一种更为"自然"的美德,它不仅有利于增进私人幸福,还更有利于增进国家的强大与公民自由。休谟的公民美德观体现了西方公民美德观念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

论公民美德与全民守法的内在逻辑

公民美德与全民守法是公民社会和法治国家确立的基础要素,然而,长期以来的道德建设和普法宣传各行其道,效果并不明显。实际上,公民美德的培育与全民守法习惯的养成无论在"人"这一主体要素的归结点上,还是在核心内容的界定上都具有同质性(权利与义务、自由与责任)。更重要的是,公民美德的培育需要全民守法的制度环境,全民守法习惯的养成需要公民美德的彰显和支持,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

公民美德及其培育研究

公民美德是公民在参与公共生活领域的实践中具备或实际展现出来的品质和能力,具有政治性和公共性两大特征,既是一种政治美德也是一种公共美德。公民美德有利于促进公共参与,有利于凝聚价值共识,有利于支撑法治建设。培育公民美德对于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就高校而言,培育公民美德不仅需要发挥学校德育的主渠道作用,也需要发挥公民个体的主观能动性。

混合政体与公民美德——美国宪法共和主义的内在张力及出路

共和主义是美国宪法的原旨,渊源于罗马共和国的混合政体是美国宪法共和主义的内核所在。混合政体的智慧、美德、自由三要素之间存在一种必然的内在张力。公民美德是维持三者间均衡的关键。公民美德的脆弱性导致共和国命运的飘摇不定。美国宪法共和主义以更强的制度偏好控制公民美德的衰败,激发公民美德的生长,从而更好地维持了混合政体的均衡与共和政体的稳定。

为什么是公民美德

公民美德的提出并不是推翻公民道德从而建立一种新的体系,而是寻求一种新的视角处理公民与公共事务之间的关系,并以公民实践为旨归,将理性及参与作为基本美德。此外,公民美德内在的公共精神也要求公民遵守法律,允许美德自身受到批判,从而发展出更为宽容的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