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国以重宗庙:公羊学“祭仲行权”义理发微--兼与《孟子》比较

在公羊学中,“祭仲行权”可以是一个伦理学问题,但更多是一个政治哲学问题。实际上,《公羊传》之所以提出“祭仲行权”,就是为了以“借事明义”的方式阐明一个重要的政治原则:君死国亡之际,存国以重宗庙。而在公羊家的解释中,从董仲舒《春秋繁露》言祭仲“重宗庙”,到何休《春秋公羊解诂》言祭仲“知国重君轻”,其中义理皆本于此。睽之于《孟子》,何休论“权”虽然出于《公羊传》,但对《孟子》“权”说亦有所资用。然而,孟子合于《公羊传》者,实在于其社稷为重君为轻的政治主张,这才是何休资其“权”说以释“祭仲行权”的缘由所在。

“亡秦必楚”叙事与《史记》公羊学表达

反秦战争经过陈涉、项羽与刘邦三人的努力,最终在“怀王之约”的推动下胜利,此战争的胜利也验证了“亡秦必楚”预言的“真实性”。汉兴之后,在董仲舒、公孙弘等儒家学者的努力下,公羊学逐渐成为当时的主流学术思想。在董氏影响下,司马迁对“亡秦必楚”(“陈涉反秦”“刘项灭秦”等相关历史)的叙述,并非仅从史学角度考虑,而是在尽量尊重史实的基础上将公羊学“荣复仇”义理与“慎始审微”义理统摄于“大一统”义理之下,为西汉经学所建构的“汉得天统”这一政治哲学服务,至于《史记》体例则是这一经学内涵在其结构上的表现。

近五十年清代公羊礼学研究综述

刘逢禄是清代公羊学承前启后的重要角色,亦属常州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后凌曙和陈立继承以汉学治经方法诠释公羊学,进而将公羊家的经世理想与礼仪制度相结合。凌曙将公羊义例引入礼制,开启常州学派以公羊学入礼学之先声,陈立承袭凌曙公羊礼学,由汉学治经的典范下另辟蹊径,依据公羊学说建构礼学体系,会通礼制使公羊礼学的思想日益成熟,并影响晚清学者王闿运、廖平、苏舆等公羊礼学家之发展。本文将探讨近五十年来,关于清代公羊礼学之研究发展现况,内容包含专著、学位论文与期刊论文,达到客观的探讨清代公羊礼学之研究成果。

思想与政治的互动--董仲舒《春秋》公羊学对汉代意识形态的建构

董仲舒通过阐发《春秋》公羊学,积极回应巩固统治、实现长治久安的政治需求和时代要求,对汉代意识形态的建构作出了突出贡献。董仲舒的建构工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发挥尊王思想,突出君主的权威,以顺应汉初消除王国威胁、建立统一中央集权国家的需要,对不受约束所导致的极端膨胀,提出“屈君而伸天”;二,倡导“大一统”,主张政治上权力统一于王,思想上统一于儒学,同时强调统之“正”,规范君主行为;三,主张改制更化,重视开始,端正本原,在坚持常道基础上,以《春秋》为依据变易制度,适应作新王之要求,为后世立法。董仲舒《春秋》公羊学的价值理念与现实政治的需求高度吻合,也一定程度上照顾到民众的利益需求,最终为统治集团接受,成为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内容。

逢丑父救齐顷公:何以“当斮”?——公羊学对大夫行为动机、手段和结果的判准

齐国大夫逢丑父在“鞌之战”中,与顷公换位,舍己之身而救其主,却被晋国大夫郤克斩杀。从公羊学视角来看,尽管逢丑父的原初动机是出于拳拳之忠心,但是他的行为不符合《春秋》所规定的君臣尊卑大义,因此其行为动机不能作为减免罪刑的依据。逢丑父让其君以臣子身份逃跑的手段使得顷公陷入被动不义的境地,背离《春秋》“国君当死社稷”的原则要求,不符合《公羊传》“反经合道”的行权思想。逢丑父救主行为导致的结果,包括令顷公受辱,让齐国宗庙、社稷蒙羞,不利于维系周朝宗法制度之下“尊尊”的价值体系。因此,从行为动机、手段与结果综合分析,逢丑父救主违背孔子所设定的王道正义,不仅不当嘉善,更当受到《春秋》王法的制裁。然而,公羊学家通过高扬《春秋》王义的理论使得“尊尊”价值成为大夫行为中的最高政治律令,这种政治思想具有将君主推向权力绝对化地位的倾向。

公羊“异内外”说与文明互鉴

作为公羊学的基本理论之一,“异内外”说既预设了实现王道理想的美好愿景,又展现了这一历史过程的阶段性、反复性和艰难性。其关于诸夏内涵的两个界定,即一指仅具有地理空间性的、与王畿相对应的“外土诸侯”,一指象征着文明的、与夷狄相对应的诸侯(“中国”),生动地诠释了何谓“中国”及其“中国性”。在公羊家看来,“中国”乃是王化所及(文明)的象征,故“中国”之治必表现为王道政治,“中国性”(文明性)也必以道德性为本质特征。公羊家关于“内外之辨”和“中国”的理论思考不仅寄寓着他们深切的现实关怀和丰富的王道思想,也对如何理解文明互鉴、如何以真正积极的方式参与世界文明的共存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兼之非礼:天王归惠公仲子之赗--基于《公羊传》隐公元年的文本诠释与礼义阐发

《春秋》有“王鲁”的旨意要求,隐公元年,周天子派遣使者来鲁国向已经下葬的惠公及其夫人仲子行赗礼,即赠送助主人送葬的用品。经文于不该称“天”的王者头上称了“天王”,于不该“归”的时点上“来归”,于不该连称的对象身上书若国君及其夫人,“使”“来”之辞皆有寓意。孔子既批评其“不及事”,又谴责其“兼之”,乃属于“非礼”之行。本文以该事件为中心,紧扣经、传、注、疏之文本,通过对《春秋》礼义的训诂和阐释,揭示孔子突破“外小恶不书”之体例而记录在册的目的就是要强调:新王大于时王,虚王高于实王,进而道统大于君统、道统高于政统的仁义法则。

论公羊家“从道”与“从君”的思想张力——以《公羊传》“赵盾弑君”说为中心

晋国大夫赵盾并未杀害灵公,《春秋》却加弑君之罪于其身。在其昆弟赵穿将灵公杀害后,赵盾未尽其忠而讨伐弑君者。《春秋》以“加弑”之辞归罪赵盾,是要正君臣大义,明尊卑之序,谴责赵盾只晓得君臣之“文”而漠视君臣之“质”,是对“尊尊”之义的阐释。然而在《公羊传》的叙事语境中,借着经文“复见”赵盾引申出“君君、臣臣”之义,赵盾成为仁道的代表而受到车右、甲士以及百姓的保护,灵公因乱杀膳宰、嬉戏群臣则成为受贬责的对象,敬贤人、贬恶君而从道的思想跃然纸上。由此,经、传的不同价值取向则突显出“从君”与“从道”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在汉朝皇权专制不断强化的情况下,“从君”作为行道的必要条件被确定下来。迫于政治形势,公羊学家并未认可赵穿弑君的行为,而是希望借助教育与进谏两种方式来平衡君道关系,实现其“得君行道”的政治愿景。

公羊学三世断限平议

三世说是公羊学的核心命题之一,其内容即所见、所闻、所传闻三世异辞。在《春秋》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中,其三世之断限,历代多有异说。董仲舒、何休以隐、桓、庄、闵、僖五公为所传闻世,以文、宣、成、襄四公为所闻世,以昭、定、哀三公为所见世,兹为正说。此外,颜安乐、孔广森以孔子生后为所见世,郑玄平分二百四十二年,廖平、蒙文通师弟分别据《谷梁传》《左传》断三世,皆为歧说。董、何说之所以为正,就在于:其三世间的断限以王鲁为判准;而三世作为一个整体,即《春秋》之所以始隐终麟,则由素王决定。孔子作《春秋》,设三科九旨,始通三统而以《春秋》为一代,终张三世而将《春秋》一代分张为三世,亦可见三世之张法即三世断限的终极理据在通三统。

公羊五始说钩沉

五始说形成于董仲舒之后,是公羊家对《春秋》重始观念的一个总结。该说形成之后,公羊学家又不断地进行理论建构与推衍,从“元者气之始”扩展为气、阴阳、日月星、四时、五行、六律、七宿、八风、九州,从“王者受命之始”扩展为受命改元、正朔三而改、质文再而改、作乐改元,等等,从而在五始说基础上,构建为一个庞大的体系。对五始说体系的钩沉,不仅有利于重新认识五始说,也有利于重新认识两汉今文经学的形态。

董仲舒公羊学的大一统王权合法性叙事

董仲舒通过对《春秋公羊传》历史叙事的创造性诠释,在“圣王一体”的价值语境下,建构起大一统王权的合法性理论体系。在对《春秋》记载的历史事件的叙述中,董仲舒一方面把这些事件与时代问题结合起来,会通天人,使儒家的伦理价值观念上升到天道的高度,指出了“由王而圣”的可能性,为大一统王权政治的合法性进行了论证;另一方面,在“圣王一体”的政治理想和价值理念影响下,董仲舒又采取“由圣而王”的路径,对孔子为“素王”而为后世制宪立法进行了深入诠释,实现了“圣”与“王”的逻辑统一。这使《春秋》成为汉代纲纪天下的法典性文本,也奠定了儒学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

汉代“大一统”背景下董仲舒的政治伦理建构

“大一统”是中华文明的悠久传统。董仲舒回应汉代一统的政治诉求,深探《春秋》奥蕴,构建了儒家德治立场、公羊学方法、以大一统为核心的政治伦理体系。他论证大一统合法性源自天道,为“大一统”建立起天经地义的哲学依据。董仲舒认为道德为政治之本,大一统系于天子之正。他主张限制权贵阶层与民争利,为大一统扫除隐患。他突破公羊学夷夏观,认为爱及四夷是大一统应有之义。董仲舒的政治伦理是基于对原始儒学继承与创新而构建的汉代新儒家伦理体系。经过董仲舒的创造性阐发,西汉的春秋公羊学发展为春秋董氏学,成为具有汉代思想特质的政治哲学,成为汉代权力一统、疆域一统、思想一统和汉代民族融合的伦理内核,对中国社会产生重要影响。

汉代公羊学经权观中的法律思想探析

在西汉前期,儒家今文经学派不断吸收黄老道学、阴阳五行家以及殷周以来的天命神权等各种政治法律思想因素,并对承秦而来的法家之治加以整合,形成了西汉今文经学派的法律思想。探讨今文经学派内部派别的重要代表——公羊学派经权观中的法律思想对西汉中后期以后的政治法律的走向及其原因有更清晰的认识。

论汉代公羊学的大一统思想

“大一统”作为一种政治历史秩序论,是汉代公羊学的一种重要学说。公羊学的奠基之作《公羊传》,最先从《春秋》“王正月”推论出“大一统”之义;西汉公羊先师董仲舒沿袭《公羊传》的思维路径,宣扬了立元正始和王者独尊的思想;东汉公羊巨子何休则不但对蕴含“大一统”之义的公羊学“五始”说作了系统阐发,而且还别开生面地将公羊学“张三世”说与“异内外”说相结合,从而提出了“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的民族一统思想。

公羊“大一统”思想及其开展

"大一统"说贯通形上与形下、心性与政治,体现了公羊学体用一如、内外一体的思想品格。一方面,王者受命固当改制,以彰天命,然改制所蕴含的"正五始"之义也意味着:天下一统与大治是以政教及其根基端正为前提的;另一方面,"奉元"之说既为世道人心指引了一个端正之源,也开启了公羊学的心性论思想。不仅如此,通过分别改制与易道,公羊家在坚执至道信仰的同时,对于如何因时变易和法象物宜也进行了富有想象力的探讨。

王闿运兼综今古文的公羊学风格

作为晚清颇具盛名的经学家,王闿运毕生致力于经典笺释,广涉经史子集,其经学思想并不措意于学术史中今、古文门户的争辩,而是独树一帜,具有今古文兼具的公羊学风格,成为晚清学术思想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一环。

儒家公羊派与历史哲学——对现代公羊学问题的一个简扼回顾

自18世纪的启蒙哲学提出历史进步论以来,历史哲学逐渐成西方现代哲学的关键内核。自晚清以来,一些中国哲学家致力于将儒家传统的公羊学派改造成历史哲学。然而,即便在改革开放的中国取得巨大成就的今天,儒家思想传统与历史进步理念是否能够兼容并蓄,仍然是晚清时期遗留下来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通过比较西方现代历史哲学的性质表明:儒家公羊派是一种立法学,而非历史哲学。儒家政治哲学传统与现代西方的历史哲学很难兼容。

康有为“三世说”对董子《春秋》学之阐发

康有为在戊戌政变游走海外后,对公羊学里所主张之“三世”说有了新的阐释。他不从“事与文”来解经,而从董子“《春秋》无达辞,以义为尚”去发挥《春秋》大义,对《礼记》谓《春秋》之教为“属辞比事”不以为然。康有为以孔子之仁为核心,畅论三世之变,不拘泥于“事与文”之解经方式,而落实在仁治的文明进化。在西汉董仲舒、东汉何休二人不同的解经路线上,康有为无疑倾向于董仲舒。聚焦于康有为的三世新诠与董子《春秋》学之关联,厘清康有为“三世说”的特殊见解与相关争议。

清中期公羊学复兴与经世之检讨

通过分析四种常州公羊学起源说,兼评艾尔曼的政治史、社会史、思想史相结合的研究模式,指出庄存与研习公羊学在于他认识到考据学的发展,将要危及原有统一的思想体系,造成国家意识秩序的分裂。庄氏通经致用,其学说兼顾今文学和古文学,意在发挥公羊学大一统之思想,巩固皇权的完整,反对挑战已有的圣人言论。

先秦儒家经权说及公羊家对它的思想推进

关于经权关系的二重性问题,先秦儒家已有了初步的思考:一方面,权之运用当以从经为前提,惟有知权达变,经的普遍性价值才能得到真正的落实;另一方面,在特殊情况下,权欲通经,须以形式上反经的方式来实现。唯有在公羊家那里,关于反经之权运用的前提、目的、原则等才得到明确地提出和解决。公羊家的这一理论创见既深化了儒家关于反经之权的内涵、本质和功用的认识,也将儒家的经权思想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然而,公羊家“反经达道”的思想被后儒概之为“反经合道”,且因此“反”字而为后儒特别是宋明理学家所误解,招致了诸多非议。作为理学家的代表性人物,程、朱的经权说对于经权关系的思考没有从本质上推进儒家经权思想的发展,并对公羊家的经权说存在许多偏见。这些偏见之所以会发生,既因其思想“以理摄道”的思想运思特点,也因为他们不明公羊家反经之权说的本来面目和究竟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