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参与方的公海捕鱼权

根据公海捕鱼自由这一习惯国际法规则,所有国家在公海上都享有公平的捕鱼权。但目前不少区域的渔业组织暗自适用弃权理论,假借养护之名行排他捕鱼权之实,严重威胁到公海捕鱼自由。《〈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养护和管理高度洄游鱼类种群和跨界洄游鱼类种群之规定的执行协定》第8条第3款规定的与特定渔业资源有"真正利益"的国家不仅包括相关沿海国和在申请加入时正在捕捞相关鱼种的国家,还应包括所有其他具有捕捞意愿的国家。渔业管理组织不应成为仅代表既得利益者的封闭俱乐部。为此,渔业组织应降低准入条件,允许新参与方的加入;改变以历史捕捞量作为配额分配唯一标准的做法,保障新参与方获得公平的渔业配额。

从“公海捕鱼自由”原则的演变看海洋渔业管理制度的发展趋势

“公海捕鱼自由”原则是“公海自由”原则的主要内容，其内容和规则随着国际关系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而变化。本文在阐述“公海捕鱼自由”原则的确立及其演变的基础上，重点描述了《跨界鱼类种群协定》对“公海捕鱼自由”原则及其渔业管理制度的影响，进而对海洋渔业管理制度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

浅谈公海捕鱼“协定”

由于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实施,来自世界95％渔获量的海区已归各个国家所有,对于远洋渔业发达国家及正在发展远洋渔业的国家,都将把捕捞目标转向公海。而由于专属经济区制度的建立,公海的范围相应缩小。据估计,如果世界各沿海国都建立专属经济区。则公海面积将缩小40％左右。然而,公海捕鱼自由是受公海生物资源的养护和管理的限制,公海可供商业性捕捞、有经济价值的鱼类,大部分是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如鳕鱼、竹荚鱼、鱿鱼、金枪鱼、旗鱼、箭鱼、鲣鱼等。

论公海捕鱼自由变迁下的船旗国义务

公海捕鱼自由已经从绝对自由转变为相对自由。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船旗国义务的规定并不明确。船旗国对本国渔船公海捕鱼活动的专属管辖给公海生物资源养护和管理带来困难。通过制定全球性、区域性的渔业公约,建立区域渔业组织等方式,可以进一步明确船旗国在公海上的义务。同时,区域渔业组织通过建立最低标准、加强对非缔约船旗国的制裁等措施,可以促使船旗国履行其养护和管理公海生物资源的义务。

论公海捕鱼自由原则的和谐发展——兼论中国渔业的发展对策

简述了公海捕鱼自由原则的发展历程,提出了中国渔业的发展对策。

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87条看对公海捕鱼自由的限制

公海捕鱼自由是一项仅次于航行自由的传统公海自由,在海洋法历史上早已成为一项公认的国际习惯法。但是,由于海洋渔业资源的稀缺、公海渔业资源面临的"公地悲剧"危机以及公海捕鱼自由引起的利益不均等原因,对公海捕鱼自由原则进行限制已成为一种必然。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87条正是限制公海捕鱼自由的框架性规定。具体而言,该公约是通过规定缔约国对海洋生物的养护义务与建立专属经济区制度两类措施来限制公海捕鱼自由的。同时,该公约的规定也反映出目前在限制公海捕鱼自由方面存在的专属经济区与海洋生态系统不协调、公海渔业制度在限制滥捕上的功能缺失、有效的公海执法机制的缺乏等问题,这些则需要通过国际合作进行有效的立法和执法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