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应对干预在公民逝世后捐献肾移植受者及配偶中的应用

目的:探讨二元应对干预在公民逝世后捐献肾移植受者及配偶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2022年1月—6月山西省某三级甲等医院器官移植中心35例公民逝世后捐献肾移植术后受者及其配偶为对照组,实施常规围术期护理;选取2022年7月——12月山西省某三级甲等医院器官移植中心35例公民逝世后捐献肾移植术后受者及其配偶为观察组,在常规围术期护理基础上实施二元应对干预。干预前及干预后使用二元应对量表、病人自我感受负担量表、积极心理资本问卷、一般疏离感量表得分评价干预效果。结果:观察组二元应对、积极心理资本问卷得分高于对照组,自我感受负担得分、社会疏离感得分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01)。结论:二元应对干预应用于公民逝世后捐献肾移植受者及配偶中,有助于降低肾移植受者自我感受负担和社会疏离感,提高心理资本,促进肾移受者术后康复,对进一步构建公民逝世后捐献肾移植术后夫妻居家照护体系提供一定的帮助。

个体化免疫诱导方案在公民逝世后捐献肾移植患者中的疗效观察

肾移植手术作为终末期肾病患者较为理想的治疗方案,已被大多数患者所接受,但移植术后急性排斥反应以及感染、肿瘤等并发症、移植肾的长期存活以及免疫耐受状态仍是肾移植手术后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近年来,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成为亲属器官捐献外唯一的器官来源,而器官质量是导致移植肾急性排斥反应、肾功能恢复以及移植肾长期存活的主要原因,调整术前免疫诱导方案以促进肾功能恢复、减少移植肾急性排斥反应发生率、移植肾延迟恢复以及严重感染、骨髓移植等并发症是器官移植专家的追求目标。我中心自2017年开始给与部分患者采取巴利昔单抗+抗人T细胞兔免疫球蛋白进行免疫诱导,在临床工作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1],为肾移植患者术前免疫诱导方案提供了新的思路,现报告如下。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肾移植早期多重耐药菌感染的临床研究

目的探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肾移植术后早期多重耐药菌(MDROs)感染的临床特点和防治。方法回顾性分析2011年11月至2016年9月西京医院实施同种异体肾移植术并规律随访的166例患者的临床资料。比较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肾移植受者和亲属活体肾移植受者的一般情况。观察MDROs感染的发生率、发生时间、病程、并发症、感染部位、病原学种类,总结患者的治疗方法与预后情况。结果 DCD肾移植受者和亲属活体肾移植受者术后早期的MDROs感染发生率分别为14%和2%,移植物功能延迟恢复发生率分别为13%和2%,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移植肾丢失发生率分别为8%和2%,病死率分别为5%和1%,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11例DCD肾移植术后发生MDROs感染,最常见的感染部位为泌尿系统(6例),最常见的病原菌为大肠埃希菌(4例)。所有感染患者均根据细菌培养及药敏结果选择适当抗生素,足量、足疗程治疗。预后良好8例,移植肾切除1例,死亡2例。结论 DCD肾移植早期多重耐药菌感染的发生率较亲属活体供肾移植高。严格筛选供体,早期发现、密切监测、及时治疗,可以有效减少MDROs的发生及改善预后。

供体亚低温状态对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移植肾功能的影响

目的探讨供体亚低温状态对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肾移植早期肾功能影响。方法将符合入选条件的36例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体根据处理方式随机分为常温组(体温36.5~37.5℃,19例)和亚低温组(体温34.0~35.0℃,17例)。对应供体分组的肾移植受体包括常温组(38例)和亚低温组(34例)。比较两组供体、受体的围手术期情况和两组受体术后移植肾功能恢复情况,包括移植物功能延迟恢复(DGF)和原发性无功能(PNF)发生率。结果两组供体围手术期的尿量、血清肌酐(Scr)、收缩压、血氧饱和度、热缺血时间和冷缺血时间比较,均无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两组受体的手术时间、术中平均血糖、术中平均动脉压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亚低温组和常温组受体术后DGF发生率分别为6%和24%,两组受体DGF发生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393,P=0.036)。亚低温组和常温组受体术后PNF发生率均为3%,两组受体PNF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000,P=1)。结论供体亚低温状态可以显著降低受体DGF的发生率,对PNF的发生率则无明显影响。

接受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肾移植的临床疗效评价

目的:分析接受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DCD)肾移植的临床疗效,评价DCD供肾质量与肾移植受者的预后和转归.方法:回顾性研究DCD供者和肾移植受者的临床资料,观察供肾质量评分、肾移植受者肾功能恢复情况、围手术期并发症、移植肾功能延迟恢复(DGF)和移植肾丢失的发生率与长期随访情况.结果:成功实施DCD 114例,供肾热缺血时间(5.6±2.2)min,冷缺血时间(6.5±1.6)h;非边缘性供肾(A级+B级)占92.11%,边缘性供肾(C级+D级)占7.89%;供肾获取、灌注、保存及修复过程顺利.228例终末期肾病患者成功接受DCD供肾肾移植手术,其中211例受者围手术期恢复顺利,术后6~14d肾功能恢复正常;术后DGF的发生率为3.54%(8/228),术后20~45 d肾功能逐渐恢复;1例受者移植肾原发性无功能和3例受者移植肾动脉破裂出血切除了移植肾,围手术期移植肾丢失率为1.75%(4/228);无一例受者围手术期死亡.随访过程中213例受者肾功能稳定,8例受者发生移植肾功能衰竭,3例受者死亡.结论:DCD供肾肾移植的总体临床疗效良好,但仍存在潜在风险和并发症.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感染性供者病原菌分布特点及肾移植受者预防策略——单中心经验总结

目的探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者感染病原菌分布特点及肾移植受者预防策略。方法回顾性分析412例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者及对应803例受者临床资料,所有供者均行气道分泌物、尿液、血液及供肾灌洗液培养,观察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者感染发生率、病原菌分布和构成比,根据供者重症监护室(ICU)住院时间、腹部外伤情况、体液培养结果等因素进行评分,受者根据评分采用不同的感染预防方案,分析供者来源性感染(DDI)的发生率及受者预后。结果412例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者中共有243例存在感染,感染率59.0%,共分离出病原菌456株,病原菌主要来源于气道分泌物(71.7%)。革兰阴性菌以肺炎克雷伯菌和鲍曼不动杆菌为主,革兰阳性菌以金黄色葡萄球菌为主,真菌主要为酵母型真菌。共有3例受者(分别接受来自2例供者的肾脏)发生DDI,发生率0.4%。结论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者感染率较高,对供者感染风险进行分级评分,根据评分采取合理预防方案,可有效预防DDI。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肾移植术后肺部感染风险因素分析

目的探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肾移植术后受者发生肺部感染的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器官移植中心自2010年4月至2014年12月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肾移植125例供者与210例受者的临床资料。根据移植术后有否发生肺部感染将受者分为肺部感染组(37例)和无肺部感染组(173例)。了解肺部感染受者的一般情况和预后。对供者因素(性别、年龄、维持治疗时间、感染史)、受者因素[性别、年龄、吸烟史、糖尿病史,术前血红蛋白、白细胞、中性粒细胞百分比、白蛋白、血清肌酐等水平,术后有否急性排斥反应、有否使用生物制剂、有否预防性应用更昔洛韦及复方磺胺甲唑(SMZ)]进行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找出肺部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结果与结论 37例肺部感染患者中,8例发展为重症肺部感染死亡。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肾移植术后受者发生肺部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包括供体维持治疗时间、有感染史,受体吸烟史、糖尿病史、无预防性应用更昔洛韦或SMZ。

T细胞多克隆抗体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肾移植中的效果分析

目的比较不同T细胞多克隆抗体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肾移植中的临床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行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肾移植的691例供、受者的临床资料。根据用于诱导的T细胞多克隆抗体不同,将受者分为兔抗人T细胞免疫球蛋白(rALG)组(414例)和兔抗人胸腺细胞免疫球蛋白(rATG)组(277例)。收集两组受者移植肾功能恢复情况,包括受者肾移植术后移植肾功能延迟恢复(DGF)和急性排斥反应(AR)的发生情况、术后血清肌酐水平的变化;收集肾移植术后受者和移植肾1年的生存率;统计术后1年内不良反应的发生率;按供者DGF风险评分分为5组,统计各组受者的rALG和rATG的使用比例。结果rALG组和rATG组受者DGF发生率分别为14.5%(60/414)、11.9%(33/277),rALG组、rATG组受者DGF持续时间分别为(7±4)d、(12±7)d,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rALG组AR发生率为7.5%(31/414),明显高于rATG组的4.0%(11/277)(P<0.05)。两组受者肾移植术后6个月内血清肌酐均呈逐渐下降的趋势。供者DGF风险评分为0~15分的供肾肾移植中,rALG的使用比例显著高于rATG;而供者DGF风险评分>16分的供肾肾移植中,rATG 使用的比例显著高于rALG(P<0.05)。rALG 组和rATG 组受者、移植肾1 年存活率分别为99.8% 和99.6%、98.1% 和98.2%,两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rATG 组受者急性肺水肿和白细胞减少的发生率显著高于rALG 组(均为P<0.05)。结论 rALG 和rATG 均能有效降低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肾移植术后DGF 及AR 发生率,获得良好的临床效果,rATG 诱导的肾移植受者白细胞减少和急性肺水肿发生率高于rALG。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移植肺部感染诊治研究

目的分析DCD供肾移植肺部感染的特点及诊治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2011年6月至2014年12月施行的DCD供肾移植69例,以同期的尸体供肾移植129例作为对照组。所有受者均采用抗体诱导+他克莫司(TAC)+麦考酚酯(MMF)+泼尼松(Pred)四联免疫抑制方案。分析总结DCD供肾移植术后肺部感染特征,治疗效果。结果随访6~24个月,DCD组和SCD组受者肺部感染总体发生率分别为17.4%和33.3%,移植术后半年内肺部感染发生率分别为15.9%和15.5%;DCD组肺部感染死亡3例,SCD组死亡4例。病原体的种类主要为卡氏肺囊虫、CMV;肺部感染治疗期间急性排斥反应发生各为3例和4例;肺部感染发生同受者DGF状态、感染前使用ATG相关,同供体携带病原体无显著性关联;肺部感染治疗前后受者移植肾功能无明显差异。结论 DCD供肾移植术后肺部感染发生率同尸体供肾移植相当,DGF和T细胞清除剂使用时主要诱因,经积极治疗后可以获得良好的结局。

供、受者性别因素对公民逝世器官捐献供肾移植后肾功能恢复的影响

背景:公民逝世器官捐献逐渐成为器官移植的主要器官来源,供、受者性别因素可能在公民逝世器官捐献供肾移植前评估与受者选择中起着重要作用。目的:分析供、受者性别因素对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移植后肾功能恢复的影响,指导公民逝世器官捐献供肾时受者的选择。方法:回顾性分析2012年7月至2015年3月间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成功施行公民逝世器官捐献肾移植供受者临床资料。依据供、受者性别将受者分为4组:A组(男性供者,男性受者)、B组(男性供者,女性受者)、C组(女性供者,男性受者)、D组(女性供者,女性受者);随访受者移植后1,2周以及1,3,6,12个月肾功能变化,比较供、受者性别因素对移植后肾功能恢复的影响。结果与结论:(1)男性供者组受者(A+B组)移植后各时间点血肌酐值均低于女性供者组受者(C+D组),其中移植后3,6,12个月两组间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5);(2)男性供者组受者(A+B组)移植后各时间点的估算肾小球滤过率均高于女性供者组受者(C+D组),移植后随访各时间点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5);(3)C组(女性供者,男性受者)移植后各时间点随访血肌酐值均高于其他3组受者,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5);移植后3,6,12个月A组(男性供者,男性受者)受者的血肌酐值高于B组(男性供者,女性受者),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5);(4)A组(男性供者,男性受者)受者移植后各时间点肾小球滤过率值始终高于C组(女性供者,男性受者),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5),B组(男性供者,女性受者)受者移植后3,6,12个月肾小球滤过率值高于D组(女性供者,女性受者)受者,随访6个月内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0.05),随访12个月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5);(5)结果证实,男性供者的受者肾功能恢复优于女性供者;男性受者接受女性供肾时,其肾功能恢复相对较慢,应谨慎选择;供者年龄较大以及肾功能较差的男性供者选择体表面积较低的女性受者也能达到满意的移植效果。因此,供、受者性别因素应作为选择受者的一个参考指标。

婴幼儿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成人双肾移植的临床效果(附2例报告)

目的探讨婴幼儿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成人肾移植的临床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2例婴幼儿供肾成人肾移植的临床资料、手术方式、免疫抑制剂应用和随访情况并复习相关文献。结果 1例男性受者原发病为慢性肾脏病变、肾衰竭,术后移植肾功能恢复良好,移植肾体积逐渐增大,末次随访时(术后10个月)血清肌酐为84μmol/L。另1例女性受者原发病为肾衰竭尿毒症期,术后23 d死于心力衰竭合并严重肺部感染。2例受者均未发生血管并发症。结论婴幼儿捐献成人肾移植术后早期临床效果良好,移植肾增长迅速。术中精细操作,有利于预防供肾动脉血栓栓塞等并发症的发生。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移植临床分析

目的探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移植的近期临床效果。方法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移植73例，供者43例，其中本院器官获取组织42例，外院器官获取组织分享1例。分析肾移植术后人/肾存活率和并发症的发生情况。结果73例受者随访9～38个月，术后6个月、1年的人/肾存活率分别为97.3％/94.5％、94.5％/91.8％。10例（13.7％）受者发生移植肾功能恢复延迟，15例（20.5％）受者术后发生急性排斥反应，21例（28.8％）受者发生肺部感染。2例受者移植肾丢失，4例受者移植肾带功死亡。结论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移植近期疗效较好，是解决供肾来源的有效途径。

强化护理干预对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肾移植术后并发DGF患者遵医行为的影响

探讨强化护理干预在提高公民逝世后供者器官捐献(DCD)肾移植术后发生移植肾功能延迟恢复(DGF)患者住院期间遵医行为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对我院2019年10月~2022年10月在我科行DCD肾移植术后并发DGF的39例患者,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进行强化护理干预。应用自行设计的肾移植患者依从性调查问卷,比较患者干预前后的心理状态、影响因素和自我管理、服药依从性等。结果 DGF出现后,患者心理状态及遵医行为均明显降低,影响心理状态的因素主要有身体舒适改变、疾病知识缺乏、经济负担加重和缺乏家庭社会支持。经过强化护理干预后患者心理状态好转,自我护理、服药、饮食管理等依从性明显提高。结论 对DCD肾移植术后并发DGF患者进行强化护理干预,可改善患者心理状态,提高遵医行为,帮助顺利安全度过DGF期,降低其他并发症的发生,促进康复。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移植后受者肾动脉破裂12例临床分析

目的探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citizen’s death,DCD)供肾移植术后移植肾动脉破裂的原因以及防治策略。方法回顾分析2010年11月至2015年12月期间同济医院收治的540例DCD供肾移植患者中,12例出现移植肾动脉破裂的临床资料。结果 12例肾移植受者术后出现移植肾动脉破裂。其中3例因资料不全无法判断破裂情况(25%,3/12),2例受者死亡,1例进行移植肾切除;9例为术后出现局部感染腐蚀血管引起动脉破裂(75%,9/12),发生1例受者死亡,8例移植肾切除。在9例感染中,共培养出真菌5株,细菌15株。其中真菌包括假丝酵母菌4株(80%,4/5),光滑球拟假丝酵母菌1株(20%,1/5);细菌包括屎肠球菌4株(26.67%,4/15),金黄色葡萄球菌3株(20.00%,3/15),铜绿假单胞菌3株(20.00%,3/15),大肠埃希菌2株(13.32%,2/15),肺炎克雷伯菌1株(6.67%,1/15),表皮葡萄球菌1株(6.67%,1/15),阴沟肠杆菌1株(6.67%,1/15)。结论 DCD供肾移植中,感染是引起移植肾动脉破裂的主要因素,积极预防和果断处理十分重要。

公民逝世捐献与活体捐献肾移植的近期临床效果

目的阐述单中心公民逝世捐献(deceased donor,DD)与活体捐献(living donor,LD)肾移植的近期临床效果,探讨两种移植类型发生术后并发症的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和2018两年内我院接受同种异体肾移植术的254例受者,搜集随访至2021年7月1日的人口统计学和临床资料,分为DD组141例和LD组113例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DD组与LD组在受体性别、受体体质量指数及术前、术后12、24个月的血肌酐值无显著差异。DD组在供体性别、供体年龄、受体年龄、术前透析时间、术后住院时间均显著高于LD组。在预后方面,DD组术后移植肾功能延迟恢复(DGF)发生率、肺部感染发生率、急性排斥发生率、移植肾丢失率(包括移植肾失功和移植肾切除)均显著高于LD组;DD组存活率85.1%低于LD组的96.5%。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DGF的危险因素有"组别类型";肺部感染的危险因素是"组别类型"、"供体年龄"、"受体年龄";以及"组别类型"、"供体年龄"为移植肾失功的危险因素。结论 DD目前虽然是肾脏捐献来源的主流,但本中心及其他中心相关数据表明,其近期临床效果要差于LD,因此要从器官获取、保存、移植等环节提高DD预后情况。进一步分析表明,无论DD还是LD,受体及其匹配的供体术前数据影响着术后DGF、肺部感染、移植肾失功的发生发展。

中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肾移植早期移植肾丢失的原因分析

目的总结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DCD)肾移植术后早期移植肾丢失的原因并探讨其预防、诊疗措施。方法施行DCD肾移植病人521例,总结术后3个月内移植肾丢失的原因并探讨其预防、诊疗措施。结果 2013年DCD肾移植丢失率为1. 3%(1/76),2014年早期移植肾丢失率为7. 8%(12/154),2015年早期移植肾丢失率为4. 1%(12/291)。其中移植肾出血(52. 0%)已成为我中心移植肾早期丢失的主要因素,其次为肺部感染(16. 0%)以及心脑血管意外(12. 0%),而原发性移植肾无功能(PNF)和排斥反应仅各占4. 0%,术后早期移植肾感染是早期移植肾出血的主要因素(61. 5%)。结论感染所致的移植肾血管破裂出血是DCD肾移植早期移植肾丢失的主要原因,术前多次供体采样进行微生物学培养及针对性抗感染治疗,对感染高危受者术后进行强化预防性抗感染治疗,有利于降低早期移植肾丢失风险。

单中心扩展标准的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肾移植的近期效果观察

目的分析扩展标准的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ECD)肾移植病人的近期效果。方法ECD肾移植50例,标准的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SCD)肾移植140例,比较两组移植肾病人早期恢复情况、术后1年内移植肾功能变化、受者和移植肾存活情况以及排斥反应、感染和手术并发症发生率。结果 ECD肾移植组病人术后1年的受者和移植肾存活率、总体感染发生率、急性排斥反应发生率与同期SCD组病人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ECD组病人在肾移植术后第1、3、6、12个月血肌酐水平高于SCD组,ECD组肾小球滤过率(eGFR)SCD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现行ECD纳入标准下ECD肾移植术后近期效果良好,虽然在移植肾功能(血肌酐水平和eGFR)方面差于SCD肾移植,但在合理选择受者的前提下ECD可作为扩大供体来源的重要途径,其远期效果仍需进步观察。

T细胞多克隆抗体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移植中有效性及安全性的研究

目的观察T细胞多克隆抗体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deceased donation,DD)供肾移植患者中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方法回顾性分析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甘美医院自2015年8月20日至2020年2月28日符合研究标准的共324例肾移植受者资料,将其分为使用兔抗人胸腺细胞免疫球蛋白(rabbit anti human thymocyte immunoglobulin,rATG)的患者(A组)147例,使用抗人T细胞兔免疫球蛋白(anti-human T lymphocyte rabbit immunoglobulin,ATG-Fresenius)(B组)的患者177例,比较两组患者急性排斥反应(acute rejection,AR)发生情况、术后移植肾功能延迟恢复(delayed graft function,DGF)的情况以及肺部感染、骨髓抑制、巨细胞病毒(cytomegalovirus,CMV)感染情况等。结果A组和B组在DD供肾移植中术后1年内AR发生率分别为32.65%、16.94%(P<0.05);术后1个月内A组发生AR为17例(17/48),B组发生AR为23例(23/30),两组相比具有统计学意义(χ^(2)=12.5737,P<0.01),A组AR发生率低于B组;A组和B组的DGF发生率分别为25.17%(37/147)和12.42%(22/177)(P<0.01);术后30 d,A组DGF发生率较B组更低(P<0.01);术后骨髓抑制、肺部感染、CMV感染3个方面不良事件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rATG和ATG-F均能安全有效地运用于DD肾移植术前诱导及术后治疗,rATG纠正DD供肾移植中DGF的作用及降低AR的发生率有着更优的表现。

艰难梭菌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移植患者中发病特点的分析

目的观察艰难梭菌(clostridium difficile,CD)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deceased donation,DD)供肾移植患者中的发病特点。方法回顾性分析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甘美医院泌尿外科收治的87例异体肾移植患者的资料,根据有无腹泻症状及有无肠道艰难梭菌感染(clostridium difficile infection,CDI),将其分为慢性腹泻并感染组(A组)20例;慢性腹泻但CDI阴性(B组)21例;无腹泻症状携带CD组(C组)16例;无腹泻及CDI组(D组)30例,观察四组患者CDI发生率、发生时间及与他克莫司(tacrolimus,FK-506)谷浓度关系。结果A组和C组术后出现CDI的时间分别为(25.84±45.30)个月,(8.02±14.59)个月,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3229,P>0.05);CDI在DD肾移植后的发生率为41.38%(36/87),在慢性腹泻患者中的发生率为48.78%(20/41);FK-506的谷浓度与是否发生CDI无相关性(回归方程:Y=5.1601+0.2400X,P>0.05)。结论DD供肾异体移植患者术后肠道CDI发生的时间无明显规律,与术后口服FK-506的时间、谷浓度无相关性;该类患者慢性腹泻原因较复杂,肠道CD感染值得关注。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肾移植围手术期间充质干细胞输注效果观察及护理

2015年1月起，中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DCD）供器官成为我国主要器官来源途径。与传统供者相比，DCD供者由于术前低灌注时间长、应用大量血管活性药物、重症监护病房（ICU）停留时间长等情况，成为影响术后患者恢复的重要因素。如何促进移植肾术后早期恢复，减少并发症发生率，提高供器官使用成功率是DCD来源肾移植重点关注的问题。骨髓间充质干细胞（MSCs） 是目前研究最为广泛的成体干细胞之一，具有自我更新和多向分化潜能等生物学特性,以及免疫调节和损失修复等功能 ［1，2］ 。我科自2011开展DCD来源供肾肾移植联合MSCs治疗以来，在肾移植术中、术后经外周静脉输注MSCs，输注过程顺利，术后移植肾功能恢复良好。现将DCD来源肾移植联合MSCs输注的护理体会报告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