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庭审实质化视野中的公诉证据标准

中国学界对公诉证据标准先后进行了两次热烈的讨论,但至今仍然没有澄清其基本的法理逻辑。公诉证据标准的法律设定和实践把握与审判证明标准的类型有根本的逻辑关联,从比较法来看,后者呈现出多种类型,因而,也致使前者呈现出不同的类型。倚重于庭审来解决争议的案件类型对审判证明标准有特定的要求,因此,欲实现我国的刑事庭审实质化改革,应当改变对审判证明标准的习惯理解,进而改变对公诉证据标准的法律表述与理解,设定相对低于审判证明标准的公诉证据标准,并在拓展证据范围的同时对起诉的证据类型作出必要的限定。

司法改革新语境下公诉证据标准再检讨

"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开启了公诉证据标准研究的新阶段。在前后两个不同阶段的讨论中,虽然前后论证依据不同,但是其争辩焦点一直是"同一说"与"级差说"的对立。当前的讨论集中于"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影响,忽视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对传统公诉证据标准的冲击。在"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背景下,"同一说"的论证新理由也难以成立,"倒级差"的风险则没有引起关注。认罪认罚案件中公诉证据标准与有罪判决标准趋于混同,其带来的错案风险可通过检法协作,制定类案证据标准予以化解。

宜严或宜宽:公诉证据标准再议

公诉证据标准应当低于有罪判决证明标准抑或与之保持一致,是谓公诉证据标准的宽严之辩。对公诉证据标准概念的正确理解是讨论该问题的前提。西方国家关于公诉证据标准的规定对我们有所启示,但不宜简单照搬。通过对公诉证据标准宽严之辩的梳理,从公诉证据标准的相关理论和实践状况分析,我国应当坚持公诉证据标准与有罪判决证明标准的一致性,同时出于表述上严谨性的考虑,我国公诉证据标准宜适当修正。

冤案频发的制度拷问——论我国公诉证据标准的科学构建

近年来,刑事冤假错案的频频曝光使刑事司法的权威性与公正性面临着公众的拷问,这与我国公诉证据标准的立法缺失不无关系。应从增强可操作性、完善证据标准体系、发挥"疑罪不诉"制度的功效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公诉证据标准。

论公诉证据标准

公诉证据是公诉机关决定是否将案件提起公诉是所掌握的尺度,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明标准有着诸多明显的局限,应通过立法予以改进和完善。

文本·实践·语境:公诉证据标准的现代性诊断

公诉证据标准与其他配套制度机制一同维护着公诉权的合法性与有效性。一方面,在理论上,公诉证据标准并非一个独立的论题;另一方面,在比较法上,当今中外刑诉制度中的公诉证据标准也没有高下之分,均必须遵从公诉权的合法性与有效性之逻辑。西方法治国家的公诉证据标准辅证了这一制度逻辑。反观我国,当前承担公诉权合法性功能的配套制度机制尚不健全,导致公诉权的合法性只能依赖于较高程度的公诉证据标准和较强程度的犯罪控制能力。在此意义上,理论界对我国现行公诉证据标准过高的批评,似乎未中要害,急于降低我国当前的公诉证据标准,不仅缺乏程序制度基础,而且会挫动公诉权的有效性,并最终损及公诉权的合法性。

再论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

我国法律对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与侦查终结及法院判决的要求是一致的。在实践中,检察机关大体按照法院定罪要求来掌握公诉证据标准,但对某些案件证据标准的把握宽于法院判决的证据标准。考虑到多方面的因素,我国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应同于或基本同于判决标准。

公诉证明的理论框架

公诉证明对象、公诉证据标准和公诉证明方式三个核心问题可以初步构建起公诉证明的理论框架。公诉证明对象包括事实、定罪和量刑三方面;公诉证据标准应当与法院定罪标准相一致;公诉证明方式应当吸收故事讲述模式的有益因素,从"故事"的全面性、一致性、独特性的角度衡量是否达到了证明标准,并合理拟定举证顺序。

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对公诉工作的影响及应对——以七星关区人民检察院公诉工作为视角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侦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严格依法收集、固定、保存、审查、运用证据,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一论述明确了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为今后的检察工作尤其是公诉工作带来新的挑战,本文旨在剖析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的改革对公诉工作的影响,提出公诉工作如何应对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