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参加者公议值的能力验证样品指定值的探讨

能力验证是实验室质量保证的重要手段,能力验证样品指定值的确定直接影响到能力验证结果评判的准确性,采用参加者公议值作为指定值是一种常见的指定值确定方法。该方法的准确程度受限于参加者的数量,在参加者数量较少时,由该方法确定的指定值不确定度较大,如参加者数量过少,甚至不能进行能力验证结果的判定。

公议与家法:隆兴前后重振台谏职责的践行策略与阐释模式

孝宗由拔擢主战官员、部署北伐到再次接受议和的转变,背后是战和两派借助舆论相互攻击的过程。通过王十朋论史浩的公案能够揭示这一过程中涉及的政治话语传统与书写惯例及它们与政治运作间的复杂关系。王十朋对史浩的弹劾彰显出此时期士大夫重振台谏职责的决心,典型地体现了时人以“祖宗之法”发扬自身政治理念的思维模式和阐释模式,“道天下公议”的言说方式则又是宋代台谏官员普遍采用的论辩模式。这些固定模式产生的负面作用,使王十朋等人最终未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但他们也以自身实践对此前言路蔽塞、台谏不修的政治形势进行了一定的反拨,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行政处罚公议机制的理论基础与制度完善——以合肥市行政处罚群众公议制度为样本

行政处罚公议机制是对行政自由裁量权进行规制的一次制度创新,它通过在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过程中引入公众公议机制,从而完成了一次行政法治的良性改革。公议机制运作的理论基础在于社会制衡原理与公众参与原则,从实践情况来看,其在公议机制适用标准、公议员的定位、公议程序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问题,需要在把握行政效率与执法公正之间平衡的基础上,对公议机制的制度设计予以改进和完善。

公议社会的建构:黄宗羲民主思想的真正精华——从《原君》到《学校》的转换

对于黄宗羲的政治思想,不论以民本还是民主来界定,历来多以《明夷待访录》中的《原君》为据。作者首先辨析《原君》文本,指出其与特定的历史境遇相关,其实乃针对明代尤其晚明的昏君而言,其中甚至隐含了承认易代鼎革合法性的思想。而即便抽离具体的历史脉络,《原君》文本的思想在理论的层面上也并不构成对君主制本身的批判和否定。在此基础上,作者指出,黄宗羲民主思想的真正精华其实当在其《学校》一篇,其中包含的建构公议社会的思想甚至举措,即在今日亦颇有其合理性,其价值不在于以往所谓与西方议会性质近似,而在于与当代西方民主最为前沿的理论思考尤其是关于“公议”的思想多有相合之处。因此,如果要从黄宗羲思想中发掘契接现代民主的资源,仅就《明夷待访录》而言,重点当由《原君》转换到《学校》。

实验室能力验证中公议值的不确定度及其评定

结合组织总氮分割水平对样品比对试验,通过实例简要地介绍了稳健统计技术在实验室能力验证活动中的应用。若将参加能力验证实验室的公议值确定为指定值时,也需要确定其不确定度。在对公议值不确定度的来源进行分析讨论的基础上,给出了评定方法并对从参加实验室得到的公议值的不确定度进行了评定。

制度创新抑或违法行政——关于行政处罚群众公议的认识

以合肥市为样本的行政处罚群众公议,是旨在强化行政公开、行政参与和社会监督,促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依法、正确、规范行使的地方性创举。应当在推进我国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全面深化对这一举措的认识。群众公议具有合法性、正当性。群众公议员行使的是公民的监督权利而非行政处罚权力,公议意见不具有法律效力。群众公议的实效受制于公议案件的筛选、公议员的选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的制定、被处罚人是否出席公议会进行陈述和质证申辩、行政成本和效率等因素。群众公议的名称改为公民评议更加合适。

行政处罚公议制度述评——对合肥市公议案例的考察

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监控是行政法的核心。行政处罚公议制度作为一项探索自由裁量权公众参与的制度创新,它具有其相应的理论基础、现实背景和正当性内核。但同时,处罚公议制度目前尚存在一定不足,为保证公众参与处罚裁量的实效性,必须从制度上对处罚公议予以完善。

法治政府视角下行政处罚群众公议制度的创新研究

行政处罚群众公议制度是指在行政机关作出行政预处罚后,将与案件有关材料交送群众公议会公议,根据公议意见,最终由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一项参与式行政制度。其实质是不同利益主体为谋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进行博弈、妥协,最终建立新规则的结果。在行政处罚群众公议制度中,行政执法机关、行政相对人、与案件无关的社会公众,基于各自的利益发生联系,并在各方努力下寻求最合适的制度设计。

评析行政处罚案件群众公议制度——以安徽省合肥市为样本

行政处罚群众公议制度是当前政府行政管理过程中,在采取行政处罚措施前,针对违法或不当行政行为一项事前预防机制。人民主权原则的宪法依据和行政行为正当性的法理要求提供了该项机制的合法性基础。行政处罚群众公议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机制的创新,在实际运行中需要进行现状反思和制度完善。对该机制中的评议案件筛选不规范、公议人员积极性不高、公议意见效力模糊等问题,应从制度构建上给予解决。

信息公开的必要性与政治公议的合法化——对“网络谣言”的一种基于公民宪政主义法权的制度解决思路

"网络谣言"多为公民基于参与公共政治而形成的信息核实机制,属于公民权利的宪法机能形式。它在填补公民参与公共政治的信息赤字的同时,为建构良性的官民互动和公信机制提供了充分契机。伴随着互联网所建构的平面化信息交流机制的日益深入,随着开放、透明的公共信息机制希求在现代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中作用的日益凸显,制度设置必须提供更为开放和多元的信息交流机制,尤其是公民参与政治的公共信息获取路径。因此,阐明互联网上的信息生成和传递作为国民公共信息获取程式的必要性,澄清政治公议的宪法化展开逻辑,为"网络谣言"所犯政法禁忌解套,实现借助互联网的有别于官方话语系统的政治公议的常态化和合法化,并最终寻求其正当性的法理根基。

《合肥市行政处罚案件群众公议暂行办法》述评

党的十七大提出: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为贯彻执行中央这一重要决策,合肥市近年来频出举措。2010年4月初,合肥市政府常务会议通过了《合肥市行政处罚案件群众公议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决定在全市推行行政处罚案件群众公议制度。从4月23日起,市环保局、市城乡建委等四个试点单位已经率先实施了群众公议制度,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从对几个试点单位实施情况的调查来看,该制度还需在舆论宣传、观念更新、配套制度建设等方面予以健全、完善。

信息公开与政治公议的合法化展开——一种关于“网络谣言”的宪政主义解读及解决思路

当下围绕着"公意主题事件"而生成的"网络谣言",多为公民基于参与公共政治的联动机制而形成的信息求索机制,属于公民权利的宪法机能形式。它在填补公民参与公共政治的信息赤字的同时,为建构良性的官民互动和公信机制提供了充分契机。伴随着互联网所建构的平面化信息交流机制的日益深入,以及开放、透明的公共信息机制需求在现代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制度设置必须提供更为开放和多元的信息交流机制,尤其是公民参与政治的公共信息获取路径。因此,需要阐明互联网上的信息生成和传递作为国民公共信息获取程式的必要性,澄清政治公议的宪法化展开逻辑,为"网络谣言"所犯政法禁忌解套,实现借助互联网有别于官方话语系统的政治公议的常态化和合法化,并最终寻求其正当性的法理根基。

山西公议拳发展现状

采用文献资料、专家访谈、问卷调查、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对公议拳的发展现状进行调查分析,并提出加大对公议拳的宣传力度、改良传统武术的竞赛体制、建立公议拳推广的组织机构、进一步加强公议拳的理论研究工作四项对策,进而为山西公议拳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提出科学的理论指导。

山西公议拳源流考证

公议拳是我国具有200多年历史的优秀传统拳种,本研究采用文献研究、专家访谈、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吸收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详细考证公议拳的历史源流与衍传,为全面细致的研究"公议拳"奠定基础。

行政处罚公议制度的现实命运——以合肥市行政处罚案件群众公议制度为分析对象

在行政处罚中引入群众公议,是一种公众参与的有益尝试,是一次行政法治的良性改革,体现出对行政裁量权的规制和约束,设置处罚公议制度有其正当性和现实意义。但该制度存在公议员难以合理裁量的软肋、处罚相对人缺位的硬伤、影响行政效率和其他一些值得推敲的地方,需要在把握执法公正与效率平衡的基础上,对处罚公议制度做进一步的完善。

政府治理创新视角下的行政处罚群众公议制度——以安徽省合肥市为样本

面对近年来政府治理中遇到的各种困境,各地纷纷进行了各种体制、机制创新。以安徽省合肥市为代表的一些地方政府以民主行政理论、权力制约理论为基础,创新了行政处罚群众公议制度。该制度设立的主旨是追求公平与效率平衡的价值。然而,在现实中,其追求的功能与价值实现多少,尚受到承办公议单位和公议人员的重视程度、单位时间内公议案件的数量、待公议案件案情呈现程度及公议案件相对人能否参加等因素的制约。

榆次公议拳的历史演变与展望

榆次公议拳是一个传承体系完整、传承人数众多、传承脉络较为清晰的内家拳种,具有健身、防身、修心、养性之功用,主要流行于山西榆次一带,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当前,榆次公议拳应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利用互联网等新媒体技术培养更多更优秀的武术人才。

明代学者论历史撰述中的“心术”与“公议”

史家品德和史书公正性问题,为历代史家所重视。明代学者从对作史之难的探讨出发,不仅对史家"心术"予以特别的关注,并使之逐步成为史学批评的一个术语,同时,他们还认为史书有"明公议"的社会功用,而史家有"持公议"的社会责任。明代学者的这些论述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前人对史学的认识,同时亦引起后人对史学社会价值的深入思考。

词汇与理念:宋代政治概念中的“公议”

在前代基础上,宋代公议、公论二词使用频率提高,意义范围、涉及领域扩大。对于公议的认定标准,宋代士大夫在传统去私即公的态度选择基础上,因党争与反变法的需要,着意强调合众即公的客观数量标准。而随着儒学复兴浪潮下道学的流行,公出于理的先验判定思路亦得到提倡,出现了以天理统摄去私、合众的主张。此外,宋人对公议永恒性、公共性方面论说,促使其作为政治原则的强化。理想政治运作应该采纳、体现公议是当时的流行观念。依照公议行事,自认为有传达公议的义务,则成为当时士大夫行动伦理的必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