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提起公诉证明标准

我国刑诉法将"证据确实、充分"作为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这一理想化的证明标准源于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认识偏差。该标准与认识规律、诉讼规律均存在一定程度的冲突,提升了侦查终结的难度,间接导致实践中侦查羁押期限被不断延长,也对审判阶段的证据排除乃至无罪判决造成压力。研究者提出的对公诉的司法审查不足、审判效能不彰以及社会对无罪判决的接受程度不足等"语境化因素"皆不能成为维持现行标准的依据。在当前司法语境下,宜以"‘形式有罪'+‘内心确信'"作为检察官提起公诉所参考的证明标准。

公诉证明标准的重塑——从证明标准的概念谈起

廓清了证明标准与证明要求的关系,在"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一证明要求的旗帜下,从两个层次上对公诉证明标准进行了阐述,提出了"有足够证据"这一表述方式,并对如何具体把握作了进一步的探讨,以期从庞杂的证明标准体系中理出一点头绪。

公诉证明标准探析

公诉的证明标准是指控诉机关决定提起公诉或者维持已经提起的公诉时,控诉证据必须达到的法定标准,是法律规定的运用证据证明待证事实所要达到的程度和要求。我国公诉证明标准与定罪证明标准的关系应如何界定,是当前理论与实务界讨论的热点问题。本文考察了西方主要国家公诉证明标准的规定,并结合我国实际,认为我国现阶段的公诉证明标准应当与定罪证明标准一致。

对我国公诉证明标准的重构与完善

坚持公诉的较高标准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但我国提起公诉和有罪判决的标准层次性不够。应参考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证明标准,对公诉案件的证明标准作细化分析,提出兼顾社会利益和被追诉者人权保障,证明标准的理论先进性与司法实践的可操作性,在不同的诉讼阶段,针对不同的证明对象的证明标准。

浅议公诉证明标准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刑事诉讼法理论中一个重要问题。本文通过两大法系的比较,以及分析我国刑事诉讼的构造,提出公诉证明标准应为法律事实,并对此进行了充分的阐释。

公诉证明标准研究

公诉证明标准与审判证明标准是刑事诉讼中不同阶段的两种证据证明标准。西方国家大多规定了比审判证明标准低的公诉证明标准,并制定了严格配套机制以保障公诉权不受证明标准差异的影响。现阶段,我国缺少相关的配套机制来约束公诉权的实施,公诉证据标准应与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一致,不能人为地降低。

从人权保障看我国公诉案件的证明标准

公诉证明标准指的是公诉机关在对公诉案件提起公诉时的证明程度和要求。面对"高定罪率下公诉证明标准",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应当采用"定罪高度可能性"的公诉证明标准。

浅议我国公诉证明标准的完善

我国现行的公诉证明标准是一种排他性的绝对确定的客观标准,其不科学性及缺乏具体操作性的缺陷制约了检察职能充分有效的发挥;借鉴域外经验,应将我国的公诉证明标准确立为“有足够证据证明对被告人的指控极有可能导致有罪判决”,并针对不同性质的犯罪和案件的不同事实,实行区别性、多层次的证明标准。

公诉证明标准的维度考察

公诉居于刑事诉讼三阶段的中间环节,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公诉证明标准是公诉人开启审判程序必须达到的程度和要求,历来是学界与实务界关注的重点。通过纵向与横向考察公诉证明标准可见,我国一元化的证明标准正式确立于1979年刑事诉讼法颁布之后。与域外国家、地区相比,现行的公诉证明标准显然较高。在学界,针对公诉证明标准的争议较多,主要分为“同一说”“临近说”以及“降低说”三类,而对于当前究竟采用何种公诉证明标准,不可以盲目决断,需要结合检察官的业务水平、检察机关的司法资源、刑事案件错判率、诉讼制度等现实因素进行综合考量。

刑事案件公诉证明标准的缺陷及重构

公诉证明标准是刑事诉讼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实务内容。如何理解与把握这一问题,直接影响到刑事诉讼的两大价值即保障人权和打击犯罪的平衡。我国现行公诉证明标准完全等同于法院有罪判决证明标准,不符合证明标准的阶段性、层次性特点,存在诸多弊端,应重新构建。公诉证明标准在宏观设置上应适当降低,在具体内容设置上应界定为"排除合理怀疑为主,完全的确定性和高度盖然性为辅"。

以审判为中心视角下的公诉证明标准研究

现行的刑事诉讼法采用了与定罪证明标准同一的公诉证明标准,采用这样的标准是否符合我国当下司法实际和“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改革目标,以及如何实现以审判为中心目标下的公诉证明标准,就成为非常重要的问题。学界中存在“层次论”与“同一论”两种相反观点,通过对比,“同一论”更符合当下司法实际。要真正实现这样的公诉证明标准,需要完善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侦查、扩大证据不足不起诉使用等制度,提升审前刑事辩护质量。同时,对于“同一标准”面临的风险仍然需要完善相关配套改革措施。

公诉与定罪适用同一证明标准的理论反思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与法院作出有罪判决所适用的证明标准均为"证据确实、充分"。这一严格的标准有助于提高审查起诉的质量,防止检察机关滥诉。但以定罪的标准来约束检察官的起诉,却有悖于认识规律和诉讼规律,造成了公诉实务中的一些弊端,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法院作出无罪判决的阻力,同时导致了侦查的拖延。无论在实行当事人主义的英、美,抑或是职权主义诉讼构造下的法、德,检察官的起诉都不必达到法庭定罪时所采用的证明标准。在认识域外制度规律与我国当前公诉证明标准之利弊的基础上,有必要在中国语境下探讨一个更加务实的公诉证明标准。

对刑事审判前程序研究中若干观点的质疑——兼对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几点思考

在我国刑事审判前程序中,立案程序能将大量案件阻断于刑事程序之外,具有保障人权的积极价值;造成刑事侦查中"不经过调查无法立案、立案之前展开调查又于法无据"之困境的真正原因,不在于立案程序的存在,而在于未在立案程序之前设立只允许进行任意性侦查的初步调查程序。我国刑法的犯罪化范围远小于西方刑法,入审判程序案件的社会危害程度不低于西方国家,没必要扩大不起诉裁量范围。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起公诉时的"证据确实充分",无论在证据的量上还是质上,都低于定罪时的"证据确实充分",没必要降低公诉证明标准。

修改后刑诉法视野下量刑证据的应用——以混合型、单一型量刑证据分类为切入点

修改后刑诉法明确规定了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对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证据都应当进行调查、辩论，在公诉证明标准中，明确了量刑事实的独立地位，在审查起诉程序中，增加了对量刑证据的审查程序，在庭审程序中，增加了量刑审。对检察机关而言，量刑审进一步拓宽了法律监督权能，随之必然面临量刑相关程序的挑战。在修改后刑诉法实施的大背景下，在系统研究量刑证据的基础上，构建独立的量刑证据规则和以量刑证据独立性为核心的量刑程序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