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职务科技成果赋权的公私法协同路径研究

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是提升科研人员主体地位、激发科研人员创新动力、促进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探索。目前,我国职务科技成果赋权面临法律、实践和技术层面的多重障碍,有关改革试点政策本身亦存在可操作性不强等问题。职务科技成果赋权路径选择对其发展具有全局性和方向性意义,必须首先厘清职务科技成果赋权及其路径选择的理论基础和核心范畴。在此基础上,审视发现我国现行公法路径凸显出诸多问题,而以意思自治为核心的私法路径逐渐受到青睐,我国应当从国情出发,坚持公法与私法协同的混合法路径。具言之,既要保证科研人员权属自治自由,也要完善职务科技成果赋权的监管规则与权责体系,并以此为基进一步制定、修改、完善相关法律规范。

公私法协同视角下高空抛物问题探析

当前,公法与私法共同对高空抛物行为进行规制。然而,实务中虽然《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五十四条第三款对公安机关积极义务的创设增加了确定具体侵权人的概率,但因立法回应不及时,导致系统完整的法律规范体系未能形成,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公私法发挥的协同作用。本文认为,立法机关应以《民法典》为标尺,积极制定配套的法律法规和立法解释,健全“民行”“行刑”衔接制度;公安机关须依法行政,强化调查取证力度;检察机关和法院应适度加强司法审查力度。如此,有助于促进行政机关不断完善相对人权利救济制度,更好地实现对受害人与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的权利救济。

论生态环境修复制度的法典化

加快推进生态环境修复制度法典化进程,不仅是生态环境修复制度体系化建设的现实需要,更是生态环境法典结构完整性的必然要求。推动生态环境修复制度法典化,应在全面梳理生态环境修复制度基本样态的基础上,揭示其现有法律规范难成体系、现行制度尚欠成熟等问题,在生态环境修复制度体系化构造的基础上逐步完成法典化的转化,最终形成生态环境法典总则编中生态环境修复制度基本定义条款、法权配置条款、核心措施条款、与其他制度相衔接的规范表达,以及生态环境法典分则编中生态环境修复制度污染防治编、自然生态保护编、法律责任编的规范构建思路。

论环境法典生态环境损害救济条款设计

生态环境损害救济条款是环境法典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于环境法典中统一规定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相关内容既顺应生态环境损害救济工作一体化、综合性的特点,也是环境法典内容全面性的必然要求。环境法典中的生态环境损害救济条款应当在公私法路径协同的指引下,一方面发挥公法路径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注重私法路径的辅助功能。生态环境责任编中的生态环境损害救济条款需处理好与总则编的关系,并且涵盖实体性规定、程序性规定和配套性规定。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制度法律属性的再识别——以协商行政理论为视角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直接救济或者修复受到污染或破坏的生态环境,是实现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型环境法律制度。磋商是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前置程序,囿于现有法律及政策对磋商制度法律属性的规范遗漏,磋商制度在实践中存在检察机关参与磋商的功能定位不统一、磋商程序的启动规则不同一、磋商协议是否公示各地方存在较大差异等诸多问题,学理上亦存在私法属性论和公法属性论单一解释路径下的二元分歧,无法完整勾勒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制度的全貌。协商行政理论主张公私法协力治理,通过平等协商手段实现环境行政目标,为磋商制度法律属性的再识别提供了全新且适当的研究视角和理论框架。基于协商行政理论的基本要旨,磋商制度的法律属性宜定性为以垂直关系为基础的平等协商制度,磋商行为是行政机关实现生态环境公共利益保护之公法义务的协商行政行为。磋商制度法律属性重新识别之下,磋商实践中的既存问题便可得以有效消解。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合同法律的公共规制功能

公私法协同共治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依托,合同法律当为私法参与公共规制的首要法源。合同法律承载公共规制功能具有正当性,维护公序公益乃是合同立法的固有意旨,守法和公序良俗是合同法实施公共规制的原则性规范。在合同法律适用中,应重视目的条款、一般规范与具体规则的实质性解释,将行政政策融入司法政策之中,指导法官在具体个案裁判中权衡合同行为的社会妥当性,审慎通过否定合同效力发挥合同法律的公共规制功能。

商业自动化决策规制的私法困境及其完善路径

商业自动化决策中被决策主体不享有算法解释权。商业自动化决策的私法规制框架是以告知同意规则-事前告知义务、个人信息处理知情权-事后说明义务和自动化决策结果拒绝权为核心进行的规范体系构建。但这种规范以保障被决策主体知情为逻辑起点,不能有效解决自动化决策中普遍存在的算法黑箱问题。商业自动化决策需公私法协同规制。首先,私法层面应着眼于自动化决策的一般逻辑(框架层面),细化数据主体事前告知义务和事后说明义务的范围,明确自动化决策结果拒绝权的适用情形。在自动化决策前,商业决策主体不仅应向被决策主体主动告知自动化决策的一般逻辑,还应主动告知该自动化决策可能引发的风险。在自动化决策后,商业决策主体应对影响被决策主体权益的相关信息进行具体说明。此外,自动化决策结果拒绝权的行使需受“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与“仅通过自动化决策的方式作出”的双重限制。其中,是否“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判断标准为是否严重改变了被决策主体的利益状态;而是否“仅通过自动化决策的方式作出”则需纳入商业决策主体的事前告知义务范围。其次,公法层面应着眼于自动化决策的具体逻辑(算法层面)并进行穿透式监管,即通过算法备案-实质审查和算法备案-动态监管的方式解决算法黑箱可能带来的侵害问题。

网络爬取行为的法律规制及完善

在司法实务中,司法机关根据网络爬取行为对象不法层面的法益侵害和行为不法层面的归责而进行相应的法律规制。面对权益保护与行为规制路径的竞合、刑法扩张适用的缺陷和私益保护模式的不足,需要进行法律规制路径的梳理与司法价值取向的转变。即采用以权益保护为主、行为规制为辅的追责梯度,根据技术区分原则限制刑法的扩张适用,平衡私益保护和公益保护。此外应创新法治理念,协同适用公法与私法机制,向法律风险双向沟通以及网络公共领域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方向转变。具体包括:引入强制缔约机制,增强爬虫协议的法效性;增设行业公约,实现多方耦合共治。

可携权在商业数据保护中的失衡与矫治

就可携权与商业数据保护之间的冲突,既有探讨多秉承企业基于商业投入形成的数据权益应受保护的观点,主张对可携权进行限制。此种模式虽能保护企业数据利益,但无助于发挥可携权旨在降低个人转换平台成本、促进市场竞争的制度功用。可携权保护私益的同时也承载着公共目标。应在公私法协同治理的语境下重新审视可携权的功能定位,并对可携权所涉利益冲突进行再平衡。可携权的公益促进面向决定了可携带的数据范围在特定情况下应有所扩张,私益保护属性则要求对数据接收者进行必要限制从而保护数据控制者的商业利益。应区分用户自主携带数据的行为和大规模数据转移行为,并将数据接收者处理数据的目的限定在特定范围,从而矫治可携权在商业数据保护中的失衡状态。

我国个人数据的法律规制——域外经验及其借鉴

信息时代个人数据的个体性和公共性双重属性凸显,个人数据问题的时代性及其所涉关系的复杂性使得既有法律难以对其进行有效规制。当前,我国个人数据的法律规制在实践层面面临司法适用冲突与立法表达缺位的困境,在理论层面存在个人数据权利性质争论。放眼域外针对个人数据的规制,美国较为强调数据的财产权属性而实施市场导向规制模式,欧盟则偏重个人数据的人权色彩而实施强政府干预的家长式控制模式,美欧的立法与司法实践可以从不同视角为我国提供有益的经验借鉴。为实现个人数据的公共经济价值和个人权益保障的双重平衡,需要创新规制思维,以个人数据分级分类保护为基础,采取公法与私法协调规制的路径,建立多元主体参与的法律规制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