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践与制度之间:环境公益民事诉讼的中国面向——以贵州省贵阳市“环保两庭”司法实践为例的考察

2012年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55条增加了环境公益民事诉讼条款,但因过于粗糙、笼统而缺乏可操作性。从2007年起持续至今的贵阳市"环保两庭"的司法实践,是我国环境纠纷解决的一个创举。正因为有明显的问题意识导向,"环保两庭"才能在没有相关制度资源可供援引,也没有司法经验可供参考,更有"实践创新超越制度边界"的嫌疑中,努力实现其能动司法的一面。其所取得的丰富的审判经验,对于环境公益民事诉讼条款的修正有着不容忽视的启智作用,并将有益于我国最终构建完整意义上的环境公益民事诉讼制度。

在实践与制度之间:环境公益民事诉讼的中国面向——以贵阳市“环保两庭”司法实践为例的考察

2012年修改后的民诉法虽增加了第55条环境公益民事诉讼条款,但因过于粗糙、笼统而缺乏可操作性。从2007年起持续至今的贵阳市"环保两庭"的司法实践,是我国环境纠纷解决的一个创举。正因为有明显的问题意识导向,"环保两庭"才能在没有相关制度资源可供援引,也没有司法经验可供参考,更有"实践创新超越制度边界"的嫌疑中,努力实现其能动司法的一面。其所取得的丰富的审判经验,对于环境公益民事诉讼条款的修正乃至对于我国最终构建完整意义上的环境公益民事诉讼制度有着不容忽视的启示作用。

论我国环境公益民事诉讼的原告范围——基于我国《民事诉讼法》第55条的分析

原告范围的确定是环境公益民事诉讼制度设计中最为核心的问题。根据《民事诉讼法》第55条,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提起环境公益民事诉讼。该条规定存在着立法体例不科学、列举不恰当及用语不明晰之弊端。由于短期内不可能再次对《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故在《环境保护法》修正案中作出相应的规定,并以司法解释明确"机关"、"有关组织"及"环境公共利益"的概念,将是可行的选择。

环境公益民事诉讼浅析

环境与人类发展息息相关,公众作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参与到环境保护中来是必要的,我国《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开启了公益诉讼的大门,这对我国环保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但其中存在的问题也需要我们通过实践不断去完善。而扩大诉讼主体资格、给予受害人救济、诉讼时效适当延长是其完善的主要途径。

我国开展环境公益民事诉讼的司法障碍

2O12年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在我国民事诉讼的发展历史上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其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了诸多民事诉讼制度。特别是关于公益诉讼的规定，扩大了民事诉讼的利益保护范围，然而在如何具体实施公益诉讼的问题上尚缺乏可操作性的规则。随着当前民事诉讼执行改革的不断推进和检察监督机制的不断完善，尤其是新《民诉法》实施后，关于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改革和完善的呼声越来越高，因此有必要对现行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的司法实践进行全面梳理，进一步探讨我国现有执行权运行环境下检察监督原则、范围、方式及配套机制的构建和完善。在证人出庭制度方面，新《民诉法》同样规定了证人有出庭作证的义务，但并未规定任何与之相匹配的惩罚性规定。在财产保全制度领域，新《民诉法》将保全的对象范围从财产扩展到了行为，同时为平衡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之间的利益，新“民诉法》第105条又规定了“申请有错误的，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保全所遭受的损失”。由此，在司法实践中引发的思考是，是否所有与判决认定结果不一致的保全均为“申请错误”并由申请人承担赔偿责任？如果不是，那么需要确定一套衡量的尺度和细化的标准，以具体解决因保全申请错误时损害赔偿责任的承担问题。与此同时，新《民诉法》第170条对民事二审发回重审制度作了部分修改。二审法院一般比一审法院更具备查清事实的能力，二审不能查清的案件事实，在重审后查清的可能性只会更低。因此，将事实认定不清的案件发回奄审，有待商榷。

环境公益民事诉讼中原告资格分析

环境公益民事诉讼在我国现行立法中没有一个明确的法律地位,限制了环境公益诉讼的提起。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有着迫切的需求。对环境公益民事诉讼原告资格的分析可在司法实践层面弥补环境公益诉讼的部分空白,对于推动我国环境诉讼立法和我国法律体系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刍议环境公益民事诉讼中相关行政主体的作为义务——以W市X区的一则判例为样本

囿于现行法对原告资格、受案范围等的限制,行政不作为一旦对公益有所损害,行政诉讼便无济于事。司法实践则先行一步,针对涉及环境公益的行政不作为,W市X区法院在环境公益民事诉讼的判决中确认:案件中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的行政主体应履行一定的作为义务,承担起环境修复及公益保障的监管责任。

环境公益民事诉讼中的原告主体资格构想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随着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生态产品的需求越来越迫切,既要温饱更要环保,既要小康更要健康,生态环境质量已经成为影响人们生活幸福的重要指标,环境问题已成为突出的民生问题。这里,笔者提出环境公益民事诉讼的司法实践的构想,以期让每个人都拿起环境公益民事诉讼的武器,实现对环境违法问题零容忍的践行服务。

论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民事诉讼的现行法依据

近年来各地出现了检察机关以原告身份提起环境公益民事诉讼的案件,值得认真思考。在实证法上,检察机关作为原告提起环境公益民事诉讼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有违法的嫌疑。现阶段,检察机关应该专注于环境刑事公诉,严厉打击环境犯罪行为更有利于保护环境公共利益。

刍议检察机关支持起诉程序在环境公益民事诉讼中的适用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环境公共利益的维护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在学术界、司法界的共同努力下,环境公益诉讼的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检察机关出面支持环境公益民事诉讼就是环境公益诉讼新的尝试。本文通过分析环境公益诉讼发展现状,揭示了检察机关探索支持起诉新路子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并依照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相关程序规定,探究国家赋予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法律实质,总结司法实践经验,论证了环境公益民事诉讼检察机关支持起诉的基本程序。

程序框架:环境公益民事诉讼的特殊制度设计

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已经实现法定化,但《民事诉讼法》第55条仅做了原则性规定,如何落实执行,特别是其程序性保障,成为摆在环境司法面前亟待解决的难题。环境问题的综合性、系统性要求立法、行政、司法相互配合,凸显司法服务功能,因此在程序上要求环保审判实行集中管辖、赋予环保司法应急处置权、审执合一等制度设计。

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确定

今年6月,重庆市璧山县法院处理了一起由当地检察院提起的环境侵权民事诉讼案件:被告重庆张某某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于2007年10月租用某村农田修建、经营养鸭场,直接将养殖废水、废渣等污染物排放到璧山县璧南河流域大塘村段水域,导致该河段流域严重污染.经璧山县环保局2010年1月27日现场采样等监测,该养鸭场排放的废水、废渣等污染物中化学需氧量超标74倍、氨氮超标36.9倍、磷超标498倍、粪大肠菌群个数超标0.1倍,严重超过了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属严重环境违法行为.

公众环境公益诉权属性研究

公益诉讼在我国起步较晚,无论是理论还是实务都需要不断探索。此组文章主要是从司法实践的角度回顾总结了近年来各地在公益诉讼领域的做法和有益尝试的经验。其中既有公众环境利益引发的环境司法权和环境公益诉权的界定与运作机制探索,也有各地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领域进行的公益诉讼实践;既有城市房屋拆迁过程中,因安置补偿纠纷引起的民事公益诉讼问题,也有法院公益诉讼裁判法律效果的考察和制度设计以及实践难点。希望在社会矛盾多元化的背景下,通过不断的实践和探索,推进和完善相关立法,改善执法环境和提高司法水平。

论生态损害索赔的诉讼机制

生态损害的诉讼索赔机制不仅仅是追求实现程序上的正义,而更应当注重实现实体正义。将生态正义的理念运用到生态损害索赔的司法实践之中,以生态正义为基本理念,构建生态损害的索赔诉讼制度。应确立环境公益民事诉讼为生态损害索赔诉讼的模式,明确诉讼当中举证责任的分配标准及责任和损害事实等的认定标准。

中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检察担当

在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的情势下,我国越来越多的地方检察机关以原告身份提起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此同时,我国民事诉讼立法在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上的缺失问题也日益凸显。笔者认为,检察机关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具有法理依据,域外国家和地区亦具有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我国民事诉讼立法应及时予以修改以作出积极回应,建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明确赋予检察机关提起此类诉讼的主体资格,同时,应当厘清检察机关的环境民事公益诉权与其他环境受害人民事诉权之间的关系,并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可调解性或可合意性以及诉讼费用等具体问题作出规范。

公益性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研究

公益性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由于立法上的粗疏、司法解释的限制,在制度上存在案件范围过窄、检察机关诉讼地位定位失当、起诉条件不明、诉讼监督缺位、民刑法律适用存在冲突等主要问题。只有立足实践,完善案件范围和起诉条件、厘清检察机关诉讼地位、加强诉讼监督,才能兼顾公正和效率,充分实现制度的价值。

实然环境权的路径分析——以“最丑建筑”泛滥为例

权利有三个层次:应然权利、法律权利和实然权利。而环境权目前仅仅停留在应然权利的研究上。我国各地"最丑建筑"泛滥,造成民众视觉污染,感官不适,民众之精神受到损害,从而引发民众的不满与诸多学者的关注,但是,目前还没有人从法律的视角,从环境权的角度来思考和解决这一问题。正是由于我国法律环境权的缺失才导致"最丑建筑"的泛滥与民众的精神受损,只有首先从法律上设立环境权,运用环境公益民事诉讼制度对"最丑建筑"等损害民众精神健康的行为进行规范和调整,民众之环境利益才能得到保护,环境权才能实现从应然向实然的转化。

生态环境利益保护审理原则的适用

【裁判要旨】合理限定污染环境罪帮助犯的处罚范围,需遵循先客观后主观的判定路径,只有帮助人客观上创造或增加了环境污染的危险,主观上对污染环境正犯行为人的实行行为有所认识,并积极追求污染结果时,才能构成污染环境罪帮助犯。同时,政府应当及时控制污染,防止对生态环境造成显著破坏,花费的处置费用可认定为造成的公私财产损失,并据此定罪量刑,追究被告人污染环境的刑事责任。另外,为使生态环境利益得到最大保护,除刑事案件外,还应及时发起环境公益民事诉讼,法院既要判令污染环境者赔偿损害,还可以责令其在省级以上媒体公开赔礼道歉,通过媒体宣传保护生态环境资源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