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公设辩护人制度考察及其启示

美国公设辩护人制度的法律基础是宪法第六修正案及最高法院相关判例,其创设是贫困被告人律师辩护客观需求的结果;它诞生初期主要是满足诉讼程序形式正义的要求,充当"法庭帮手"的角色,1963年"吉迪恩案"之后逐渐成为贫困被告人权利的捍卫者。当前,美国公设辩护制度面临案件负荷量过重、资金匮乏导致辩护质量下降的问题,其能否有效运作,实质上反映了公民对律师辩护权的认同问题。为了提升我国刑事法律援助质量,我们可以建构公职律师与社会律师并存的刑事法律援助模式。

英国公设辩护人服务评析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英国试行公设辩护人服务最为重要的法律基础是1999年《获得司法公正法》。基于保证辩护服务质量、控制法律援助成本等因素的考量,英国政府是公设辩护人服务的积极推动者。由于公设辩护人的双重身份困境及其与律师职业传统相悖等问题,英国试行公设辩护人服务也备受质疑。试行公设辩护人服务使英国刑事法律援助提供模式形成公设辩护人与私人律师并存的格局,二者的良性竞争有助于保障公民律师辩护权,这对于我国多元化刑事法律援助提供模式的建构具有借鉴意义。

公设辩护人制度之提倡

刑事被追诉人获得有效的辩护,是国家对公民平等保护的责任体现,也是实现程序公正和刑事审判价值的内在要求。目前我国的援助辩护制度在司法理念和实际操作中均存在一系列问题,严重制约着被追诉人辩护权的平等保障。现有援助辩护制度的这些内在缺陷和漏洞,通过改良手段已无济于事。以当前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为基础,构建中国式的公设辩护人制度,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它是破解当前刑事案件援助辩护实际困境的最佳途径。

美国公设辩护人制度运作机制研究

公设辩护人制度是美国刑事法律援助的主要实施机制。从实际运作来看,公设辩护人组织多设置于人口稠密地区,建构在联邦和州(县)两个层次上,主要隶属于行政分支,运作经费以州(县)政府拨款为主。公设辩护人的任用、薪水及兼职问题都富有争议。公设辩护人制度受案范围由贫困与案件性质双重标准确定,服务于所有刑事程序阶段,常采纵向代理方式。公设辩护人应遵守律师职业行为规范。从运作机理上分析,保证辩护质量、维护独立性、控制成本、实现司法正义等因素,构建了美国公设辩护人制度运作机制的多元模式。

比较法视域中的公设辩护人制度研究——兼论我国公设辩护人制度的建构

公设辩护人制度建立的正当性基础在于:实现公民律师辩护权、兑现国家刑事法律援助义务以及矫正辩护服务的过分商品化。公设辩护人具有公务人员与辩护人的双重身份,从诉讼构造、立法规范及历史沿革上看,公设辩护人的基本属性是辩护人,他们应首先遵循律师职业伦理,而非公务人员的行为规范。实际运作中,公设辩护人组织的隶属关系影响到其独立运作;其受案范围的确定既存在根据贫困与案件性质的双重标准模式,也包括与强制辩护制度相结合的模式;从保障被告人权利角度上看,公设辩护人的纵向代理方式优于横向代理方式。通过借鉴公设辩护人制度的成功经验,形成社会律师与公设辩护人多元并存的刑事法律援助模式,以维护我国公民律师辩护权。

公设辩护人制度与律师职业市场化

市场化使律师职业的商业性得以凸显,商业化运作对于律师职业发展的促进作用有目共睹,但过度商业化对律师职业会产生分化作用。律师在为委托人提供法律服务的同时也在谨慎甄选委托人,在甄选过程中,经济因素往往占据着重要地位。刑事案件辩护率低、效果差与此有很大关系。公设辩护人制度是对律师职业市场化弊病的有效矫正。

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与转型——以构建公设辩护人制度为切入点

我国法律援助制度从无到有,从一般设想迈入法制进程,规模不断扩大,使越来越多的弱势群体受益。纵览法律援助制度在中国十余载的发展沿革,法律援助机构逐步健全,法律援助队伍不断壮大;法律援助案件数量上升,受援人数增加;国家资金投入加大,法律援助制度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然而,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数量和比例却呈下降趋势,刑事案件律师辩护率低、刑事法律援助质量无法得到保障。在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对刑事法律援助相关条文加以完善的基础上构建公设辩护人制度,或许是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发展与转型的一大契机。

论构建始于侦查程序的公设辩护人制度

构建始于侦查程序的公设辩护人制度,重拾国家法律援助义务,矫正辩护服务过度商品化带来的正义偏离,才能最终实现全民法律援助的均等状态。实证研究数据表明,在我国构建始于侦查程序的公设辩护人制度的条件已经成熟,在此过程中,须进一步厘清公设辩护人的性质、援助案件的范围,适用案件辩护人的审查方式,公设辩护人的组织体系等诸多争点。

南京国民政府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研究——以公设辩护人制度为中心

南京国民政府在刑事法律援助中采用公设辩护人制度。公设辩护人制度建立的法律基础是1928年《刑事诉讼法》、1935年《刑事诉讼法》及1939年《公设辩护人条例》,现实成因是指定律师制度运作不彰、律师公会积极推动及域外相关制度的影响。由于受客观时局限制,公设辩护人制度未能有效施行,其象征意义胜于功能实现,这不免让人质疑其成为宣示政权合法性或权力集中化的手段。但不可否认,公设辩护人制度仍体现了民国时期对被告人律师辩护权的重视。

论公设辩护人制度在我国的构建

随着新刑诉法的颁布,构建我国的公设辩护人制度显得尤为必要,但公设辩护人的概念在我国的实务界和理论界却极为混乱。可以借鉴美国的公设辩护人制度,在我国现行法律援助中心下,有选择性地设立公设辩护人办公室和辩护律师指定办公室。针对公设辩护人制度可能存在的问题,除了加大资金投入和人力资源配置外,还需要建立无效辩护制度,以确保辩护质量。

美国公设辩护人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兼论我国公设辩护人制度的构建

美国是目前刑事法律援助运作最有效率的国家之一,其健全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为美国刑事案件的法律援助工作开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特别是公设辩护人制度,作为美国刑事法律援助的重要手段,为实现经济困难的被告人的辩护权提供了切实保障。在评介美国刑事法律援助体系之公设辩护人制度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现有的刑事法律援助体系,构建我国公设辩护人制度,将其作为我国刑事法律援助手段之一,实行多元化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使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事业变得真实有效,进一步完善我国司法保障体系。

再谈公设辩护人——以《全国刑事法律援助规范》出台为背景

2019年3月,司法部发布刑事法律援助服务行业标准——《全国刑事法律援助规范》,这也标志着我国法律援助工作正走向高潮。在此背景下,重新讨论公设辩护人的特征和优势,以及设立我国公设辩护人制度的必要性具有重要意义。公设辩护人制度可解决我国目前法律援助工作中面临的紧迫问题,包括强调国家在法律援助工作中的主导地位,更加充分地保障受援人的诉讼权益以及平衡律师资源分布不均等问题。我国具备建立公设辩护人制度的人力和财力,可考虑将公设辩护人隶属于法律援助中心体系,一并管理。设立公设辩护人制度为法律援助模式之一,可丰富我国法律援助体系的多元化。

公设辩护人制度的基本功能——基于理论阐释与实证根据的比较分析

公设辩护人制度具有辩护服务质量保障与法律援助成本控制两大基本功能,理论上说,公设辩护人(制度)较私人律师模式更具专业性、协调性、对抗性、保障性、监管性、工作热情高等优势,有助于其提供优质的辩护服务;而公设辩护人制度运作的专业化及"官僚方式"、可控性及可预测性、注重服务效率等特征,使其更能实现国家对刑事法律援助成本控制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美、英、加等国的实证研究佐证了上述的理论分析。

台湾地区公设辩护人制度述评

台湾地区公设辩护人制度旨在为强制辩护案件的被告人提供辩护服务,由于功能不彰,其虽经1980年代中期的"专业化"改革,但在1999年"全国司法改革会议"中仍被决议废除,废除的主要原因包括:公设辩护人制度长期运作不彰的事实及负面形象、公设辩护人双重身份引发的职业伦理冲突问题以及社会各方的积极推动。近年来,公设辩护人制度并未走向萎缩消亡,2003年刑事诉讼法改采"改良式当事人进行主义"模式后,其辩护职能反而得到加强。当前台湾地区刑事法律援助已形成了公设辩护人制度、"法律扶助基金会"律师扶助与义务辩护律师的"多元并存"格局,若能形成彼此间的优势互补、良性竞争,将对被告人权利保障产生积极的作用。

公设辩护人制度的价值分析

公设辩护人制度的价值体现在国家与公民关系以及刑事诉讼两个层面。就前者而言:该制度有助于促进民众对政府合法性的认可、有助于实现被告的基本人权,以及彰显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就后者而言:该制度较之其他刑事法律援助模式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如能够确保辩护质量及效率、能够节约司法成本、以及能够借助"公设"身份,与司法行政机关建立良性的沟通平台,达到改善整体刑事辩护制度的目的,以实现司法公正。因此,公设辩护人制度是解决我国刑事案件辩护率低下及辩护品质不高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重要方式,更是落实宪法第125条"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规定的重要制度设计。

贫穷者如何获得正义——论我国公设辩护人制度的构建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很多被追诉人由于经济原因得不到律师的帮助。这不仅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一个"瓶颈",也很难使被追诉人获得实质意义的公平追诉和审判。相关法律虽然将刑事法律援助定位于政府责任,但同时也将其作为律师的义务;在司法实践中,法律援助的责任绝大部分是由律师承担。此种规定与做法,不仅与理不合,也导致了刑事法律援助在很大程度上流于形式。基于此,我国立法应当明确由国家和政府承担法律援助的责任,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公设辩护人制度。

论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建立公设辩护人系统

我国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扩大了刑事法律援助的适用范围,并且完善了法律援助制度的实施模式,但是司法实践中刑事辩护率过低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依据美国的实践经验,以"援助律师"为主要模式的法律援助体系存在着很多制度上的缺陷,例如,缺乏统一的管理机制、辩护效率低辩护效果不能保证等,这也成为其阻碍刑事辩护率得到提高的最主要原因之一。而公设辩护人系统的建立则能够有效的解决这一问题。因此,在我国未来的司法改革中,可以考虑建立公设辩护人系统,在完善法律援助体系的同时,提高刑事辩护率。

公设辩护人制度探析

现代刑事诉讼法制追求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注重强化权利保障。人们愈来愈重视公民权利与国家追诉之间的力量平衡，努力优化公民权利。但在公、检、法这些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主体的压力下，公民仍是弱势的一方。本文从我国司法现状出发，以我国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入手，论述刑事诉讼辩护率低、辩护质量差的原因，并且对比法律援助制度的实施状况，提出构建我国公设辩护人制度的具体建议，考量在实践中可能遇到的诸多问题，为构建独立的公设辩护人制度提供自己的一些见解。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公设辩护人”的价值与引入——以台湾地区公设辩护人制度运行为镜鉴

犯罪嫌疑人认罪的自愿性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的基本前提,但基于一些侦查机关结案急迫、犯罪嫌疑人自身法律知识缺乏以及值班律师制度不足等原因,该自愿性有时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中未得到全面保障。借鉴台湾地区公设辩护人制度,为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提供自愿性保障措施,是完善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重要路径之一。

论法律援助中的有效辩护——基于法律援助与委托辩护的对比性分析

法律援助与委托辩护在发生基础与价值导向上存在根本差异,因此有效辩护的侧重及实现亦有所不同,应分别探讨。委托辩护以民事合同为基础,以利益为导向,其中有效辩护的界定应是“令委托人满意的辩护”,在信息公开的条件下依靠市场自发调节可以实现。法律援助是以政府指派为基础,以义务为导向,其中的有效辩护应界定为“尽职尽责的辩护”,实现路径需依靠政府的有效监管,并对法律援助相关制度予以进一步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