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问政视野下公民群体意志和政府意志的良性互动探析

"网络问政"从公民和政府角度都有其存在的必要,然而公民集体意志和政府意志时有冲撞,从法学、大众心理、历史等方面分析原因,并结合实践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从立法、政府定位和公民态度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缓和冲突、促进二者良性互动的建议。

群体性事件的根源及消解机制——基于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关系的视角

当前应对群体性事件的方面,国家重视事后的救济方式和事中的程序机制,却忽视事前的化解机制。群体性事件实质上是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冲突关系紧张的爆发。其产生的根源在于国家层面的义务未尽履行或者未合理履行,同时公民群体方面也存在引发因素,如独立性的迷失、"法不责众"意识以及接受人治的心理。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以及新闻媒体应树立科学的态度,要正视和尊重"群体性事件"背后的正当利益诉求,建立和完善各种常规的消解机制。

群体公民行为研究述评

群体公民行为是工作群体作为整体所表现出来的,有利于促进整个组织总体目标实现的一种角色外行为。培养组织中的群体公民行为,非常有助于企业组织,尤其是实行团队模式管理的企业,提升组织绩效和改善员工的行为与态度。本文对以往研究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对未来研究方向做出了预测,并在其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初步的开发策略。

群体规模与领导对群体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

以37个工作群体中的501位员工为对象,探讨群体规模与领导行为对群体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运用多层验证性因子分析技术对调查数据进行了检验,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最优尺度回归和偏最小二乘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群体规模越大,群体组织公民行为的水平越低。领导的个人品德和团队维系行为对群体组织公民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而领导的工作绩效行为对群体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作用不显著。

企业群体公民行为对员工态度与行为的影响——组织承诺与工作满意感的中介作用

文章采用自编的企业群体公民行为问卷,以工作小组(或团队)为单位选取样本进行问卷调查。对来自69个有效小组750份有效问卷的数据统计分析结果表明:我国企业群体公民行为是一个四维度结构;组织承诺与工作满意感是群体公民行为与个体组织公民行为及个体任务绩效的中介变量。

群体组织公民行为对工作奉献与离职意向的影响

以37个企业部门中的501位员工为对象实施问卷调查,使用多层验证性因子分析技术对群体组织公民行为的组群特性进行了检验,并运用多层线性模型进一步探讨了群体组织公民行为与工作奉献、离职意向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群体组织公民行为对员工的工作奉献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对员工的离职意向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群体组织公民行为能够调节主管支持与工作奉献的关系,但不足以调节主管支持与离职意向的关系。

CPM领导行为对群体公民行为的影响——程序公正氛围和人际信任的中介作用

文章对来自69个有效小组750份有效问卷的数据统计分析结果表明:CPM领导行为对群体公民行为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其中,领导行为M机能和C机能对群体公民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P机能则是显著的负向影响;在CPM领导行为的三个机能与群体公民行为的关系中,程序公正氛围、认知信任、情感信任起着完全中介作用。

企业群体公民行为内容结构实证探讨

本文通过对以工作小组(或团队)为单位抽取的1299名企业员工的一系列调查,主要采用因素分析的方法,设计了我国文化背景下的企业群体公民行为问卷。结果表明,我国企业群体公民行为是一个四维度的结构,分别是:群体道德、组织忠诚、团队精神和助人行为。经检验,本研究所开发的企业群体公民行为问卷具有较高的信效度。

领导行为对群体公民行为的影响途径探讨

维系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必须重视组织中的群体公民行为。培育群体公民行为最有效方式之一,便是实施适合的领导方式。本文总结了领导行为与群体公民行为的相关理论成果,初步提出了适合培育与促进群体公民行为发展的企业领导风格。

群体断层对于群体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边界跨越作为中介变量

群体断层与群体组织公民行为是组织行为学领域较新的研究主题,群体断层的“双刃剑”效应以及对群体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机制仍然有大量值得探索的领域。基于来自42个团队的203份有效数据,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激活的群体断层与群体组织公民行为呈正相关关系,边界跨越起到部分中介作用。组织中成员对断层的感知会促进其进行非正式的边界跨越行为,边界跨越有效缓和群体之间对立关系,有利于提升群体组织公民行为。

东道国公民群体作为第三方参与ICSID仲裁研究

东道国公民群体作为第三方参与仲裁,是指当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政府之间的投资争端通过ICSID仲裁解决时,与仲裁标的或结果有利益关联性的东道国公民群体享有作为第三方参与仲裁程序维护自身合法利益的权利。东道国公民群体要求维护其在ICSID仲裁实践中被忽视和损害的合法权益是参与仲裁的根本原因,而仲裁庭为了缓解ICSID仲裁机制遭遇的公众信任不够的"正当性危机"而接受第三方有限参与仲裁则是东道国公民群体参与仲裁的契机。然而在目前的ICSID体制下,东道国公民群体参与仲裁中只享有极为有限的权利,在具体的个案实践中,也只能以"法庭之友"的模式参与仲裁,无法真正实现维权诉求。因此,如何保护在ICSID仲裁中遭受不利影响的东道国公民群体的合法利益成为国际投资仲裁领域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雇佣关系与群体公民行为、群体效能感的关系——岗位层次的研究

本文基于从雇主角度定义的四分法雇佣关系模型,探讨同一岗位层次的工作组的雇佣关系与群体公民行为以及群体效能感之间的关系。样本为50组每组平均3.7人作答的群体数据。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组织中心型雇佣关系的工作小组的群体公民行为和群体效能感总体高于其他类型雇佣关系的工作小组。

环境治理中公民利益群体的行动逻辑

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崛起,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迅猛发展,由此引发的环境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在环境治理中,利益主体由同质化转向多样化,政府职能模式由全能型逐渐向有限型过渡,将部分权力归还于社会,目的在于协调多元主体的利益差异、利益矛盾,公民利益群体的地位也由此凸显出来,成为环境治理中除政府、市场之外的第三方参与者。如何指导和激励公民利益群体的行动策略,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已成为当今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文章试图从利益驱动、资源禀赋及制度构建三方面来解析公民群体在环境治理中的行动逻辑,从而推动公民集体行动迈向组织化、规范化,真正实现环境善治格局。

组织敌意氛围对群体层面工作结果变量的影响机制研究

组织敌意氛围对雇员和群体会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然而以往研究较多关注敌意氛围对雇员个体层面结果变量的影响,而对群体层面的影响后果较少探讨。本文运用文献法、归纳法从理论层面探讨敌意氛围对群体层面结果变量的影响机制,得出敌意氛围通过群体效能及群体认同对群体合作、群体组织公民行为及群体绩效产生影响,并对减少组织敌意氛围提出了管理实践对策。

组织公民权行为理论综述

首先分析总结了文献中出现的OCB的维度变量,主要列举出了6种,然后就OCB的特征变量和结果变量的研究结果进行了总结,最后就将来的研究方向给出了一些建议:如OCB与特征变量和结果变量的研究,跨文化环境下OCB的研究,OCB的负面效应以及研究方法的拓展等。

公民社会在中国

当我们谈论公民社会的时候,我们首先应去推敲一下这些问题,什么是公民(citizen),什么是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以及在中国,公民社会是否等同于非政府组织(NGO)。首先,"公民"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古希腊,那些为国家做出贡献的人(通常是通过征战),享有相应的权利来决定国家事务。到了现代社会,公民的范围不断扩大,并更侧重享有的权利。虽然在学界,对于公民权利的定义不同派别会有不同侧重,但比较通行的看法是,公民享有法律所赋予的权利(我国公民权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例如基本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而公民社会则是建立在践行这些基本权利的基础上的一种公民自治(self-organization)形式。本文即是对于公民社会在中国发展状况的概述。

群体公民行为的培育——基于SHRP视角的实证研究

工作团队的群体公民行为是减少组织内耗、提升组织灵活度和高效运作的润滑剂。本文通过对43个工作团队561名员工的问卷调查,运用群体迁移共识模型、因子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提出支持性人力资源实践以及群体公民行为的多维结构,进而构建和验证了支持性人力资源实践影响群体公民行为的中介模型,分析群体凝聚力、组织支持感等中介变量对组织内部工作团队的群体公民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支持性人力资源实践中的就业安全、团队导向的绩效管理、薪酬激励、职业发展等模块,通过中介变量的传导,对培育团队群体公民行为有积极正向的作用。

群体组织公民行为研究现状与展望

随着组织研究中多层次理论和研究的发展,群体组织公民行为已成为组织公民行为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本文梳理和归纳了群体组织公民行为的概念内涵和测量方法,回顾了其影响因素及其对组织效能的影响,介绍了群体组织公民行为作为社会规范对员工行为和工作态度的影响,并指出了群体组织公民行为现有研究的不足及今后的研究方向。

群体公民行为塑造:基于柔性激励的战略人力资源实践耦合模型

基于对群体公民行为内涵的不同诠释,探索中国情境对管理实践和群体公民行为的影响,分析柔性激励融入人力资源实践对群体公民行为各维度的积极作用。从战略人力资源实践的层面,剖析中国情境下群体公民行为的塑造机理,构建和验证基于柔性激励的战略人力资源实践(SHRP)耦合模型。通过SHRP的驱动、保障及执行力三个子系统的互动,共同塑造群体公民行为,并形成基于柔性激励的SHRP与群体公民行为的耦合。其中,长期雇佣政策对中国情境的群体公民行为塑造有特殊意义,而跨边界绩效管理在中国组织SHRP中需要得到进一步完善。

公共系统中的重建管理战略对群体层次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

重建管理战略(TMS)在公共管理中的运用引起了公共绩效研究者和实践者的日益关注,但我们却严重缺乏重建管理战略的理论和实证知识。本文进行了一项独特的关于重建管理战略对群体层次组织公民行为影响的实证调查,并呈现出调查的结果。126位英国地方政府的高层领导参与了调查。结果显示,在组织层次高度实行重新定位和重组的地方政府,其群体层次组织公民行为的水平也高;而在人事层次高度实行重组的地方政府,其群体层次组织公民行为的水平就低。紧缩策略对群体层次组织公民行为则没有影响。本文还探讨了未来研究的影响和建议。对实践工作者的启示现代公共管理面临不断的跌宕起伏,在这种情况下,公共管理者为了实现从维持绩效到提高绩效等目标必须要进行组织变革。本文研究了重建管理战略对组织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为实践者提供了两点经验。其一,组织层面的重新定位和重组可以用做提高组织文化、工作关系、士气和合作的基础。其二,重大的人事变动很可能产生喜忧参半甚至是不理想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