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的公诉标准

公诉证明标准与公诉标准不是同一的概念,公诉标准还要对公共利益及刑事政策进行权衡。从逻辑学的角度看,两者的关系可以表述为一种种属关系;国外几个典型的法治国家都对公诉标准作了明确的规定,并大都赋予了检察官自由判断公诉标准的裁量权。在我国,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时对公共利益及刑事政策的权衡也同样重要,应当赋予检察官权衡公诉标准的自由裁量权,但同时也要有所制约。立法中应当明确列明公诉标准的范围,以使检察机关在决定提起公诉时有所参照。

再论我国刑事诉讼公诉标准

公诉证明标准与公诉标准不是同一的概念,公诉标准还要对公共利益及刑事政策进行权衡。从逻辑学的角度看,二者的关系可以表述为一种种属关系;很多国家都对公诉标准作了明确的规定,大都赋予了检察官自由判断公诉标准的裁量权;在我国,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时对公共利益及刑事政策的权衡也同样重要,应当赋予检察官权衡公诉标准的自由裁量权,但同时也要有所制约。立法中应当明确列明公诉标准的范围,以使检察机关在决定提起公诉时有所参照。

明确公诉标准,依法惩治网络暴力“按键伤人”

2023年9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发布会提到,有效惩治网络暴力犯罪的关键在于明确法律适用标准,畅通刑事追诉程序,这也是《指导意见》的重点内容之一。

刑事庭审实质化视野中的公诉证据标准

中国学界对公诉证据标准先后进行了两次热烈的讨论,但至今仍然没有澄清其基本的法理逻辑。公诉证据标准的法律设定和实践把握与审判证明标准的类型有根本的逻辑关联,从比较法来看,后者呈现出多种类型,因而,也致使前者呈现出不同的类型。倚重于庭审来解决争议的案件类型对审判证明标准有特定的要求,因此,欲实现我国的刑事庭审实质化改革,应当改变对审判证明标准的习惯理解,进而改变对公诉证据标准的法律表述与理解,设定相对低于审判证明标准的公诉证据标准,并在拓展证据范围的同时对起诉的证据类型作出必要的限定。

司法改革新语境下公诉证据标准再检讨

"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开启了公诉证据标准研究的新阶段。在前后两个不同阶段的讨论中,虽然前后论证依据不同,但是其争辩焦点一直是"同一说"与"级差说"的对立。当前的讨论集中于"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影响,忽视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对传统公诉证据标准的冲击。在"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背景下,"同一说"的论证新理由也难以成立,"倒级差"的风险则没有引起关注。认罪认罚案件中公诉证据标准与有罪判决标准趋于混同,其带来的错案风险可通过检法协作,制定类案证据标准予以化解。

再论提起公诉证明标准

我国刑诉法将"证据确实、充分"作为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这一理想化的证明标准源于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认识偏差。该标准与认识规律、诉讼规律均存在一定程度的冲突,提升了侦查终结的难度,间接导致实践中侦查羁押期限被不断延长,也对审判阶段的证据排除乃至无罪判决造成压力。研究者提出的对公诉的司法审查不足、审判效能不彰以及社会对无罪判决的接受程度不足等"语境化因素"皆不能成为维持现行标准的依据。在当前司法语境下,宜以"‘形式有罪'+‘内心确信'"作为检察官提起公诉所参考的证明标准。

对我国公诉证明标准的重构与完善

坚持公诉的较高标准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但我国提起公诉和有罪判决的标准层次性不够。应参考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证明标准,对公诉案件的证明标准作细化分析,提出兼顾社会利益和被追诉者人权保障,证明标准的理论先进性与司法实践的可操作性,在不同的诉讼阶段,针对不同的证明对象的证明标准。

公诉证明标准的重塑——从证明标准的概念谈起

廓清了证明标准与证明要求的关系,在"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一证明要求的旗帜下,从两个层次上对公诉证明标准进行了阐述,提出了"有足够证据"这一表述方式,并对如何具体把握作了进一步的探讨,以期从庞杂的证明标准体系中理出一点头绪。

诽谤罪的公诉标准

【裁判要旨】行为人通过网络对不特定对象实施诽谤,且诽谤信息在网络上大范围流传,引发大量淫秽、低俗评论,造成不特定公众恐慌和社会安全感、秩序感下降,引发网络秩序混乱的,应认定诽谤行为已严重危害社会秩序,按照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处理。

从人权保障看我国公诉案件的证明标准

公诉证明标准指的是公诉机关在对公诉案件提起公诉时的证明程度和要求。面对"高定罪率下公诉证明标准",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应当采用"定罪高度可能性"的公诉证明标准。

宜严或宜宽:公诉证据标准再议

公诉证据标准应当低于有罪判决证明标准抑或与之保持一致,是谓公诉证据标准的宽严之辩。对公诉证据标准概念的正确理解是讨论该问题的前提。西方国家关于公诉证据标准的规定对我们有所启示,但不宜简单照搬。通过对公诉证据标准宽严之辩的梳理,从公诉证据标准的相关理论和实践状况分析,我国应当坚持公诉证据标准与有罪判决证明标准的一致性,同时出于表述上严谨性的考虑,我国公诉证据标准宜适当修正。

公诉证明标准探析

公诉的证明标准是指控诉机关决定提起公诉或者维持已经提起的公诉时,控诉证据必须达到的法定标准,是法律规定的运用证据证明待证事实所要达到的程度和要求。我国公诉证明标准与定罪证明标准的关系应如何界定,是当前理论与实务界讨论的热点问题。本文考察了西方主要国家公诉证明标准的规定,并结合我国实际,认为我国现阶段的公诉证明标准应当与定罪证明标准一致。

冤案频发的制度拷问——论我国公诉证据标准的科学构建

近年来,刑事冤假错案的频频曝光使刑事司法的权威性与公正性面临着公众的拷问,这与我国公诉证据标准的立法缺失不无关系。应从增强可操作性、完善证据标准体系、发挥"疑罪不诉"制度的功效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公诉证据标准。

浅议公诉证明标准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刑事诉讼法理论中一个重要问题。本文通过两大法系的比较,以及分析我国刑事诉讼的构造,提出公诉证明标准应为法律事实,并对此进行了充分的阐释。

公诉证明标准研究

公诉证明标准与审判证明标准是刑事诉讼中不同阶段的两种证据证明标准。西方国家大多规定了比审判证明标准低的公诉证明标准,并制定了严格配套机制以保障公诉权不受证明标准差异的影响。现阶段,我国缺少相关的配套机制来约束公诉权的实施,公诉证据标准应与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一致,不能人为地降低。

《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的理解与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依照刑法、刑事诉讼法及有关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结合执法、司法实践,对网络暴力违法犯罪案件的法律适用和政策把握问题作了全面的规定。该规范性文件共20条,涵括罪名适用规则、处罚界限、追诉程序、民事维权、诉源治理等内容,特别是对网络侮辱、诽谤的公诉标准、自诉转公诉程序等作了细化明确。本文对该规范性文件的制定背景、起草中的主要考虑和重点内容作了介绍。

文本·实践·语境:公诉证据标准的现代性诊断

公诉证据标准与其他配套制度机制一同维护着公诉权的合法性与有效性。一方面,在理论上,公诉证据标准并非一个独立的论题;另一方面,在比较法上,当今中外刑诉制度中的公诉证据标准也没有高下之分,均必须遵从公诉权的合法性与有效性之逻辑。西方法治国家的公诉证据标准辅证了这一制度逻辑。反观我国,当前承担公诉权合法性功能的配套制度机制尚不健全,导致公诉权的合法性只能依赖于较高程度的公诉证据标准和较强程度的犯罪控制能力。在此意义上,理论界对我国现行公诉证据标准过高的批评,似乎未中要害,急于降低我国当前的公诉证据标准,不仅缺乏程序制度基础,而且会挫动公诉权的有效性,并最终损及公诉权的合法性。

公诉与定罪适用同一证明标准的理论反思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与法院作出有罪判决所适用的证明标准均为"证据确实、充分"。这一严格的标准有助于提高审查起诉的质量,防止检察机关滥诉。但以定罪的标准来约束检察官的起诉,却有悖于认识规律和诉讼规律,造成了公诉实务中的一些弊端,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法院作出无罪判决的阻力,同时导致了侦查的拖延。无论在实行当事人主义的英、美,抑或是职权主义诉讼构造下的法、德,检察官的起诉都不必达到法庭定罪时所采用的证明标准。在认识域外制度规律与我国当前公诉证明标准之利弊的基础上,有必要在中国语境下探讨一个更加务实的公诉证明标准。

再论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

我国法律对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与侦查终结及法院判决的要求是一致的。在实践中,检察机关大体按照法院定罪要求来掌握公诉证据标准,但对某些案件证据标准的把握宽于法院判决的证据标准。考虑到多方面的因素,我国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应同于或基本同于判决标准。

排除合理怀疑的适用范围研究

"排除合理怀疑"是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对于其适用范围的研究主要有"统一说"和"层次说"两种观点。虽然此二观点都具有合理性,但却忽略了"排除合理怀疑"作为证明标准与公诉标准和侦查终结标准本质上的差别。因此,总结"统一说"和"层次说"的优点和缺陷,提出"独适说"观点,主张"排除合理怀疑"的适用范围为审判阶段,而非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该观点既统一了"排除合理怀疑"的适用范围,又为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诉讼行为提供指引,调动三大机关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