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行制度初探

清政府通过独创的公行制度以规制来华外商的商业行为 ,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体现了国家主权的完整性。然而吏治的腐败、行商的枉法以及清政府执政能力的弱化 ,决定了公行制度不可能被有效实施。公行制度对清朝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

1760年西方商人对设立公行的抗议

1760年广州十三行商人在地方官府的指示下成立了贸易垄断联合机构——公行,招致西方各贸易公司商务代表——大班们的抗议。本文在深入研读荷、英原始档案的基础上,试图简要回顾西方各国大班如何协调彼此意见以及如何与行商及当地官员交涉,以应对公行的设立。

略论公行在清政府对外经济中的作用

公行是中国封建社会特定历史条件下对外经济交往的产物,是民间牙商为获取稳定利润自发形成的民间商人团体,它对组织对外贸易、保证税饷收入等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其历史的局限性,又成为清政府利用并盘剥压榨的一个团体。

公行对外经济职能与作用刍议

公行是中国封建社会特定历史条件下对外经济交往的产物,是民间牙商为获取稳定利润自发形成的民间商人团体,它对组织对外贸易、保证税饷收入、保障清政府货币稳定等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其历史的局限性,又成为清政府利用并盘剥压榨的一个团体。

基于产业组织视角的广州公行制度研究

公行作为商人组织,因其最初的统一行动而具备典型的卡特尔特征。在对其组织结构的分析中发现,由于组织散漫和制度缺陷,公行内商人陷入"囚徒困境",致使行内商人的违约与背叛行为不可避免。鸦片战争前夕,行内、行外的竞争使得公行实际上已经丧失了广州对外贸易的垄断权。基于财政目的和控制外商的目的,清政府对公行及公行制度进行了干预与管制,公行逐渐由经济功能的垄断组织转变为政治功能的管理机构。

清代十三行公行制度研究

公行是广州"一口通商"后十三行行商成立的一个组织,负责传达清廷政令、代缴粤海关税收、管理来华外商和对外贸易等一切具体事宜。制定十三条行规,下设有各有专职的三行,即外洋行、本港行、福潮行,曾被评价为一个"那个完备的和奇怪的组织",完备是指公行这个组织的规章制度和执行的效果,奇怪是就其对待破产的偿还条款而言。公行有议价定价的权力,保护的是中国及行商的商业利益,因此受到了外商们和散商们的强烈抵制。清政府利用公行制度控制行商,进而控制着对外贸易。

从“双重治理”到“公行机构”——法国公立艺术博物馆管理体系的变迁

艺术博物馆的馆藏定位、运营策略,发展方向等因素,都与其管理模式有着极其密切的关联。法国的艺术博物馆体系源远流长,19世纪末提出的集中式双重管理系统在政策指导和资金支持两个方面为当时的法国公立博物馆的发展提供了极大帮助。到了20世纪中叶,法国政府因应现代化管理的需求提出"公共行政机构"(简称"公行机构")模式,使得包括卢浮宫博物馆、奥赛博物馆以及蓬皮杜中心在内的大型公立艺术机构陆续获得了更大的财政和行政自主权,这为法国文化艺术的兴盛注入了生机与活力。

“周公行三”质疑——与骆承烈同志商榷

骆承烈同志的《周公行三辨》(《东岳论丛》1983年第4期)一文,说周公行三,乍看似有道理,但仔细推敲,感到理由不足,结论值得商榷.骆承烈同志依据后于《史记》的《列女传》与《白虎通》的说法来推翻《史记》的周公行四说,就很难令人信服.这不仅是晚近的史料总不如古远的史料可靠,更重要的是司马迁提出周公旦行四说,是于古有据的.《孟子·公孙丑下》云:"周公,弟也;管叔,兄也."这项先秦史料值得重视.从哲学思想讲,太史公虽然"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是非颇谬于圣人"(班固语)。

从“公行”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近代中国与世界研究札记

在近代中国走出封建中世纪的神话殿堂、走向世界的道路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成立,无疑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本文拟就清政府的外交机构从无到有的历史演变以及“华夷秩序”观念的成因与崩溃的问题略作剖析.当着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浪潮拍击着古老的中华帝国东海岸的时候,统治中国的清王朝仍沉浸在“天朝至上”、“帝王之尊”的礼乐声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缓慢地重演着历史.自秦汉以来。

近代商业制度从公行制到买办制的演进初探

鸦片战争前,中国的对外贸易一直被官方特许的公行所垄断,随着公行制度的取消,买办阶层应运而生,买办制度是近代中国一项独特的商业制度,它推动了我国新式商业的产生。以往对买办制度的研究多侧重于在政治维度下的讨论,缺乏从经济视角对其进行分析。本文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运用交易费用理论来分析从公行制到买办制的变迁,剖析了近代商业制度变迁的经济机制。

我国历史上的经纪人及行业组织考略

经纪人是社会经济发展和商品交换的产物，我国古代称专司中介人职能的经纪人为驵侩、牙人等。唐宋时期经纪人开始介入官府事务，至清代，随着中西文明的碰撞，产生了官设行商，近代以后逐渐演变为一种特殊的经纪人──买办。经纪人的行业组织萌芽于唐代的邸店，宋代发展为塌房，明代演化为牙行，清康熙年间形成公行，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商获得各通商口岸自由贸易的特权，洋行产生，行商制度因而消亡。

明末至清前期负责同欧洲国家交往的“通事”

明朝末年,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和法国陆续来到中国,并在1685年清朝政府下令四口通商后,同中国展开大规模经济贸易。这种交往催生出了负责同非中国朝贡国的欧洲国家交往的通事。他们既是翻译官,又是政府对外政策的执行者,对中西方之间的交流起到了一种推动作用。

“外洋会馆图记”之发现暨“十三行”正名考

乾隆二十二年清朝实行"一口通商"政策至道光二十二年《南京条约》签订,广州成为中国重要通商口岸,产生"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的外贸体制和商会组织,即学术界和社会民众普遍称谓的"十三行"。这一长期存在并发挥重要作用的外贸制度和商会组织有无印章?学术界尚无证据和研究成果。2017年在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和英国国家档案馆找到的"外洋会馆图记"印迹,当即出于消失已久的"十三行印章"。依据这些档案并与其他文献参酌分析,"外洋行"是"十三行"的正名,而"十三行"其实是一个地理概念,作为制度和组织的"十三行"当开始于1760年。

鸦片贸易在华泛滥的经济视角思考

近代中国历史的开启与早在1840年之前就在中国形成泛滥之势的鸦片贸易有着密切渊源。中国史学界从政治、社会、经济、军事等诸多方面就鸦片贸易的扩大化进行了长期、富有成效的研究。其动因以“扭转贸易逆差”说和“精神腐蚀”说为重。但是从世界银根紧缩、中英贸易的公行垄断、散商制度诞生等几个经济因素方面进行深入分析,探究1840年之前中国鸦片泛滥的缘由,不难发现新的、有背传统观点的几点疑问。这些疑问与散商、公行的经济制度相结合,就为我们深入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不同的观察视角。

略论锁国闭关时代中日认识西方的情报系统

略论锁国闭关时代中日认识西方的情报系统吉林师范学院历史系田毅鹏从１７世纪中叶到１９世纪中叶，是中日两国历史上的＂锁国闭关＂时代。在这一长达２００余年的时问里，德川幕府屡颁禁令，严禁日本人与海外往来，取缔天主教，对驶抵日本的外国船实行严密监视，确立了锁...

论上海开埠初期的通事和买办

论上海开埠初期的通事和买办吴桂龙上海开埠后，原公行时代的买办和通事纷纷随洋行大班和外国领事涌入上海。在此后的岁月里，他们的队伍不断地扩大，成为上海滩上的大亨中最富实力的人群。虽然他们的名称没变，但就其地位和职能而言，与公行时代的买办和通事已没有多少相...

論鴉片战爭后清朝中西貿易管理征稅体制的变革

(一)众所周知,早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在平定台湾,海禁解严之后,便在沿海广东、福建、浙江和江南四省设立了粤、闽、浙、江四个海关。史称四榷关。四个海关属户部管辖,负责广州、厦门、宁波和上海四个口岸"海洋贸易"的管理征税事宜。然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为抑制西方商人扩大北方口岸贸易的企图,下令西洋船只"止许在广东收泊交易".~①把中西贸易限于广州一口。

清朝前期海外贸易政策的“非闭关性”

关于清朝前期的海外贸易政策,长期以来,学术界存在这样一种观点(且居于主流地位),即认为清朝前期实行的是闭关政策。早在改革开放之初,戴逸和胡思庸两位先生就对此问题展开过论述。戴逸先生认为,清朝统治者在与西方国家的早期接触中,曾经采取了闭关政策。"清政府的闭关政策。

也解“残贼”

高适《燕歌行》开头两句是:“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对于“残贼”,史双元同志以为不能解释成“残余的敌人”,而应解为“不仁不义者”(《“残贼”解》,见1985年12月3日《光明日报》)我以为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史文认为“残贼”是翻用了孟子之语,为并列名词。的确,“残贼”的用法,可以是并列结构而不是偏正结构。《孟子·梁惠王下》中的“残贼”就是。史文的另一列子,是贾谊的《论积贮疏》:“今背本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残贼公行,莫之或止。”这里的残贼,很明显,正如史文指出的,也是并列的名词。但这里不能解为“不仁不义者”,而应该解释成“害”。再说得具体些,“残”是就生产消费方面而言,“贼”是就社会风气方面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