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公论》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浅析

《民族公论》是中国共产党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报刊,创建于处在“孤岛”时期的上海。其刊载的多篇文章均宣传了抗日思想以及统一战线的理论与实践,涵盖了强调国共合作是统一战线的基础,主张团结广大民众,动员各方力量,以“斗争”的方式实现统一战线,阐述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意义等主要内容。《民族公论》通过扎实宣传相关理论、及时分析国内外形势、依托于抗战纪念日撰稿等宣传策略,大力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亡工作的开展。

《边政公论》对康藏文化习俗的介绍

《边政公论》是蒙藏委员会主办的刊物之一,主要关注边疆和民族问题,对边疆的风土人情、文化习俗也有相应的介绍,为全面了解边疆社会积累了宝贵的资料,为解决边疆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参考。文章从《边政公论》所介绍的丰富多彩的康藏文化习俗中,节选"喇嘛制度"、"饮茶风尚"、"藏戏和民歌"的部分内容进行了探讨。

公共话语的演变与危机

对于公共性的讨论亟须立足于文明传统内在机理的观察和反思。中国传统中的公共意识和精神以天人秩序和三代典范为基线,并于近世见证了公共话语的兴起与公共理念的成型。共治宪制(公法、公论)与社会治理形成了这一过程的实践语境,以理学为代表的近世儒学扮演了关键角色。近世公共话语在现代经历了复杂的转型,同时也显露出内在危机,这也成为反思与推进公共性讨论的重要缘由。

邸报与中晚明的公开议政

作为处理公共事务的政治治理,政治的生命与活力在于公开,公开方可赋予政治治理以理性精神。以儒家传统话语而言,则为决之"公论","公是非于天下"。然而这一点的实现,则需要相应的媒介作为载体。本文所探讨的邸报,就是"公论"与"公是非"的介质。中晚明的邸报,其承载内容之全面,覆盖范围之广,传播速度之快,不仅使明代政治呈现高度的公开透明性,而且有效促进了儒家士大夫的议政热情。晚明的"清议"风行,也与此有很大的关联。以明代历史沿革而言,邸报之从无到有,至万历臻于极致,进而延续至明亡,体现了儒家士大夫为实现自身的政治理想于政治制度建置上的努力。

边疆研究与近代民族国家之构筑——以1941年《边政公论》发刊词为中心的考察

近代国人对边疆问题广为关注,边疆研究有从边缘走向中心之趋向。近代边疆研究虽然未能发展成为独立之学科,却是近代学术转型过程中的重要一面。边疆研究的这一面相,实与近代民族国家构筑之历史相关。民族国家要求稳固的统一疆域,促进了国人对边疆之重视,推动了边疆研究的科学化与现代转型;边疆研究之发展,可深化对边疆的认识,有利于巩固边陲,对民族国家之构筑具有支撑作用。二者关系,是近代民族国家构筑进程中复杂关系的重要一环。

明代乡贤祭祀中的“公论”——以陈亮的“罢而复祀”为中心

"公论"贯穿于明代乡贤祭祀之中,并影响着乡贤的去取。儒学师生、地方士人作为"推贤"主体,以"公论"为乡贤去取的依据。乡贤去取中,"公论"还包含着对入祀者"贤"的评定标准,也即"崇理学、树名节、扶植教化、羽翼正道"。正嘉时期,王湛之学的传播,程朱理学的独尊地位动摇,王湛"实学"兴起又使浙东"求实致用"的传统得以复苏,"崇理学"的祀法原则被士人以"公论"的名义重新厘定。"公论"的变化表明,明代士人试图突破"祀法",即程朱理学的"一律"解读,以使乡贤崇祀真正起到轨范乡里的作用。

九一八后国民政府集权政治的舆论支持(1932-1935)--以《时代公论》为中心的考察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的政治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实行责任内阁制,采取军政分立。在内忧外患的政治环境中,知识分子出于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感,通过举办刊物的方式自由表述政治观感与理性建言。国立中央大学法学院的几位教授创办了《时代公论》,以其为中心,聚集了许多东南学人,形成了"时代公论派",强力支持国民政府采取集权政治,严厉批评国民党的组织缺陷。其他舆论界亦多有赞成集权政治模式的论调。在舆论支持下,1935年,军事权威蒋介石顺理成章兼任了行政院院长,国民政府实行了以个人权威为中心的集权政治。然而,《时代公论》作为集权政治的主要喉舌,未能避免休刊的命运。由此,进一步反思舆论表达与政治制度的关系。

20世纪40年代中国边疆研究的方法与理论——以《边政公论》为中心

《边政公论》系20世纪40年代中国边疆研究的代表刊物,刊发了大量关于边疆研究方面的论著。一些学者通过借鉴西方的学科理论,并结合中国边疆社会实际,展开了对中国边疆研究方法与理论的探讨。这些边疆研究方法与理论的讨论,虽然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时代色彩,以及当时边疆认识、民族观念方面的局限性,但均是基于当时的客观事实的认真考察。诸多见解在今天看来仍不过时,这对于今天构建当代中国边疆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基层公论: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创新

孟州市会昌街道办事处创建并实践的旨在妥善处理信访问题、改善基层社会治理的"基层公论"制度,实现了党的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有机结合,是探索有中国特色基层社会治理新模式的有益尝试,其对加强我国基层社会管理,提高公共事务治理水平有重要启示。

皇甫谧《依诸方撰》与《内经仓公论》新考

自清代以来,学界一直认为,皇甫谧的医学著述除了《针灸甲乙经》《论寒食散方》等,尚有《依诸方撰》与《内经仓公论》两部医方著述,但经过对史料的梳理与各类文献的考证,发现《依诸方撰》与《内经仓公论》是不存在的,前者其实是他的《论寒食散方》,后者实则为其《针灸甲乙经》之代称。

传统三段论公理质疑

亚里士多德三段论是一公理系统，第一格的四个式或者Ｂａｒｂａｒａ与Ｃｅｌａｒｅｎｔ是其公理，而传统三段论并不是公理系统，因而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公理。而且，传统三段论的理论基础是全体的概念外延之间的关系或类与类之间的关系，传统三段论公理所讲的仅是这些关系中的一部分，因而把“曲全公论”看成是传统三段论的基础是不恰当的。

《边政公论》有关云南研究述论

《边政公论》作为20世纪40年代关于边疆研究的代表性刊物,其创刊主旨明确,对推动边疆研究的深入发展、廓清国人的边疆认识起到了积极作用,其影响及贡献十分突出。在大量的论著中,关于云南的研究也很多,涉及云南边疆民族、历史、地理、政治、边界、文化与教育等方面。作为由蒙藏委员会下属研究团体主办的刊物,所载的一些论著不可避免地参杂着时代色彩,体现了国民政府边疆观念、民族认识的局限性,但大部分论著仍是相关学者基于客观事实的考察,论著中关于云南边疆问题的一些主张,在今天看来也不过时,只不过时代学理及国策内容不尽相同。其借鉴意义,不可抹灭,有进行深入研究的必要。

1940年代国人对中国边政及其兴革的认识——以《边政公论》为中心的考察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边政,受制于历史惯性和国家政局复杂及经济薄弱,绩效并不显著。时人对边疆问题的严重性及边政存在的问题有许多考察和判断,对如何调整边疆政策及改革边政机构等提出了不少建议。本文以《边政公论》所刊发文章为中心,从边疆政策、边政机构及地方边政制度三个方面,对时人的认识进行了论述。

试论朱子经世思想中的“公论”观念

南宋朱子顺应宋代士大夫群体将君主政制义理化与宪制化的气质特征,亦体现了理学经世的致思方向。围绕君主、宰相与台谏,朱子形成了关于合理的中枢政制架构的基本构思;而其运作,又必须依准于公共商讨的政治程序与士林舆论的政治机制。更为关键的是,"公论"不仅体现为商讨与舆论的制度设施,而且必须从对政治人物的道德心术、实践素养以及合作形态等的精细措意来加以贞定。由此,"公论"观念在朱子的经世思想中呈现为一种极富张力的形态特征,它一方面意蕴为君主政制下的审议政治现象,另一方面也是理学公共天下、构思秩序的重要内涵。

清代州县官员处理词讼案件的“教谕式调解”

清代词讼案件的审判模式被界定为一种“教谕式调解”,其理念则是对于符合情理的唯一“公论”之追求。《杜凤治日记》中所记载的相关案例展现了州县官员处理词讼案件的基本特征,即非理性裁断、以律例为手段、目光在两造间来回流转,以及“软硬兼施”促使结案等。同时,这些特征也反映出实践对追求“公论”这一理念有所偏离。

《时代公论》与抗战前南北政治文化论争

"九·一八"后民族主义的勃兴,地处首都的中央大学出现以法学院教授为主体的《时代公论》社,对于当时讨论热烈的政治热点问题不断从学理上建言。该杂志鼓吹国民党一党独裁论,在宪政、民主与独裁、国民党的抗日政策等问题上,与北方的《独立评论》派进行激烈的论战。就本质而言,这次论战表现出民族主义高涨时代权威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碰撞、分化与重新组合,均表现出功利主义趋向。《时代公论》与《独立评论》的论战,无疑为20世纪30年代的南北政治、学术文化的地缘与派分提供了新的注解。

选人用人与社会公论

选人用人与社会公论孙学玉“选人用人要注意社会公论”、要坚持群众公认的原则，这是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决定及《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就新时期干部选用问题所作出的重要举措和原则性规定。目前，如何深刻领会其思想意蕴，如何按照公论的要求培养和引导干部...

《时代公论》(1932-1935)与国民党的“党治”

在"九一八"后的"国难"危机下,南京中央大学法学院的一些教授创办了《时代公论》杂志,探讨中国政治出路问题。他们认为在中国政治未上轨道之时,造就一个可以"决断"和有能力的政治力量,是中国政治的关键,于是主张国民党的"党治"独裁。国难会议期间,他们提出了由"党治"过渡到民主政治的制度安排。《时代公论》的主张体现了一种现实主义的政治态度。

民国边政学视野下的丝绸之路沿线地理研究——以《边政公论》所刊论著为中心

丝绸之路沿线地区是民国边政研究的重要区域。不少学人从边政角度考察丝路沿线自然、人文地理,对如何发展边疆经济与文化提出了不少卓见。这些建议大体遵循自然与人文兼顾、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并进的思路,且与抗战建国的特殊时局联系起来,牵系其心的是促成该地与内地的团结一体,共同构建一致对外的抗战建国的中华民族。

论邓小平公道正派用人观

公道正派用人,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意义重大而深远。公道正派用人,必须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做到选人用人注意社会公论,同时注重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妇女干部和党外人士干部,以切实提高执政能力,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