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魏晋公牍文的程式形态及价值

考察文体形态及相应程式是公牍文文体研究的起点,本身便具有鲜明的文化价值。公牍文从两汉“以文书御天下”的文体地位之奠定,到南朝由笔趋文骈化形势之发生,魏晋是值得关注的过渡环节,其时公牍有文理迭兴的文学自觉表现,同时承前衍化形态,整体逐渐形成起承转合、多四字行文等格式套路,特别是代言类诏策、教令、檄移等,程式化结构明显,突出反映了传统公牍长于交际、短于言情这一为现实应用服务且影响深远的体式特征,在应用文本的语言表达与实用文体的体式传承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

多维视域下的十六国公牍文考索

以往对十六国公牍文的考察偏重于史料文献的研究,若立足于多维视域,十六国公牍文不仅有朴实当行的文体特征,还包含丰富内涵,广涉政治、军事、宗教等诸端,承载崇儒立礼、振兴文教与融合夷夏等民族政策,更带有深厚的文化浸润与文学魅力。从文化的维度看,十六国章奏符檄展现了尚质渊源、风俗书写与善牍传承等异域文化图景,同时流露出祖先崇敬、南北冲突、勇武开拓等民族文化心理。从文学的维度看,十六国时期纯文学创作寥落,而疏牍则反映出隽炼、耿介、刚柔相济等潜在文学风貌,为相对枯槁的少数民族文坛注入了活力,成为北朝民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王融公牍类文书研究

王融为南朝琅琊王氏家族重要成员,其存世公牍类文书共有17篇。王氏公牍类文书按内容可分为歌功颂德之文、陈情谢恩之文、陈事言志之文和反映外交之文,其文结构严谨,脉络清晰,多用典故,语言生动形象。

论唐代小说中公牍文的叙事功能及其文体意义

公牍文是唐代小说"文备众体"之中重要的一"体"。因公牍文使用场合、对象具有特殊性,所以唐代小说中的公牍文有上、下之分:上行公文主要用于神仙、道士、臣民上书帝王或皇帝、冥王上书天帝;下行公文主要用于天帝、皇帝向臣民颁布诏令。公牍文融入唐代小说,不仅承担着聚焦主题与升华主题、刻画人物性格、心理、暗示故事结局等重要的叙述功能,而且还充当了唐代小说文体的基本"骨架",与融入其中的史传、诗歌、论说文等相互组合,建构了唐代小说独特的文体形态。

许同莘《公牍学史》对传统学术思想的继承和创新

许同莘《公牍学史》秉承了儒家传统思想观念,对《文心雕龙》内容和结构有所借鉴,对唐宋八大家的古文理论有所继承,同时对晚清中兴名臣的"经世致用"与"学兼汉宋"等观念也多有吸纳。

公文发展史的开山之作——论许同莘《公牍学史》

《公牍学史》是民国时期一部很有价值的文书学论著。其价值体现为第一次明确提出"公牍学",将公牍作为不同于其他文体的一门学问来加以研究;第一次系统梳理了公牍发展的历史,此后公文史遂发展为一门学问;第一次从政事、学术、公牍、文章相沟通的高度去研究文书,注重作者的修养、文风的格调,将文书工作从刀笔俗吏操业谋生和以讲求程式为主的世俗陋见中解脱出来。

中国古代秘书学史之“公牍”二字演变

"公牍"是公文的另一重要称呼,其历代沿用情况及含义演变,学界似尚无相关整理。"公牍"二字似始于唐代,至宋代其用渐繁,其含义较广,与尺牍界线模糊,但使用范围尚狭。历元、明、清三代,"公牍"含义较为固定,使用范围渐广,不仅出现"公牍文体"之说,还有专门以"公牍"命名的文集。至民国,出现了以"公牍"为研究对象的专著,如许同莘《公牍学史》。

对曹操公牍文的人本透视

曹操在以牍明志、政文会通的“人本”治牍理念下,对汉末公牍文文体进行个性化改造与创新,形成了自由派风格。彰显在公牍文中的“人本”性反传统和改造传统的精神,成为汉魏之际张扬人本思想的一面旗帜,在中国古代文章史上有其独特的地位和影响。

试论唐代的公牍文写作

公牍文,亦简称公文,是古代朝廷、官府常使用的公事文。在古代,这类文章名目繁多,且极受重视。尤其是唐代的公文,无论是从写作技巧,还是从语言结构,构思方式等方面来看,均比前代公文更具文学意味,而且折射出唐代文学思潮和创作风气的走向。

近代文书的学术价值与当代启示——评《公牍通论》

《公牍通论》是民国时期徐望之撰写的一部文书学著作。这本书内容翔实、结构清晰,对公文写作具有较好的指导作用。此书作为文书学学科形成和发展时期一部十分重要的奠基之作,在文书学和文书史研究上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而距离《公牍通论》这本书的写作虽然已经过去几十年了,但是徐望之在该书中所表达的"四有""三须""四要"等公文思想,对现代社会依然具有启示意义。

《陶甓公牍》视野下的晚清徽州社会探析

晚清时期,清政府为了寻找新政的切入点,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广泛的社会调查。其中徽州知府刘汝骥主持的徽州地区的调查具有一定代表性。他把调查所得资料汇编成文,命名为《陶甓公牍》。其中记载的晚清时期徽州民众生活、徽州社会的一些陋习和徽州民众的权利、义务观念等,是研究晚清时期徽州社会的重要资料,从中可以窥见晚清时期中国社会的整体面貌和社会形态。

晚清徽州的绅商冲突——以《陶甓公牍》中记载的屯溪水灾救助纠纷为例

《陶甓公牍》中记载的光绪三十四年屯溪水灾救助纠纷案件,折射出了晚清徽州社会的各种矛盾。在这场"官为主导、绅为辅助"的新政改革中,商人阶层成为官府各项捐税征缴的主要来源,这必然激发他们与官绅之间的对立与冲突。通过全面解析这起灾后救助纠纷,我们得以管窥晚清徽州社会秩序及其内在的矛盾。

徐望之“公文尚散文”辨——兼谈古代公文写作对骈散之争的消解作用及其启示

在文书学经典著作《公牍通论》中,徐望之下了"公文尚散文"的论断,这符合对于公文写作的通俗、平实的要求;但是,这一论断提出于白话文运动持续发酵的民国时期,实非顺应时代潮流之举。更重要的是,徐望之忽视了长久以来骈文之于古代公文写作的深刻影响,所给出的若干论据非但不能证明其观点,反而显示出骈体公文在古代公文写作中普遍存在的事实,并启示关于骈散对立、互融的关键历史时间节点的相关研讨。骈散之争不该是公文语体选择的诱因,而观照中国古代公文写作,其对骈散之争反而存在消解作用。

需索讼费:清末民间诉讼中的吏役——以《陶甓公牍》中相关案件为例

清末徽州的民间诉讼中,吏役因讼索费的现象十分普遍。《陶甓公牍》记载的几个典型案例反映出吏役在需索讼费时呈现出上下勾结、内外串联,鱼肉良懦、贪得无厌,巧立名目、层层克扣,煽动挑唆、狡诈异常的行为特点。而这种行为对案件的审判进程、民众对诉讼的态度、地方官处理民间诉讼的方式以及吏役群体的自身形象产生了巨大影响。吏役需索讼费现象在清末的延续、加重和顽固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是各种社会因素环环相扣,相互影响,形成恶性循环的结果。

论公牍文对汉唐小说文体建构的意义

中国古代小说是互文性的产物,其中吸收不同文类入小说,形成混合交融的文体是互文性特征的重要体现。"公牍文"作为互文文类融入汉唐小说,主要受内外两种因素的影响。第一,汉唐时期,写作公牍文是政府选拔官员或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不少汉唐小说家为步入官场而对此进行过长期训练,有意无意间将其运用于小说的编撰或创作;第二,公牍文渗透、融入汉唐小说,成为建构小说之重要文体,因小说叙事功能所需。汉魏六朝小说中的公牍文,主要作为关节点衔接各叙事元素;唐代小说中的公牍文不仅在情节链中作为连接、过渡之用,还承担了聚焦主题、刻画故事人物心理等的叙事功能。融入汉唐小说的公牍文,因篇幅、数量、文本组合方式等有较大不同,使汉唐小说在创作意识、行文风格、语言等方面表现出差异。相较而言,唐代小说吸收公牍文体,进一步完善了小说文体的自身功能,形成更系统、完备的建构方式,从而促进了小说的发展、流变。

晚清时期普通官员的国际视野——以刘汝骥《陶甓公牍》为中心

长期以来,思想史研究特别关注思想家们的思想,而相对忽视普通官吏和民众的思想。光绪末期出任安徽徽州知府的刘汝骥,在任时编辑了《陶甓公牍》一书,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他的政治和经济思想。刘氏是科举出身,但对当时世界大势较为清楚,虽然政治上倾向保守,但经济上主张与国外公平贸易,且懂得用国际视野反对吸毒、反对缠足,体现出晚清普通官员整体上思想渐趋开放。

《回部公牍》及其史料价值

《回部公牍》收录了民国前期340多件反映回族政治权益要求的书牍,对研究当时回族的国家观念、民族意识和参政要求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中国历史档案研究的力作——评《民国时期的公文改革与行政效率》(1912-1949)

史料的丰富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和发展的动力,档案史料的搜集与整理越来越成为当今史学重视的领域,相关的成果正不断涌现,但对于原始史料文本自身即官方公牍的研究却一直未能有所突破。公牍自古代以来就与国家政治、行政相始终,并成为政治运作过程中的重要链条与信息渠道,具有强大的政治功能。《民国时期的公文改革与行政效率》(1912-1949)别具一格,从公文运转与行政效率的关联角度阐释了公文对于行政效率提升的促进作用,涵盖了整个民国时期,成为专门研究行政史的又一力作。

古代的公牍纸书及其价值

古代的公牍纸书及其价值周广学书籍的抄写和印刷，首先离不开纸。纸是书籍生产和传播的重要制约条件。古代书籍生产除用各种未经使用的新纸抄写印刷外，在纸张紧缺时，也使用各种旧纸：废旧书纸、旧茶盐引纸、旧科举纸和废旧公牍册纸印书。其中公牍册纸是地方官吏从事政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