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反噪声网络舆情与公民赋权——以H市快速路建设新浪微博舆情为例

Web2.0时代,微博赋予了公民赋权发声的渠道。基于新浪微博舆情,以H市快速路建设作为研究案例,运用网络民族志和微博舆情分析的方法,研究社会化媒体对公民赋权行动带来的变化。研究发现,公众的公民意识不断提高;微博提供了网络围观的重要阵地,提供重要的社会赋权作用;微博围观者试图借用外部的媒体力量进行赋权努力。可以在该事件中逐步感受到"围观改变中国"的力量,但在缺乏制度性力量的情况下,这种力量依然是微弱的。

从行政放权到公民赋权:中国参与式预算的地方创新

参与式预算是公民直接参与预算决策、进行预算执行全过程监督的一种公共预算创新模式,是地方政府探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实践,它遵循行政放权与公民赋权两大进路,在行政吸纳、行政动员与社区自主决策的典型模式中,表现为渐次扩大公民参与程度,提高了地方政府预算的有效性,优化了政府治理的民主途径。基于问题导向,完善地方政府参与式预算改革的可行性进路在于法律体系的深度赋权、优化参与制度的设计、公民社会意识与政治参与能力的培育等,本质上在于解决行政放权与公民赋权之间的衔接问题。

中国公民参与式预算:三种不同的逻辑

文章通过考察参与式预算三种独特的逻辑——行政逻辑、政治改革逻辑和公民赋权逻辑,以及它们是如何运行和相互交织,借此理解中国参与式预算。首先,对近年来参与式预算的背景进行了介绍;其次,简要概述了参与式预算的三种逻辑,梳理参与式预算在中国的发展,论述了各种参与式预算模式及其特点;最后,依据一系列标准对三种逻辑下的参与式预算做出评价,并展望了未来发展前景。文章基于大量报道、期刊文章,过去六年间笔者参与五个参与式预算试验的亲身经历,大量的田野调查以及对中央和地方官员的访谈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表明,行政逻辑在参与式预算试验中仍将占主导地位;中央政府的谨慎和地方政府的抵制,使得赋权于地方人大的实践仍被约束;通过参与式预算赋权于公民也因政府的慎重而备受限制。

现代民族-国家:国家治理的新范式

现代国家是依托于“民族”而形成的有别于传统王朝国家的新形态国家治理范式。其以“民族”为载体对外宣誓国家主权的同时,也确立了对内以个体为基础的国民国家体系。国民的国家与民族的国家的内外双重属性的获得与实现,均是基于现代属性的“民族”的发现与成功建构。同时,作为新型治理范式的民族国家其治理目的与功能的实现,则完全取决于国家民族的聚合性特征与国民性价值。持续的国家民族建设,既是现代国家建设的基础性工程,也是国家治理的合法性基石。

中国城市居民的互联网使用与政治参与 基于介入方式与信息消费的类型学分析

本文基于2015年和2018年"中国城市治理调查"数据,从互联网介入方式与信息消费类型维度出发对互联网使用行为进行分类,比较了不同互联网使用方式对常规、非常规政治参与的影响模式之间的差异。研究证实了"公民赋权假说",表明"集体介入—社会导向"型互联网使用模式对城市网民的常规、非常规政治参与均有促进作用。实证检验结果未能支持"时间替代性假说",这表明"个体介入—娱乐导向"型互联网使用模式并未降低人们的政治参与意愿。总而言之,互联网在总体上促进了中国城市网民的政治参与,但不同互联网使用方式的影响机制与程度存在差异。在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社会,互联网兼具公民赋权与政府赋能功能,政府如何应对与引导互联网时代的各类政治参与行为将是今后重要的研究议题。

协商民主与中国特色的人权实现途径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加强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形成完整的制度程序和参与实践,保证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有广泛持续深入参与的权利”。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权实现途径和机制,协商民主与人权之间的关系应该成为协商民主理论与实践的一个重要领域。首先,人权与协商民主之间存在内在的关联;其次,协商民主可以从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权利两个方面来促进人权的发展;再者,人权对协商民主的制度安排提出了特定的要求。

乌干达公务员对公共服务供给中公民角色的认知

本文研究了乌干达公务员对于公共服务提供中公民角色的认知。换句话说,我们考察了那些公共服务提供者对服务对象所产生的实际的和预期影响的一些看法。为此进行了一项聚焦于乌干达教育和卫生部门的实证研究。本文结论是,由于公民角色中存在众多张力,乌干达公务员认为服务对象还未充分参与到对优质公共服务的需求和提供当中。如果没有一种支持公共服务能力建构的文化在各个层次的发展,包括社区层次和个人服务对象的层次,那么在乌干达更有效的公共服务供给是不可能的。

寻求智慧的公共治理:立陶宛案例

面对迅速变化的经济和社会压力以及复杂的公共政策问题,政府必须积极应对新挑战。这只是智慧的特征之一。本文分析了最近引入的智慧公共治理概念,该概念需要更好的概念化。本文定义了智慧公共治理的特征和标准,并提出了一种评估工具。在立陶宛中央政府层面对该方法进行的试点表明,立陶宛的公共治理体系尚不能被认为是一个智慧的社会体系。智慧的一些特征已经很好地呈现出来,确实存在一些积极的例子。但是,智慧的公共治理尚未成为立陶宛政府文化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