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位与赋权:广告公益诉讼中的公民主体资格

广告公益诉讼制度能有效维护被违法广告侵害的公共利益,但实践引入与应用情况并不理想。公民诉讼主体资格的缺失是关键阻碍。运用场域理论将公民置于广告公益诉讼场域“构型、资本与惯习”分析模型中,可以突破对公民主体资格缺失问题的单一化、简单化归因,剖析并排解立法者的赋权顾虑,找寻调适公民厌诉惯习的有效路径。

公民资格制度:全球化背景下的发展

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维系"领土-人口"联结、建立管治和依托基础的核心机制,公民资格制度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产生了多方面的嬗变和发展。全球化带动下的国际人口迁移所形成的一系列问题,逐步促使公民资格制度在内在体系上由对权利的聚焦逐步转向对参与和认同归属的强调,在外部界限上设立居民资格身份作为过渡筛选机制,在选择性包容迁移人口的同时对本国公民给予更多的支持,并形成了双重公民资格制度和欧盟公民资格制度。全球保护行动的日渐开展,也逐渐产生相对意义上的全球公民资格。

从“平等”、“社会性别”到“公民资格”——西方女性主义的理论转向

西方女性主义运动从资产阶级革命肇始,在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女性主义理论伴随着社会运动与女性运动几经沉浮,日趋成熟。本文将在有限的篇幅里以不同时期③西方女性主义的主要理论关切为主线,对其做一个简要的梳理,力图勾勒出女性主义理论大体发展的脉络,以期对中国的女性研究有所借鉴和启发。

艾丽斯·杨的多元文化主义公民资格观与公民教育观探析

在全球化时代,一体与多元成为世界发展的两种趋势。以艾丽斯·杨为代表的多元文化主义公民教育思想在20世纪末以来已经成为世界公民教育理论与实践中一个令人注目的亮点。普遍与差异、同质与异质成为多元化时代公民教育不可忽视的两组矛盾。

差异公民资格与正义：艾利斯·马瑞恩·杨政治哲学探微

在当代西方女性主义政治哲学中,艾利斯·马瑞恩·杨以其"差异的公民资格"与"差异政治"而独具特色。从对罗尔斯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普遍公民资格的批判出发,她说明了自由主义普遍公民资格如何忽略或至少是回避了差异及差异群体的权利要求。她以差异的公民资格为切入点,揭示出女性主义政治哲学之差异正义的根本理论诉求,这不仅为女性等差异性群体争取自身权利指明了方向,也试图以另外一种新的视角,即公民资格的理论视角,冲击传统意义上普遍主义的正义理解。在当代多元文化的广阔背景下,差异的公民资格和差异平等的正义观照正越来越成为差异性群体争取自身权利的理论武器,而差异正义的独特理论诉求也正日益成为普遍正义的一种有意义的补充。

西方公民资格的主流范式与美国特色

西方公民资格传统通常划分为两大主流范式:一是以权利为中心的自由主义范式;二是以美德为中心的共和主义范式。两大范式后面都隐含了平等的前提和自由的目标。但考察十九世纪的美国公民资格,它似乎表现为一种完全不同的"另类"。那一时期的美国公民资格以对印地安人、黑人、奴隶、妇女等"二等公民"的排斥作为基础,以社会不平等作为前提。在内容方面,它以奴隶的生活作为参照点,以获得社会大众的承认和接纳作为目标,与主流公民资格范式的自由追求相去甚远。美国公民资格传统不仅为分析公民资格的发展范式提供了新的视角,而且为美国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公民资格视域下当代中国公民教育的历史与逻辑

公民资格的法理确认是公民教育的现实基础。公民资格的理想践行是公民教育的内在诉求。公民资格与公民教育相互影响,密不可分。公民资格概念体系中的内在张力决定了一国公民教育的重心必然要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不断调整。本文在对近代以来中国公民教育发展的历史进程进行梳理的基础上,以公民资格中内外、权责、统分三种内在张力对我国公民教育的历史现实予以分析,以期阐明近代以来中国公民教育的总体特征以及公民教育发展的逻辑理路,进而为明确当代中国公民教育体系的价值定位提供参考。

公民资格理论与我国社会政策的重构

公民资格理论是社会政策学科的基本理论,其对社会权利的强调对各国社会政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公民资格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平等赋予、平等保护,因此公正和平等是社会政策的基本理念。在福利制度转型中,政府不能推卸福利责任,但是要改变承担福利责任的形式。在社会福利的制度改革中,我们比较重视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对社会福利的法律救济制度有所忽视。因此,有必要加强对行政诉讼、宪法诉讼、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的制度建设。

公民资格、公民资格教育与全球化的挑战

民族国家公民资格的普遍性和成员之间的相互性特征规定了公民资格的教育方向。公民资格教育要完成公民对民族国家的认同,一方面要培养行使公民权利和参与国家事务所需的知识、能力与态度;另一方面要培养共同的文化意识,形成成员之间在情感上的相互性。今天,虽然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主权构成挑战,但并没有否定民族国家的公民资格的框架。

公民资格与我国公民教育的历史逻辑

公民资格的法理确认是公民教育的现实基础。公民资格的理想践行是公民教育的内在诉求。公民资格与公民教育相互影响,密不可分。公民资格概念内涵中存在的内外、权责、统分三种内在的张力,决定了一国公民教育的重心必然要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在我国百余年的公民教育历史中,由于特定的历史与国情,近代以来中国的公民教育具有浓厚的现实主义传统、道德精英主义取向以及整体主义情结,体现出对"外"、"责"和"统"这一维度的格外重视。在新的历史时期,只有正确把握了公民理论内涵中的内外、权责、统分三个维度,并根据具体的时代背景进行明确的判断,才能对具体公民教育实践中的宏观战略、总体方针、具体途径进行较为清晰而系统的定位。

古典自由主义的公民资格观念及其正义局限

在自由主义传统中,公民资格意味着一系列的权利以及对权利的获得和占有,在个体和共同体的关系上,强调个体性对于共同体之先在性,主张个体不应受共同体过多的限制,公民资格意味着一种法律地位以及法律上对权利的消极保护,公民特征体现为消极公民和消极自由。古典自由主义的这种公民资格观念尽管在学理上承诺了自由和平等,然而却无法在实践上兑现,不可避免地造成原子式的个人以及对共同体价值的忽视。

公民资格视阈下美国公民教育的历史与逻辑

受内外部诸多变量的影响,美国公民教育发展的内在逻辑被隐藏在纷繁复杂的历史表象中。它与公民资格一直保持协同演进的联系。公民资格的历史发展要求公民教育进行持续的变革。公民教育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一代代美国人的价值判断与政治情感。其丰富的经验、明确的教育理念、完善的内容体系和实效性的教学方式,构成了我国公民教育实践可资借鉴的域外资源。

公民资格的内涵辨析

公民资格是规定政治共同体成员的基础,从根本上意味着平等,它经由公共权力的认可,体现着公民个体权利与义务的平衡以及以公民道德为主要内容的公共精神。不同共同体保持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动态平衡的角度不同,造成了现实中多种多样的公民资格形态。

正义秩序之追寻——兼论罗尔斯的公民资格观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一直存在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两种不同的公民资格传统,前者视个体自由为最高政治价值,后者视美德为最高公民典范。罗尔斯一方面对自由主义仅仅强调个体权利的倾向作出修正,增加了公民资格理论对实质平等的关心,用以解决社会正义问题,一方面提出一种公共理性的公民资格观,用以解决多元和统合的政治正义问题,从而在其正义理论的框架中彰显其独特的民主公民资格观,对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两种不同的公民资格传统进行了一种调和,目的在于:在个人自由和市场社会基础上重建公共自由和集体认同,以维持和保障正义之秩序。

公民资格:西方民主的一种解读视角

西方民主的发展历程,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公民资格演变的过程。古希腊、罗马时期的自由人尚不曾拥有以尊重个人权利为核心特征的公民资格。现代公民资格概念在17世纪才开始出现,并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英、美、法三种模式。可以说,从古至今,公民资格在形式上经历了由特殊到一般的过程,在内涵上,则是落实人之为人的基本权利的过程。现代公民资格的“一般化”跨越了社会结构,伸展到政治、经济、社会诸领域,成为人民主权和个人自由两个政治信条的连接点。民主成熟程度是与公民资格的发展程度相适应的,后发展国家在民主化道路上,不可避免地首先需要对本国公民资格的普及、保障与张扬作出努力。

公民资格、公民精神与公共服务供给

公共服务对象是公民,对其属性的分析是公共服务研究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本文探讨公民资格与公民精神内涵、作用及其对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作者认为,公民精神与有效的公共服务供给是相辅相成的,公民精神促使公共服务对象的公民属性回归,公民精神在公共服务共同生产供给机制下能够充分发挥作用。因此,具有公民精神的公民在共同生产供给机制下将会形成新的价值理念,并作为共同生产者通过相应方式介入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促进公共服务质量的提升。

全球化·公民资格·教育改革——欧盟教育政策个案研究

文章从全球化的背景出发 ,系统讨论了公民资格理论及公民资格内涵在新时代的变迁 ,并通过欧盟教育政策的个案分析 ,阐释了公民资格理论对教育政策的影响。作者认为全球化已引起了民族国家传统权利结构的变革 ,进而对传统的身份政治提出了挑战 ,因而教育政策的制定、执行与评估都应考虑这一时代特点。但无论如何 ,国家在教育中仍应发挥主导性的作用。保持本民族文化传统。

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中的公民资格理论重探

政治哲学对公民资格理论的研究一直忽视了对马克思的探讨,而马克思研究者也很少认真地总结马克思的公民资格理论。事实上马克思与鲍威尔关于犹太人问题的争论主题就是公民资格问题,在之前的研究中,此问题一直被共产主义或者现代性批判的宏大主题遮蔽了,也被一些犹太人问题研究者弄得琐碎不足道。通过对鲍威尔严格共和主义思想的发掘和对马克思思想与共和主义、自由主义思想的比较,马克思的公民资格理论的基本特点就清楚地呈现出来了。

当代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之争:以公民资格为焦点

当代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之争涉及很多方面,但以公民资格为焦点来看,二者之间的主要差异表现为:自由主义以个体价值立论,重视个人自由和权利的保障,而社群主义则以群体价值立论,重视社会公共善的达成。这两种公民资格观所标榜的公民精神都在不同方面契合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就我国当前现状而言,应从日常生活中的公民礼仪做起,培养和塑造以宽容尊重、平等交往为主要人格特征的新时代公民,由此,政治民主生活中负责任的好公民才可能产生。

公民资格视域中中国公民意识培育基础初探

随着我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各项改革的逐步深入,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引发了社会排斥、消极公民、政治冷漠等公民意识淡薄的问题。这不仅制约了政府综合治理水平的提高,而且与国际公共管理的发展趋势及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方向相违背。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关系的扭曲与不和谐,对此,只有以协调社会生活各领域关系为基点,采取相应措施使市场领域、国家领域和公共领域和谐共处,才能够培育良好的公民意识,为提高政府的综合治理水平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