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读通鉴论》公私观的伦理向度与价值指向

王船山《读通鉴论》中的公私观对历史上的公私观作出了全面系统的批判性评析,并将公私从人的内在道德意识延伸至治国安邦、国家大义和文明延续的论域,使公私观包括个人修德、国家治理和文明发展诸方面的要义,将中国伦理文明的公私观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王船山公私观的伦理蕴含和价值指向表现在将公私观与义利观联系起来分析,深刻论述了“古今之通义”的至上价值;将公私观与兴衰观联系起来分析,深入探讨了“社稷轻而民为重”的价值机理;将公私观与历史观联系起来加以分析,深度揭示了“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的历史理性。弘扬王船山公私观的合理因素,对于我们培育社会主义公私观,培育正确的历史观、文明观、道德观,建设中华民族现代伦理文明,具有精神启迪和价值滋润的时代意义。

论气候法治的公私协同进路

公私协同应当作为气候治理的基本模式和气候法治遵循的制度逻辑。这不仅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必然路径,也是构建气候变化适应型制度体系的内在需求,还是气候法治公私交融属性的重要体现。在气候法治的公私协同模式中,各主体应当基于商谈理性实现互动,以气候信息为节点构建风险应对体系。在具体机制构建层面,气候法治体系应当结合公私协同模式的体系特征,从主体、治理框架和法秩序三个层面体现公私协同的制度逻辑,即以协同共治为基底构建主体决策机制,以信息沟通为核心构建治理框架,以公私法协同为线索构建气候法秩序。

江南汽车公司的公私合营改造

工商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党和国家工作重心开始转向经济恢复与建设,而合理有序地调整工商业则是初期经济工作的核心。中央人民政府全面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经济建设总方针,基于各省市不同地情、各种经济成分并存局面,地方政府在具体落实执行时采取不同手段灵活地开展调整工作,以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江南汽车公司系国民党大官僚张静江于20世纪30年代出资创办的私营企业,亦是解放前南京市最重要的市区公共交通公司之一。由于该公司的特殊性质与发展背景,南京市军管会与人民政府先后采取代管与公私合营的改造方式,使之变成人民的企业,服务于共和国建设事业。

金融科技平台垄断的公私协同治理

金融科技平台垄断涉及数据互操作限制、扼杀式收购以及算法合谋等多种实践样态,其垄断行为既能在杠杆效应下提高竞争壁垒,也因其混业经营特性而容易诱发系统性风险。传统反垄断法公共规制路径依赖具有压制性与滞后性,难以应对复杂多变的金融科技平台垄断问题,需要为垄断治理提供全新的视角和方案,公私协同治理模式应运而生。在理论维度,协同治理所强调的灵活性、回应性能够满足风险社会下金融科技平台垄断的治理结构需求;在实践层面,金融科技平台内生的公私融合性以及根植于金融市场的合规传统,则为公私协同治理提供了现实基础。金融科技平台垄断问题在公私协同治理的具体实现上,需深化公私治理主体间的互信、促进治理规范的软硬协同,以及强化监管科技工具的共治目标嵌入。

跨境数据取证中公私合作的具体路径

跨境数据取证是刑事侦查、国际法领域的一个交叉课题。在数字时代背景下,电子数据跨境取证的现实需求不断增加,而传统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明显捉襟见肘,单边跨境远程取证又容易引发国际法冲突,侦查机关和网络服务提供者等私主体合作进行跨境数据取证已成为刑事侦查新常态,但也因此带来一系列实践操作和规范层面的问题。解决这些难题,需要在国际法与国内法互动的基础上,推动跨境数据取证从单向取证转向合作取证,从二元范式转向多元治理,从强地域性转向弱地域性。具体而言,实施主体和公私合作行为的形式应该是多元化的,执法管辖权也可以突破电子数据的属地管辖,转换为针对数据控制者的属人管辖,而取证对象则需要从犯罪控制与数据安全相平衡的视角出发,通过数据分类分级规则来确定。

公私交融的人工智能法

人工智能法的事物本质决定了其公私交融特性。事物本质的观察源于技术不平等与随之而来的信任关系重塑,其基本内涵是主体数字化、数据财产化、财产债权化、权利社会化和责任客观化。人工智能系统、AI agent并非法律主体。同意具有公法内涵但离不开私法分析,智能合约研究进展不大。权利研究不能支撑人类数字化生存的公私利益诉求,数据赋权说已占主流,但仍未能走出数据流通困境。法律责任的研究集中在归责原则的客观化与生成式人工智能之服务提供者的义务及过错判断上。以风险为基础的人工智能治理构成人工智能立法的底层逻辑,应注意风险与责任的互动关系。

国家安全视阈下情报公私合作模式研究

[研究目的]在公共事业领域中,基于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参与的公私合作模式能够有效提升治理效能。在国家安全视阈下,情报工作存在公私合作的实践基础,对此开展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研究方法]采用文本分析和比较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国家安全中情报公私合作的理论阐释、文本结构、价值基础和实践保障展开探究。[研究结论]源于行政场域的公私合作模式,在国家安全情报工作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公私合作模式在《国家情报法》等法律中有结构性的文本体现。国家安全情报工作的公私合作模式具有人民性、系统性与能动性的价值基础。应当在国家安全的宏观框架内,完善公私合作的微观设计,协同构建法律体系,衔接贯通管理机制,管控执行程序风险。

生物安全风险公私法协同治理的价值基础及实现路径

生物安全风险公私法协同治理契合法秩序统一性原则的运行逻辑,顺应国家总体安全观的系统定位与价值向度,为生物安全风险治理提供路径指引。然而当前生物安全风险治理工具张弛无度缺乏协调、治理资源配置失衡、治理主体参与形式化,制约着生物安全治理效能的实现。为统筹协调并发掘生物安全风险治理工具间的功能主义优势,应当完善生物安全风险预防制度体系,合理配置风险治理资源,通过生物安全风险评估制度和风险决策监督制度,构建生物安全风险公私法间合作框架。

县域医共体框架下村卫生室公私合作特征及模式探索

我国村卫生室发展具有公私合作的特征,但需要进一步完善。本文在公私合作理论指导下,在文献研究和政策梳理的基础上,对改革开放背景下我国村卫生室的公私合作特征和问题进行描述,结合县域医共体改革,对新型村卫生室公私合作模式在组织建设、服务提供、运营管理、风险承担等方面进行了探索。面对县域医共体,我国村卫生室需要在公私合作的建设标准、公益性维护、村医利益保障和风险分担上采取必要的措施。

数字治理领域中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研究

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得社会治理环境更加复杂,面对后工业化社会中因为高新技术的更新迭代导致的愈发复杂和不确定的社会状况,政府转而向技术资源丰富的私营部门寻求合作,这推动了数字治理领域中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的发展。本文在认知层面、合作动力与运行机制三个层面分析了传统治理向数字治理领域发展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的变化,发现在认知层面中,传统的政府控制管理全流程的观念转变为公私部门更加注重合作,积极创造良好伙伴关系;在合作动力层面,从传统伙伴关系模式中注重公私部门之间的资源交流与互补,转而向将科学技术手段充当政策工具的角色,并以此来影响公共决策的方向和发展;在运行机制层面,从侧重合作供应商的选择,合同的制定、监督及审查,以及对采购风险的规避转变为合作框架的设计、合作风险的共担、合作过程的专业化。

对资本主义公私领域中性别潜台词的批判

谈及资本主义世界中的社会性别建构,人类应合时机地将传统上男女生理机制的决定性关系上升为现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制度与文化间的逻辑生发关系,挖掘潜藏其中的理论张力与实践封闭关联。伴随着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变革,资本主义社会封闭女性的方式亦发生改变,从传统公私领域疏离过渡到新型公私领域交叉,封闭方式也从单一分散上升至错综交织,性别潜台词更是深隐其中。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协同共谋、数字资本物化女性、生育异化等致使女性深陷困囿。人分两性,牵一而动二,资本主义对女性竭力压迫,并非只为满足超额利润和父权荣耀,更是一场分裂无产阶级团结力量和维护其恒久统治的阴谋。

超级数字平台私权力的生成、风险及规制——基于公私二象性视角

在以数字智能技术为驱动的社会转型背景下,公共性生产不再局限于政府等传统公共机构的参与,而是在主体与领域的扩展中形成了数字异化的态势,超级数字平台便是其中之一。以此为背景,基于开放共享的网络效应,超级数字平台的公共性逐渐形成;基于服务依赖的权利让渡,超级数字平台逐渐获得话语权;基于技术优势的双重控制,超级数字平台的私权力得以生成与演进。对超级数字平台私权力进行解构发现,其可能产生算法技术的滥用、合同机制的失效、用户权利的忽视等对私主体的风险,从而引起私法保护核心的坍塌;也将导致政府监管难度增加、垄断地位形成、公共利益受损,进而对公权力产生影响,导致公法规制逻辑的紊乱。因此,应当尝试以公私主体关系为路径对超级数字平台私权力进行规制:一方面,通过格式合同的协同规制、侵权规则的更新解释、私力救济的条款重视等贯彻以私法为核心的意思自治。另一方面,通过明确私权力的责任与义务、监管数字内容与技术应用、保障协议规则的客观公平等再造公益保障的公法逻辑。

论电商平台知识产权的公私协同治理模式

平台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呈现出诸多问题,面对电商领域知识产权治理的复杂性,亟待探索契合平台现实需要的公私协同治理模式。政府行政规制模式存在运动式执法导致效果不稳定以及相关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机构属性不明的不足,而企业自我规制模式则可能因平台作为治理者的正当性和中立性受质疑而存在缺陷,这使得传统治理模式陷入失衡。为克服这种缺陷,有必要借鉴公私合作模式,将主体包容性与价值多元化的理念融入电商平台知识产权治理的各个环节,并以包容审慎作为基本原则。公私协同模式能缓解公私部门在应对电商知识产权治理中的紧张关系,通过强化开放型共治组织架构、加强交互型共治规范建设以及落实制衡型共治权责配置等举措,提升知识产权综合治理的实际效益,实现多元共赢的治理目标。

公私相互激励与环境治理跨国公私伙伴关系的演化——以全球森林治理为例

由于森林破坏问题的复杂性,全球森林治理进程能够催生包含国家和各类非国家行为体的跨国公私伙伴关系。关于跨国公私伙伴关系的既有研究或聚焦绩效分析而忽视对伙伴关系特征及其演化规律的探究,或过度强调公私合作而忽视非协调性公私互动的激励效应,不利于全面理解森林治理跨国公私伙伴关系的演化。本文提出,以森林治理为代表的环境治理中的跨国公私伙伴关系并非一贯以公私协作为主基调,其内公、私部门的互动关系可呈现公有部门主导、私有部门主导和公私共治三种模式,其演化动力是公、私部门间的相互激励。一方面,公有部门的政治授权为私有部门参与环境治理提供初始激励,而多边环境谈判的僵局又能进一步激励私有部门独立采取跨国治理行动。另一方面,私有部门主导的创新性治理实践能够增强公有部门的治理能力和意愿,而私有部门主导的治理又可能出现逐底竞争和发展速度不足的问题,这又反过来激励公有部门的行动,促进公私共治模式的出现。全球森林治理中的跨国公私伙伴关系从国家主导(多边缔约),转变为私有部门主导(供应链治理),进而发展为公私共治模式。该演变进程的各阶段均体现了公、私部门相互激励的逻辑。

《管子》政治哲学中的公私观念

公私之辨是战国时期的焦点议题,《管子》作为战国中后期的重要文献,反映了诸子思想激烈争鸣与积极融合的特质,其公私观念一方面秉持法家立场,将公私对立的理论推向极致,以此诠释法的权威性、客观性;另一方面则吸收黄老道家思想,将天地之“无私”解释为人类社会应当遵循的法则,由此弥合了“道—法”之间的鸿沟。《管子》将“法”的精神特质定义为“公而无私”,推导出“去私立公”作为政治治理原则,并确立君主为此原则能否有效贯彻的首要责任人,进而从人性的视角以及天地无私的形上层面,诠释政治哲学“公而无私”的必然性、合理性、可行性。

公民社会政治态度如何影响环境意识?——基于公私视角下的分析

为揭示环境意识何以在行为表现上与意识理念本身存在较大差异,从公私角度探讨我国公民的个人基本特征、社会政治态度对环境意识的影响,同时考察个人月收入水平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公民关于自我生活状态评价和关于政府治理状况评价趋向相同时的两种状态,对环境意识的影响作用相反;在不同收入水平下,自我生活状态对环境意识的影响程度不同;公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对其环境意识的影响是微弱的,在不触及“私人领域”的环境问题上,公民难以形成较高的环境意识。因此,未来政府可通过政策规范来培养积极公民的公共品格,使公民减少对公权力的依赖,以塑造其稳定的环境意识,并提高其参与环境治理的意愿。

NASA公私合营技术开发模式研究——基于空间技术任务委员会(STMD)视角

发挥好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和政府组织作用,有助于开展高效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美国多个公共部门在重大科技项目上采用公私合营(PPP)模式,其中尤其以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的模式最为著名,这种模式较大地提升了重大航天技术开发效能,同时带动了产业发展。本文以NASA下属负责新兴空间技术开发的空间技术任务委员会(STMD)为研究对象,分析该机构技术投资方向凝练机制和公私合营技术开发模式的运行机制,总结STMD主导的NASA公私合营技术开发模式的特征有:1)多线程技术开发任务遴选模式;2)任务决策与计划执行模块联动模式;3)公私合营技术开发模式差异化设置模式。最后从强化政企合作技术攻关的战略布局、优化政府部门重大科技任务的遴选模式、建立差异化的政企技术攻关计划组合三个方面提出我国改进政企合作的对策建议。

公私合作治理模式在个人信息保护中的应用

公私合作治理模式作为一种前瞻性和创新性的治理方式,是国家治理从消极义务向积极义务的螺旋式升级的体现,特别是在智能社会治理中尤为体现其治理优势。文章以智能社会治理中较为突出的个人信息保护领域为重点讨论公私合作共治的法律问题。公私合作治理以行政委托、协商制定行政规则以及公私合作规制的方式促进公权力和私权力的深度合作,符合个人信息保护的效益原则。然而,在明确引入合作治理机制后,有必要厘清可能存在的法律风险,防止造成行政法向私法逃遁、引发私权力的滥用及腐败、隐私政策的效力不清以及对第三方机构的监管不完善等问题。对于公私合作治理模式下的个人信息保护,还应关注私权力集中的平台责任以及国家担保责任的机制嬗变,为公私合作治理模式在个人信息保护上发挥作用扫清障碍。

金融产品创新视野下的公私法规范贯通之道

以规制与监管为核心品性的金融公法,已无法单独有效调整经济实质或功能相似且以风险管理为核心的创新性金融产品。新时代金融法制的变革,应以金融产品创新为基础,积极更新金融监管法理念,并更加重视私法在其中的作用。其中,监管法变革应完成产品功能、交易行为监管的横向协同,私法优化则须借助信义义务的引入来矫正交易主体间失衡的权利义务关系。当然,金融领域公私法规范的贯通融合,着实离不开创新性金融产品交易中消费者保护的桥梁作用。金融公法中获得更新的监管理念,尤其是交易行为监管理念,欲从观念走向实践,亟须借助创新性金融产品及其交易的信息偏在性、专业复杂性,并针对实践中金融机构的误导销售、未勤勉尽责问题,甚至是金融欺诈行为展开。否则,不仅无法解决创新性金融产品交易主体间权利义务关系结构失衡的问题,更无法有效维护金融机构,乃至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健。

养老PPP项目公私合作行为的演化博弈分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养老PPP项目高质量发展是实施人口老龄化战略的重要方面。现实中养老PPP项目发展陷入发起率、落地率和绩效达成率“三低”的合作困境,究其根源是公私双方合作行为的激励机制失灵导致。通过构建政府和社会资本两个理性经济人主体合作行为的演化博弈模型,基于现实国情、文献研究和养老服务项目属性刻画养老PPP项目激励约束机制的演变特征和参数校准,考察各种激励情况下公私合作策略的演变对项目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元模型或者单一合作机制模型中,社会资本提供的都是低质量的养老服务,只有在多重合作机制下,公私双方才能采取有利于项目绩效提升的合作行为,从而实现项目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