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重要精神及其对完善中国非遗法治建设的启示

对非遗保有主体权益的尊重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及其他基本文件中蕴含的重要精神。中国自加入公约以来,在非遗法治建设上取得了重大成就,但也存在对非遗保有群体和代表性传承人的权益保障不够充分等问题,需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修订和相关法治建设中,确立保有群体的主体地位,进一步强化代表性传承人的权益保障,关注他们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并在保有群体和外部使用者、开发者之间建立非遗获取和惠益分享机制,以期更好地调动各方保护利用非遗的积极性,实现非遗保护传承的共治共享。

积分制下居民公约的循环运行机制研究——基于武汉市D社区的调查研究

居民公约是构建和谐有序睦邻社区的有效方式和手段,凝聚着公共意识和家园观念。针对社区治理的顽疾,武汉市D社区通过盘活辖区资源、进行系统整合,建立积分兑换的物资超市,利用积分制实现短期激励与长期激励的结合,激发了社区居民践行居民公约的内生动力。在居民公约的践行过程中,抓住党员与孩子这些关键群体深入家庭内部,使居民公约“活”起来,同时通过抓重点家庭、重点方面、重点事项,让居民公约这一“软制度”激活基层治理新动力。从而,最终形成“谋求资源服务居民-积分激励居民参与-获得更多资源与力量服务居民”的循环运行模式。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不到案制度下的“查明义务”

不到案制度旨在实现到案国与不到案国诉讼地位的平等,法庭通过履行查明义务实现对不到案国的保护。由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争端解决机制在确立管辖权以及其他程序性规则上存在特殊性,法庭需要结合实践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五部分的条款,才能厘清查明义务的内涵。判断法庭是否充分履行了查明义务,不仅需要从形式上考察法庭履行查明义务的方式,还需就法庭对有关证据的适用和相关条款的说理进行实质性分析。

《北京船舶司法出售公约》框架下我国海事立法的完善

《北京船舶司法出售公约》目前开放签署,该公约致力于解决船舶司法出售效力跨境承认问题。为做好我国加入公约的衔接准备工作,聚焦我国海事立法体系的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与公约存在冲突之处,尝试对冲突原因与制度优劣进行分析比较,并提出国内法的完善建议。在实体法层面,对公约及我国法下司法出售船舶可否获得清洁物权效力做进一步明确,并对我国《海商法》的相关规定提出立法建议。在程序法层面,聚焦司法出售通知书的通知范围、司法出售的移交确认程序、船舶注销登记与重新登记程序等关键问题,对《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和《船舶登记条例》的修改提出完善建议。

《纽约公约》下仲裁协议有效性问题实证研究——以我国法院审查仲裁协议效力为视角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中国企业参与的涉外仲裁不断增加,中国法院正在积极推动外国商事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仲裁协议是国际商事仲裁的基础,《纽约公约》明确将缺乏有效仲裁协议列为公约成员国法院拒绝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情形之一。2001年以来的中国法院以仲裁协议无效为主要理由拒绝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司法实践,具体涉及当事人主体适格、仲裁协议书面形式、仲裁机构约定等因素存在瑕疵。涉外当事人应高度重视法院有关仲裁协议效力的司法认定,注意仲裁协议主体、形式、内容的有效性,避免仲裁协议被认定无效,更好地保障争议解决程序的进行。

适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92条解决气候变化对海洋环境有害影响的国际法问题

在国际海洋法法庭的咨询意见程序中,小岛屿国家希望通过国际海洋法中海洋环境保护规则的解释和发展推动其他国家承担更多具体的气候变化减排义务。其焦点在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二部分项下海洋环境保护义务在多大程度和范围内为气候变化的减缓和适应义务提供具体履行评价标准。《公约》第192条规定了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一般性义务,并可以通过与其他国际法义务的系统解释为气候变化导致的海洋环境保护和保全义务及其履行标准提供参考。但是,《公约》第192条的解释和适用必须考虑气候变化导致的海洋环境有害影响的特殊性,必须以气候变化法律体系所设定的义务为限度,考虑国家各自的能力和发展需求,促进《公约》与全球气候变化法律体系的协同治理。

寻求最大公约数 画好最大同心圆

纵观党的百年历史,统一战线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发挥着凝聚、导向、整合的功能,起着形成共识、凝聚人心和汇聚力量的作用。中国式现代化是每一个中国人的现代化,是每一个中国人都要为之而奋斗的现代化,这就意味着要在所有中国人中寻求最大公约数,凝聚共识,汇聚正能量。寻求最大公约数,就是要把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这就是统一战线的功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创离不开统一战线独一无二的功能与作用。

《关于履行〈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相关要求的通知》发布

本刊讯国际海事组织海上环境保护委员会第79届会议通过了《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附则V(以下简称“《公约》”)的2022年修正案,对部分内容进行了调整。为履行《公约》要求,防止船舶垃圾污染海洋环境,促进海洋渔业持续健康发展,6月20日,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印发《关于履行〈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相关要求的通知》,就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SOLAS公约修正案对船舶安全系泊的履约要求分析

为降低船舶系泊作业人员受伤风险和有效预防系泊操作事故,IMO通过了MSC.474(102)决议并修订了SOLAS公约相应条款,安全系泊要求成为公约强制要求。介绍SOLAS公约要求的修订情况,分析船舶系泊设备合理设计布置和选型要求,以及在船舶营运中对系泊设备进行检查和维护的要求,为安全系泊履约提供指导和参考。

环境公益诉讼纳入国际环境公约履约体系的路径研究

完善环境立法与执法是我国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等国际环境公约的传统方式,相比之下,环境公益诉讼在国家履约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尚未凸显。将环境公益诉讼确立为一项常规履约方式之外的补充手段在法理上符合国家履约的形式要求,在规范上存在恰当的解释空间,在实践中展现出履约意愿与履约实效。考察我国实践可见,环境公益诉讼能以国家司法力量驱动公约义务履行,有助于更好地落实国际环境公约的目的与原则。将环境公益诉讼作为补充的履约手段纳入国家履约体系,可以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为全球环境治理注入中国司法力量。

欧盟:2024年各国难以就全球塑料公约达成一致

欧盟表示,各国难以按计划在2024年年底前就塑料污染处理问题达成一项全球性塑料公约的目标。该谈判始于2022年,在“是否对塑料产量进行限制”上一直存在分歧,可能无法在2024年11月底韩国釜山举行的会议上就塑料污染治理达成一项全球性决议。包括欧盟成员国在内的约60个国家要求在条约中设定塑料产量上限,但包括沙特阿拉伯和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则反对这种措施。按目前的谈判情况来看,2024年11月的政府间谈判委员会第五届会议(INC5)上也很难结束该谈判。

新加坡商事调解制度化及国际化路径研究——以《新加坡公约》的实施为背景

新加坡商事调解从中国式和马来式调解为代表的传统调解发展成为独立的商事调解制度,实现了商事调解国际化的发展,为我国商事调解制度构建提供了完整的路径参考。同时,新加坡是条约的首个批准国和生效国,在调解程序构造、适用标准、救济方式和救济申请程序等方面与《新加坡公约》存在较大差异的情况下,新加坡颁布《2020年调解法案》,落实该公约规定的国际义务并采用了双轨制衔接路径,为我国如何与《新加坡公约》衔接提供了经验参考。

居民公约与基层治理融合的内在机理与实现路径

当前我国基层治理正面临结构性的冲击和价值理念的挑战,需要积极寻求新的价值理念传递方式及探索多元化治理的协同机制。居民公约作为有效整合传统智慧与现代治理形式的纽带,可以在基层治理的转型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包括促进文化与法治的结合、实现多元治理的统一、加强内外部治理的协同及深化传统与现代治理形式的融合等。为充分发挥居民公约的衔接功能,需要以其作为融合载体和内外部连接的桥梁,通过集成传统智慧、规范参与程序、统合多元治理策略,以及建立层次化的公约体系和推广数字化的传播与协作等,应对当代基层治理的复杂性和动态性,提升基层治理体系的适应性和协同性。

中国履行斯德哥尔摩公约农药领域的主要举措与成效

2004年5月,《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全球生效。我国同年正式加入该公约,全面履行公约各项义务,淘汰、消减和控制所涉及的各类POPs物质。今年正值公约全球生效以及我国履约20周年,本文从参与公约谈判、制定管理政策、完善国家标准、开发替代技术、开展履约调研、完成履约目标等多方面分享了20年来我国农药履约的主要举措与成效,并介绍了3个典型案例,提出了下一步工作重点和未来展望。

国际海底区域勘探开发资格的认定——《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效控制条款解释及适用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国际海底区域勘探开发资格条款中“有效控制”的规定语意模糊,国际海底管理局秉持监管控制解释思路,致开发资格标准过于宽松,纵容了“借壳开发”行为。单一监管控制标准混淆国籍与有效控制概念,强化发达国家国际海底区域开发的支配地位,严重违背了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有效控制条款解释与适用,应借鉴国际法中对资源的实际管控能力与国内法中对经营管理施加影响的经验,引入经济控制要素,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综合运用条约解释方法。构成要件可参考领土主权中的有效控制,分为排他行使控制权意愿的主观要件与存在监管控制和经济控制的实际联系的客观要件。后者判定应采取实质性审查立场,以监管控制为原则,经济控制为例外。其中,经济控制以实际控制人、利润分配流向及申请主体中主要经营管理机构及人事控制机构成员所在国逐步判断。中国正处于深海立法的探索阶段,应充分利用法律解释工具,为深海治理议题贡献中国智慧。

教育惩戒背景下高中班级公约的制定与实施策略

高中学生的惩戒问题敏感而棘手,班级公约具有重要的惩戒价值,有助于破解教育惩戒落地的难题。制定班级公约惩戒细则,要基于民主协商的原则,遵循提出实施问题、丰富惩戒方式、初定惩戒规则和上报备案等基本路径。班级公约的实施,要做到:立足学生整体发展,严格执行落实;结合学生个性发展,弹性差异实施;关注学生持续发展,及时跟踪评估;面向学生未来发展,化惩戒为符号。

《北京公约》下船舶司法出售的国际效力及与中国国内立法的衔接

船舶司法出售是海事纠纷处理中促进海事债权实现的重要一环,但各国对所涉船舶物权、海事债权方面的实体法和程序法问题的立法理念和具体规定各不相同。《北京公约》区别于其他国际公约,以优先保护购买人对船舶的清洁物权为立法目的,选择明确赋予司法出售证书作为证据具有域外效力的路径,统一各国确认司法出售具备国际效力的规则。中国国内适用于船舶司法拍卖的《海商法》《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及相关船舶登记的规范性文件在船舶司法拍卖效力、司法出售证书的签发以及具体拍卖程序等方面的规定与公约的规定不完全一致,且有些规定并不明确,有必要引进公约先进的立法理念,对中国相关规定进行修订和完善,以利于未来公约生效后在中国的实施。

《生物多样性公约》影响中国环境法治的机制研究

《生物多样性公约》助推了中国环境法治的进步。然而明确公约是如何促进中国环境法治的,仍需要进一步研究公约对中国环境法治的影响机制。依据国际法对国内法的促进理论,从法治的促进、法治的扩散、法治的转化三个维度分析《生物多样性公约》对中国环境法治的影响机制。《生物多样性公约》之所以能对中国环境法治产生正向影响,既有公约本身的“良法善治”因素,也得益于公约流入国内的多种“软硬兼施”的渠道,更因为其与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需求相耦合。

关于《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中“不可抗力”认定问题的探讨

在国际贸易中,出现超出当事人控制能力的履约障碍,导致交易无法完成的情况被称为“不可抗力”。“不可抗力”是在各国民商法以及国际商业公约中都存在的概念。《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作为当前国际商品贸易中使用最广泛的准据法,其对“不可抗力”作出了明确规定,但这种规定在国际贸易实务中仍然存在争议。研究认为,为避免国际贸易实务中“不可抗力”认定的纠纷,使用双重准据法,在合同中采取正面清单原则订立“不可抗力”条款是合理的方式。

民族团结爱国公约传承发展的三维逻辑探析——基于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分析

地处边疆的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具有历史悠久的团结爱国传统,“团结爱国公约”在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和发展,具有典型性和时代价值。调查红河州“团结爱国公约”,梳理团结爱国传统向民族工作模式的发展演变,探究民族团结爱国公约的历史逻辑、价值逻辑以及传承发展的实践逻辑,为在新时代在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开展民族工作过程中,进一步挖掘和利用好民族团结爱国传统资源,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