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立高校教师服务期协议的实践特征、争议焦点与规制路径

服务期协议已成为公立高校对教师流动进行契约化管理的工具。然而,高校与教师围绕服务期协议却频频引发法律争议。服务期协议在实践中表现出形式规范性不足、约定事由繁杂、服务期限无序和违约责任过重等特征。法律适用及其合法性挑战、教师辞职权、违约责任划定构成高校教师服务期的三大争议。构建实体规则以规制高校教师服务期应兼顾民法与劳动法思维、关照聘用合同的特殊性,既保障教师“离开的自由”,也维护高校正当权益。

公立高校教师法律身份的变迁与思考——基于高校教师人事制度市场化改革视角

公立高校教师人事制度改革日渐呈现出市场化的趋势。无论从立法上,还是从司法实践的走向来看,我国公立高校教师的法律身份越来越远离公务员,并逐渐成为适用《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的雇员。教师教书育人和学术研究的劳动特点决定了其法律身份不能完全等同于工商企业的雇员。

社会法视阈下公立高校教师法律地位探讨

高校人事制度变迁导致公立高校与教师法律关系性质的转变。教师法律地位由"国家干部"的公职属性向市场契约化转变,并同时具有私法上"劳动者"的双重特性。法律地位决定了教师教育活动中权利配置与义务履行的实际状态,也明确了教师权利救济的有效途径。基于此,社会法作为第三法域结合了"公法"与"私法"的属性,并融合了高校教师法律地位双重特质。本文尝试以社会法理念为视角,将公立高校教师界定为"特殊劳动者",通过教师法律地位遵循的基本原则、利益观、权利观及人事争议立法调整模式进行厘清与解构。

公立高校教师法律地位的发展走向:公私法益交融下的特殊劳动者

明确公立高校教师的法律地位,保护教师权益,实现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双赢",在当前推进"放管服"和科研评价体制改革的背景下,极具重要意义。在公私法益交融的背景下,高校教师的法律地位是特殊劳动者,包含"劳动者"和"特殊性"双重内涵。一方面,教师具备劳动者的特征,可以从教育生发逻辑、人事制度改革发展趋势、教师权益保障、聘用合同性质四个方面加以证明;另一方面,教师又因自身固有的公共性和学术性有别于普通劳动者,体现为职业属性和人事管理机制的特殊性。确立特殊劳动者定位的意义在于提升了劳动法律制度的适用空间,完善了教师法律治理框架,又不会动摇高等教育的公共性基础。

公立高校教师聘用合同的法律性质重审--基于控权论的立场

在高校人才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受行政管制与市场调节两种制度逻辑彼此嵌套的影响,高校教师聘约义务的约定日趋多元、复杂和严苛,由此产生的法律争议不断增多。当前,法院的司法裁判倾向于支持高校聘约义务设定的自主权,而缺乏对教师择业自由和职业安全等合法权益的法律保障。公立高校教师人事争议案件中权利导向的缺失,源于劳动、人事关系“并轨”背景下法院对教师聘用合同法律性质的认知偏差。忽视学术职业的特殊性与公益性事业法人的公共属性,简单机械地适用劳动法领域的原理和法律技术,暗合了学术评价的“五唯”取向以及高校人事管理的“行政化”,不利于教师权利的法律救济。应以控权论为基本立场,增强高校聘用制改革的权利导向。通过高校内部治理的变革与司法审查立场的转变,进一步强化教师聘用合同作为特殊劳动合同的“特殊性”。

养老金并轨对公立高校教师职业认同的影响

运用职业认同理论分析了并轨对公立高校教师自我形象感知、工作动机、未来预期和职业价值观一致性的消极影响,并设计了对策,认为推行高水平绩效工资,提高激励的强度、公平性和开放性,是公立高校顺利度过养老金并轨适应期的关键。

基于公立高校教师法律地位的教师权利救济途径探究

公立高校教师在聘任制度和事业单位改革背景下,其法律地位一直在公务员和雇员之间纠结,对教师权益的法律保护也徘徊在普通劳动者和公务员之间,从而导致当前教师权利保护途径错综复杂且缺乏科学性。为了充分保护教师权益,有必要在明确公立高校教师法律地位的基础上,借鉴他国经验,完善我国高校教师权利救济途径。

公务雇员：现阶段公立高校教师法律地位的合理界定

我国公立高校教师法律地位经历了从“国家干部”到“专业人员”到“事业单位聘用专业人员”的变化。根据国内外公立高校教师身份角色的历史变迁、法律政策规定和高等教育自身发展规律的要求,“公务雇员”是对我国公立高校教师法律地位的合理定位,符合现阶段基本国情。

论高校教师的劳动者身份

在法律有效规定不足的现状下,教师法律身份认识较为混乱。以劳动法基础理论分析,教师与学校间的聘任关系符合劳动关系的一般要求,教师劳动具备从属性的特点,同时,学校也是适格的劳动法用人单位,教师法律身份完全符合劳动者身份的一般要求。但教师与一般劳动者相比,在劳动关系的内容与形式、法律适用和救济渠道上均有其特殊性。因此,应将高校教师身份认定为特殊劳动者,这不仅有利于其劳动权内容的确定、行使,对司法实践中法律适用的澄清也有相当价值。

“非升即走”下我国台湾地区教师解聘的规制路径与启示

“非升即走”是我国大陆地区高校聘用改革的趋势,规制解聘行为是改革的焦点问题之一。我国台湾地区依托行政契约形成独特的司法规制路径,“行政法院”依据“教师法”第14条的解聘情形,对何谓“行为违反相关法令”“教学不力或工作不能胜任”及严重违约等不确定性概念进行了个案认定,一方面形塑解聘的规范内涵,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教师权利保护以及公共利益的维护。大陆地区不应放弃行政诉讼在解聘争议中的作用,可借鉴其部分经验以行政协议为接入点、借助《教师法》修订的窗口期引入行政诉讼制度,通过发挥行政诉讼的多元功能保障高校教师权益、助益解聘制度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