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与民间教育公益团体的兴起

社会转型已让当代中国教育领域新生许多社会力量,其中包括教育理论界与决策层尚未正视的民间教育公益团体。从当前的发展情况来看,民间教育公益团体通过自觉分担社会转型时期的教育改革重任,已经成为一股能够优化社会转型、推动社会进步的民间教育改革力量。促进民间教育公益团体发展,提升其社会转型价值,不仅需要民间公益教育团体自身健全组织结构与运行,更需要国家采取有效的政策行动,改善民间教育公益团体的体制发展空间,以便形成更多有利于优化社会转型的民间教育改革实践。

民国初年公益团体浅论

伴随着民国初年"政党热"的出现,新的公益团体也如雨后春笋般迅猛而出,这些新兴的公益团体呈现出多方面的特点。在与政府的关系上,双方呈现出良好的互动,但也有少数的公益团体造成与政府职权、地位冲突的情况。在与商会的关系上,这些团体主动地依靠和拉拢商会,商会对其既有资助,有时也有抵触的情绪。

COVID-19疫情下我国社会公益团体内部控制缺陷透视及弥补策略

2020年春暴发蔓延至今的COVID-19疫情,是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造成严重损失与潜在影响的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期间有多个社会公益团体的内部控制机制在运行过程中暴露出了种种管理弊端与行为缺失,严重损害了公益组织的社会公信力和群众对慈善事业的支持热情;也不符合党的十九大报告及近期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进一步完善社会救助机制、加强对慈善组织公益行为监管、引导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和支持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等监管政策要求。文章结合COVID-19疫情这一突发公共事件的特定背景,首先归纳我国社会公益团体内控制度的主要特征;进而深入剖析了社会公益团体内控运行机制中的关键缺陷及其成因;最后提出若干针对缺陷治理制度的建设策略,以期为改善社会公益团体的运营环境与风险管理能力,协同推动政府部门取得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质量现代化的新发展提供参考。

基于数据库的公益团体机构运营研究综述

随着近年来大数据技术在公益活动中的应用,公益团体的资营情况较以往更加公开透明,依托数据库对公益团体机构运营的研究也应运而生。通过比较和分析各类公益团体机构运营机制,可更为客观地审视自身,取得更好地发展。文章通过网罗和整理公益团体机构运营的最新研究,分析公益团体的分类、事业特点、财政管理机制及机构运营机制,提出公益团体发展的众多思考。

台湾地区公益团体提起不作为之诉制度研究

台湾地区"消费者保护法"和"民事诉讼法"对公益团体提起不作为之诉的程序作了规定,以维护不特定多数人的集合性利益和社会公益。对于该类诉讼的性质,存在着法定诉讼担当说与团体之固有权利说的争论,诉讼标的之界定、重复起诉行为与既判力范围之认定,以及处分权主义与辩论主义之限制等问题,因采法定诉讼担当说还是固有权利说而有所不同。这些规定及其理论探讨对于我国构建团体不作为之诉制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民间公益团体培育与学雷锋活动的常态化机制建设

共和国成立初期到现在,我们党和政府习惯于运动式动员,学雷锋活动从一开始就深深打上了运动式动员的烙印;1978年后,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社会开始发育,大量的经济社会资源不再由党和政府直接控制,人们对党和政府的直接依赖减弱也导致其动员能力下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学雷锋活动是正外部性极强的行为,在信仰和机制均缺失的社会里自发产生的可能性比较小。这些因素导致学雷锋活动潮起潮落。在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大机制已经形成的条件下,要实现学雷锋活动的常态化,必须大力培育社会的公益文化和民间公益团体。

和谐社会视域下公益性团体发展探析

和谐社会视界中的公益性团体是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创新的生长点,是政府和市场的好帮手、社会矛盾消解的安全阀、和谐人际关系营造的平台与传播者。但目前我国仍然存在各类公益性团体人均拥有量偏低,注册"门槛"较高;社团内部管理不够规范,自我发展能力不足;社团服务质量不高,社会影响力不大等诸多问题。因而,开发公益性团体作为社会资本的重要资源、践履公益性团体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重要价值具有重大意义。

公益慈善团体的财产所有权之辨——兼谈《公益事业捐赠法》与《物权法》的协调

财产所有权制度和民事主体制度的原理不仅是营利性主体的基本法则,它们同样适用于非营利性主体。在我国针对非营利组织的基本法《公益事业捐赠法》中,将公益慈善团体等非营利组织(NPO)的财产所有权混同为社会公众所有,该规定与民事主体理论不符,与物权原理相悖。在未来我国针对NPO进行立法完善时应该明确非营利组织的财产所有权问题,以保障中国NPO的财产权基础,为中国民间公益慈善组织的健康发展创造透明、科学的法律环境。

团体诉讼:群体性事件有效化解的一种路径

转型中国社会治理中频频出现的群体性事件大多因官民矛盾的激化而引发。与时下流行的行政化解手段相比,通过司法这一理性交往渠道更能妥善消解群体性事件引发的危机。相较于个人诉讼及集团诉讼而言,团体诉讼因其所固有的制度比较优势,对部分群体性事件的化解更具实效。透过失地农民、出租车司机及环境污染受害者等三类典型群体性事件粗略的微观观察,可以为团体诉讼化解群体性事件机制的构建提供有益的启示。

台湾团体诉讼制度比较研究——以消费者诉讼为中心

现代社会中,大规模侵权纠纷通常涉及众多受害人或公共利益,如果允许全体受害人提起诉讼,势必造成诉讼迟延和司法资源的浪费;而如果允许受害人个别起诉往往又不符诉讼经济原则。为此,有必要赋予符合一定要件的团体在相关领域的当事人资格,使其享有直接提起侵权之诉或以停止侵害为目的的不作为之诉的救济权利。同时,应对团体诉权的客观范围进行限制,防止诉权的滥用。

浅析我国公益诉讼起诉主体

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案件的发生,公益诉讼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我国现行法律还没有对公益诉讼做出明确规定。就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范围的初步研究来看,公益诉讼主体应当多元化。

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探析

行政公益诉讼是近年来的热点问题,对其讨论都不可避免的涉及原告资格这一核心的问题。未来适应社会的变化,行政法方面的任何变化都没有原告资格方面的变化迅速;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标准的理论是制约行政公益诉讼发展的最大障碍,在破除利害关系人说的同时,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应该赋予个人,社会公益团体和检察机关。

论我国上市公司公益性股权捐赠关联交易的监管

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通过股权捐赠实现公司社会责任。股权捐赠的实质就是被捐赠财产的所有权从捐赠者向基金会转移,即将个人财产变为公共财产。现阶段我国股权捐赠主体的特殊性、捐赠对象的特殊性以及公益慈善捐赠税收制度的特殊性,导致上市公司公益性股权捐赠易产生关联交易。因此,应通过加强公司治理控制控股股东权利、强化信息披露制度、提供救济途径等手段保证上市公司公益性股权捐赠合法有序进行。

我国公益诉讼原告资格之研究

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的发生,公益诉讼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我国现行法律还没有对公益诉讼做出明确规定,当损害公益的案件发生时,哪些主体有资格提起公益诉讼,公益诉讼的主体范围怎样界定,文章提出了公益诉讼主体多元化与合理化的主张。

微公益传播的社会影响、发展困境及其对策

随着网络的发展和普及,人人都能利用网络这一平台发起公益,微公益改变了以前只有社会精英和慈善机构才能做公益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公共政策的改变,促进了社会进步。但同时微公益也面临着诸如缺乏规范化的管理、信息真假难辨等困境。要想微公益持续健康发展,应从政治环境的开放、媒体环境的多元,以及内部体系的完善等方面着手。

打破票据软性门槛,鼓励公益捐赠与社会组织发展

中共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税收优惠等政策,推动社会组织大力发展,形成了公共服务社会化、社会治理创新的良好局面,社会组织发展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期。随着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体制机制不相适应等带来的问题越来越多。

基于大学生公益团队服务现状下“益享”平台的构建

以"益享"弱势群体匹配服务平台为探索对象,结合目前弱势群体与公益团体匹配效果不佳的问题,分析"益享"平台的产品服务内容及业务系统,研究其可行性及可持续性,平台实施后可为我国探索公益项目盈利模式积累宝贵经验。

微博公益,法律何为

随着微博等网络媒体平台的风行,由民间热心人士和社会公益团体发起组织的微博公益活动也陆续发展起来,笔者印象较深的就有＂大爱清尘＂、＂免费午餐＂、＂随手公益＂、＂给孩子加个菜＂、＂请农民工吃顿饭＂等好多个。在官方慈善机构因＂郭美美事件＂的爆发而遭遇公众的信任危机之后,这些来自民间和草根群体的自发性公益行动不仅向社会传递了正能量,也很好地弥补了僵化老旧的官方慈善架构的不足,功德昭昭,

六种公益性捐赠不允许税前扣除

公益性捐赠是一项社会公益行为,是企业的自愿行为。但在企业所得税上,并非因为企业是为了公益事业就一律全额税前扣除。因为企业捐赠的多少直接影响企业所得税的税基,进而影响国家财政收入。所以,不允许公益性捐赠全部税前扣除主要是基于三方面的原因:一是为了保证国家税收收入;二是为了税收征管的需要;三是为了规范捐赠企业和接受捐赠的社会团体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