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视角下公海保护区内合理限制捕鱼措施研究——兼论与BBNJ协定的协调问题

随着公海保护区建设进程的推进以及BBNJ协定对于公海保护区的关注,如何在公海保护区内合理限制捕鱼自由已经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热议的问题。虽然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代表的国际法文件规定了一些限制捕鱼的措施,但存在诸多局限。虽然既有的四个公海保护区限制捕鱼的实践措施有明显的改进,但仍存在一些疏漏。同时,公海保护区在限制捕鱼方面与BBNJ协定的协调性仍待加强。从国际法角度分析,完善公海保护区内合理限制捕鱼的措施,既要立足于现实、稳妥地加以推进,又要通过适当的国际条约,采取宽严适度的限制措施。具体而言,应当在限制捕鱼的方式、例外规定、针对非缔约方的倡导性规定、提升公海渔业透明度以及增强与BBNJ协定的协调性等方面继续探索与完善。我国应当积极遵守现有公海保护区的合理限制捕鱼措施,参与未来公海保护区的建设,提升渔业透明度,加强打击IUU捕捞的国际合作。

国际现有公海保护区及其管理机制概览

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建立了几个公海保护区,它们是南奥克尼群岛南大陆架海洋保护区、地中海派拉格斯海洋保护区和大西洋公海海洋保护区网络。本文现就各个保护区的建立、管理制度及潜在的战略利益分别作一介绍,并总结了现阶段公海保护区的管理特点及其战略利益,以期对我国参与并建立公海保护区提供政策参考。

公海保护区与公海自由制度的关系及发展进路研究

在缺乏普遍性国际公约明确规制的形势下,公海保护区建设已被广泛地付诸国际实践。公海保护区先天性地与公海自由制度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然而其却顺应了现代国际海洋法扩张保护海洋资源和环境之义务的时代潮流。公海保护区建设依托在深刻的国际法理论和丰富的区域探索基石上,通过国际社会不断加强协调与合作,逐渐完善区域性体系可能演变为全球公海海域的普遍实践。中国应当正确掌控在公海保护区议题上的态度和谈判立场,打造符合国家海洋战略利益的国际海洋空间新格局。

不同维度下公海保护区现状及其趋势研究——以南极海洋保护区为视角

作为新的公海环境保护管理手段,公海保护区1法律规范仍有很大的完善空间,与传统公海自由原则存在如何协调的问题。从南极公海保护区的实践看,具体管理措施的缺失是实际管理工作的障碍,且只有法律依据和制度建设的不断完善才能有效地消除国家间分歧。公海保护区的建设对国家利益存在积极的、消极的和相对消极的方面,应当对这些方面作充分考虑。

论BBNJ协定中公海保护区宜采取全球管理模式

当前,联合国大会正式启动了就国家管辖海域外生物多样性(BBNJ)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问题拟订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的进程。该文书被视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第三个执行协定,将处理包括公海保护区在内的一系列重要议题。在谈判过程中,各方对于公海保护区的管理模式到底应当采用全球模式还是区域模式一直未达成共识。通过对全球模式和区域模式进行深入分析可得,区域模式在公海保护区问题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后续谈判时,中国应当在继续主张采取全球模式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措施,以切实推动公海保护区议题的谈判。

论公海自由与公海保护区的关系

对于是否应当构建公海保护区,各国存在较大分歧。该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公海自由与公海保护区的关系。从理念、内容和执行层面,两者的关系可以解读为自由秩序与全球治理的关系、习惯权利与条约义务的关系以及船旗国管辖权与沿海国管辖权的关系。通过对这三个层面的分析可以发现,公海自由与公海保护区之间是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和相互平衡的关系。这种关系一方面承认公海自由与公海保护区之间的确有矛盾,另一方面也表明矛盾发展的结果将形成一种公海生物多样性养护与可持续利用的新秩序。如果能够以发展的观点看待两者关系中的矛盾,那么就应当支持公海保护区的构建。

公海元叙事与公海保护区的构建

作为海洋治理的有效区划工具之一,公海保护区的理论与实践得到长足的发展。然而,构建公海保护区面临的基本问题在于公海自由与公海保护区构建的冲突与协调以及由此派生出的具体问题,诸如公海保护区构建的合法性问题以及公海保护区的发展趋向。将公海元叙事模式引入公海保护区构建这一领域,为预判公海保护区发展趋向与理解公海保护区的合法性提供了新路径与新视角。公海元叙事以公海自由制度张力而展开,公海自由制度张力具有三层级张力的属性。公海元叙事视阈下审视公海保护区的构建,公海保护区具有新的动向,诸如"低政治"公约治理公海保护区的勃兴、沿海国管辖权的持续膨胀以及公海保护区在海洋划界中隐含积极价值等。然而,基于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的考量,公海保护区的构建应该充分顾及善意原则和"弃权理论"的公平性等原则。沿海国应该积极审视作为公海治理重要工具的公海保护区的构建问题。

论公海保护区全球管理机制构建中面临的机制重叠问题及其解决思路

公海保护区被认为是解决公海生物多样性养护与可持续利用问题的有效工具之一,也是当前国家管辖外海域生物资源养护全球立法中的重要议题。在公海国际法律机制高度密集背景下,拟议中的公海保护区制度难免与现有全球和区域海洋法律机制之间产生机制重叠,进而造成机制的重复建设,甚至机制间的竞争和冲突。为避免与现有国际法律机制之间的消极互动,新的全球立法应明确自身补充立法的角色定位,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避免实现与现有全球、区域和部门组织和机构的合理分工。在具体制度安排设计上,宜建立一个以利益相关主体广泛参与为基础的缔约方大会“轻机制”,以实现与现有全球、区域和部门组织和机构的良性互动。

公海保护区的国际法基本原则辨析

目前,国际社会对公海保护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规范,但依然存在着没有直接的法律依据的处境。在此背景下,现有相关公约、条约或宣言等体现出来的法律原则为公海保护区提供了主要法理基础。公海保护区包括不同类别的法律原则,即国际法基本原则中直接与公海保护区有关的原则,国际环境法基本原则以及国际海洋法基本原则。公海保护区是适用于基本原则的领域,同时,它也是基本原则引中和发展出来的具体规则。

我国参与公海保护区建设的战略选择--基于SWOT-PEST的分析

公海保护区是一种养护渔业资源的管理手段。近年来,一些发达的渔业国家、区域性渔业组织已纷纷建立公海保护区来保护渔业资源,以实现可持续利用。当前我国正处于远洋渔业的发展期,虽然我国在近海海洋保护区的建设中已积累了渔业资源管理的一些经验,但我国在公海渔业资源的开发、利用及管理方面经验尚浅,同时面对日趋严格和规范化的国际渔业管理制度,我国远洋渔业的发展面临着新的挑战。因此,公海渔业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不仅关乎到我国在国际渔业管理中的地位,也关乎到我国海洋渔业经济的发展。本文通过SWOT-PEST分析矩阵对目前我国参与公海保护区建设所面临的内外环境进行分析,提出了提高我国参与公海渔业的治理能力和有效开展公海渔业的一些建议。

以美国为鉴探讨中国参与公海保护区建设的对策建议

介绍了美国海洋保护区的主要管理模式和管理机构及相关法律与政策,建立公海保护区的立场和实践活动,提出了我国参与公海保护区建设的对策建议。

OSPAR公海保护区困境的应对之策及其启示

《保护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公约》(又称“OSPAR公约”)项下公海保护区是世界上第一个“公海保护区网络”,在包括公约、协议、建议等不同形式文书组成的法律框架下,迄今已建立八个公海保护区。然而OSPAR公海保护区面临法律约束力不足、管理权有限、机构管理有效合作有待加强等困境,阻碍保护区效能的发挥。OSPAR公海保护区的困境反映了公海保护区建设中存在的公海自由原则与海洋生境养护治理的矛盾、国家权利行使与让渡之间的平衡、现有制度与新设养护措施的衔接及海洋保护区科学性的要求与现实的差距等问题,为BBNJ国际协定下采用划区管理工具和建立公海保护区提供了管理模式、权利义务设定和管理规定等方面的借鉴。

公海保护区与沿海国外大陆架主权权利的冲突与协调

国际海洋环境治理开始转向对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公海保护区成为最优选择,在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生物多样性(BBNJ)谈判核心议题中的一项即为包括公海保护区在内的划区管理工具。然而,公海保护区的设立可能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规定的沿海国外大陆架主权权利存在冲突,其协调方式有协商机制、协商加表决机制、协商表决加退出机制。中国在BBNJ谈判中坚持“划区管理工具”应当采纳一致同意原则,但对于具体制度的设计可以考虑采用灵活有效的方式。

欧盟公海保护区政策论析

欧盟将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的海洋保护区建设作为养护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主要途径,制定了目标明确的公海保护区政策,积极推进制定国际规制和2020年后全球公海保护高标准目标。欧盟积极推动公海保护区建设是保障自身海洋利益、谋求全球海洋事务主导地位、输出价值观、应对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挑战的必然要求,但在平衡养护与利用的关系、建设与管理的关系、生态与政治的关系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中国和欧盟可充分利用中欧蓝色伙伴关系等途径加强公海保护区事务的沟通、协调与合作。

公海保护区与现行海洋法体系的关系问题研究——基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分析

公海保护区是保护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海洋环境和海洋生物多样性的有效工具。建立和管理公海保护区需要国际法的支撑,需要与海洋法公约保持协调。公海保护区既与海洋法公约存在冲突性,也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兼容性,协调公海保护区与海洋法公约的冲突性与兼容性将会推动公海保护区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在国际社会就公海保护区达成新的执行协定之前,各国应在全球性或区域性基础上寻求合作;同时,国际性司法机构的实践将会对公海保护区的发展起到重要的引导作用。

北极公海保护区的治理模式与体系构造

北极独特的地理位置、脆弱的生态系统、复杂的地缘政治等决定着其公海保护区的设立与治理面临诸多困境,学界对此各抒己见,争鸣不断。应在明确北极公海保护区兼具双重属性的基础上,引入混合治理模式,构建北极公海保护区多层级治理体系。可以UNCLOS、CBD、BBNJ协议为基础构建北极公海保护区的全球性治理体系,借鉴波罗的海模式与OSPAR公约设立北极公海保护区的区域性治理体系,严格遵循公海自由、适当顾及原则及国际公约、区域性协定等关于北极公海保护区治理的原则性规定形塑国家治理体系,达致全球、区域、国家治理体系的互动融合。

公海保护区法律概念界定

人类活动的拓展导致公海生态环境退化,"公海保护区"开始被国际社会讨论且付诸实践。因为现有海洋保护区概念不能自然延伸至公海,需要对公海保护区概念中的诸多要素重新界定,因此,国际社会在讨论国家管辖外海域生物多样性与可持续利用问题时,对公海保护区的定义充满争论,如何将现有"海洋保护区"概念延伸到"公海保护区"也就成为核心问题。考虑到中国自身的海洋权益和海洋治理诉求,中国应注意到《生物多样性公约》与国际自然保护联盟之海洋保护区概念的科学性与广泛性,并在此基础上有所损益地参考和借鉴该概念体系,提出符合中国权益的公海保护区法律概念方案,力求在维护中国海洋权益和保护公海生态环境之间达到平衡。

划区管理工具与公海保护区在国际法上的耦合关系

为了保护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海域的生态环境,在公海上设立海洋保护区被认为是有效的方式,主要包括两类国际法实践:一类是区域海洋组织设立管理的公海保护区;另一类是国际组织采用的划区管理工具。由于国际法框架内并未清晰地给定公海保护区的定义,导致国际社会就划区管理工具和海洋保护区之间的关系充满争论。国际组织划区管理工具和区域海洋组织公海保护区之间存在耦合互动关系,通过采纳广义的划区管理工具定义,将公海保护区囊括于划区管理工具之内,可以深化这一耦合关系并促进二者之间的结合,从而达到公海生态环境的综合治理。从符合中国的现实权益出发,广义的划区管理工具定义有利于强调国际组织并限制区域海洋组织在公海生态环境保护上的权能,从而减少公海保护区国际法实践带来的法律不确定性。

公海保护区能否拘束第三方?

在既有公海保护区国际法律依据的基础上,探究公海保护区对公海自由和公海权利的限制能否对第三方产生法律上的拘束力,并尝试从两个层面对此问题进行分析,一是从条约法的角度来回答条约的第三方效力问题,二是从海洋法视角下公海国际法律制度的角度进行分析,以判断公海保护区能否通过习惯国际法拘束第三方。据此得出结论认为,公海保护区在一般情况下不能够获得针对第三方的国际法律效力,但这一结论并不妨碍公海保护区在两种特殊的情况下对第三方产生国际法律效力的可能:其一,公海保护区可能会依据全球性的国际条约获得间接的第三方效力;其二,公海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措施存在通过习惯国际法而对第三方产生法律效力的可能性。

公海保护区法律机制创新的理论与实践

公海作为一国陆地范围之外的管辖区域,传统的保护法系均不能全面覆盖其保护的范围。当前公海的环境保护与资源集约化使用等成为国际社会间公海生态治理的高频词汇。基于这一现实考虑,本文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构想出发,全方位探究当前公海保护区法律规制的现状、法律规制存在的短板、促进其不断完善的现实性路径等现实性问题。以明确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愿景指引下中国参与公海保护区法律建设与制度优化的逻辑理路及实践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