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国文字与隶变关系的再思考——黄惇先生《战国竹简墨迹的笔法问题》一文阐微

"笔法"是与"形构"同时发生隶变的重要内容,然而以往的隶变研究中往往忽视了"笔法"问题的探讨。"六国文字"与"秦文字"在形体演变和笔法演变上均具有共同趋势和个性差异。形体和笔法演变上的共同性导致六国文字中偶有与隶书相似的形体和笔法;而二者的差异性又决定了六国文字不会成为隶书似的文字。没有正确认识六国文字与秦文字在形体和笔法演变上的共性与差异,是导致一些学者误认为六国文字有隶变的原因。

從六國文字“夏”看“周人稱夏”及相關問題

文獻中屢次出現“周人稱夏”的記載,學界對其釋讀意見並不統一,仍有繼續討論的必要。六國文字中“夏”字的不同形體結構是文字分化和理據重構的結果,其與西關係密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當時人們對“夏”的認識,即“夏”與“西”有關,“夏”是位於西的政權通稱。同時,結合相關歷史文獻和考古資料,可知也可能是爲夏朝之“夏”造的專字,日、虫皆與夏朝歷史傳説有關。

试论小篆与战国文字关系

迄今为止,众多教材包括高校教材、初高中课本,甚至许多著名史学家、文字学家的著作当中,在谈论到小篆文字时,都认为小篆就是秦朝统一六国之后的文字。事实上,小篆是由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文字逐渐演变而来的,并非直接由籀文省改形成。对战国时期的出土文物与小篆进行对比,可以进一步了解小篆与战国文字之间的关系。关于小篆的认识秦朝统一六国文字以小篆为基础,经过丞相李斯等人的规范整理。

汉碑、汉简牍帛书隶体古文研究

整理汉碑和部分汉简牍帛书文字中与《说文》古文、六国古文字和《汉简》、《古文四声韵》中的古文字同构的字形。并根据这些材料分析了秦代"书同文"政策以及此后汉代官方文字规范政策的效果,同时从地域因素和文字书写主体角度探讨了这些隶体古文在汉代使用与否的原因。

《说文》古文论略

《说文》古文材料来源决不止于壁中书与《左传》,它们还有其他可能来源。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结合近代以来的《说文》古文研究史,对历来关于《说文》古文的系属诸说进行了评议。

试论甲骨文是殷代正规文字的一种变体

裘锡圭根据唐兰的意见,将古文字分为商代文字、西周春秋文字、六国文字和秦系文字四类(1)。其中的商代文字,就是武丁至帝辛时代的文字,我们称之为殷代文字,以区别于商代早期零星出现的刻画符号和少许文字。裘先生指出,殷代正规文字是毛笔书写的,金文大体上可以看作当时正体;而殷墟甲骨文因为契刻的缘故,既有字形上的简化,也有笔画上的变化,即变圆为方,变粗笔为细笔,变填实为勾勒轮廓,故可将甲骨文看作当时一种特殊的俗体字;宰丰骨等非卜辞的兽骨刻辞,其书风与金文相似。

楚国的语言和文字

楚人在先秦的历史舞台上,活动的时间长、地域广,涉及的民族和语言都很复杂。我们从鄂君子皙不懂《越人歌》,只懂《越人歌》的楚语翻译,而那段楚语译文,却是屈赋式的作品,可见当时的统治阶级是兼通楚言和华夏语的。据近年考古发掘材料看,楚文与甲骨、金文及其他六国文字同属一个系统,有着血亲和房亲的关系,尽管楚国常常自称为'蛮夷',但是主要是从礼乐制度、风俗习惯殊异和楚地开发较晚,原属'蛮夷'地区说的,而不是在语言文字上另成一个体系。据考证,当时楚国的区域性文学语言,也许就是屈原赋和《越人歌》楚语译文所代表的语言,但是这种区域性文学语言在语音、词汇。

《周官》古今文问题补说

先秦时代,未闻有传习《周官》一书的传统,这与同为'古文经'的《左传》大相径庭。历代学者对《周官》这部体大思深的文献在先秦时代成书、传习、改写的情况基本一无所知;对《周官》的成书地域、学术来源、学派性质等问题,学界目前存在极大的分歧。《周官》在汉代的发现和传播过程较为清晰,《汉书·景十三王传》《汉书·艺文志》《前汉纪》《周礼正义序》《隋书·经籍志》

秦“峄山刻石”

西安碑林不仅是我国古代经典石刻藏存之处,亦为历朝书法名碑荟萃之地。然而与隋唐以后屡百盈千的碑石相比,所存汉碑较少,而汉代以前(包括具有文物价值的复制品)的碑刻则更是凤毛麟角。在碑林第五陈列室一个并不显眼的角落,

“日庚都萃车马”章法新解

近日对阿恩海姆有关视觉冲击力与平衡的论述产生了兴趣,于是联想到“日庚都萃车马”这方烙马印,便觉阿恩海姆的观点与这方印有很多共通之处,窃以为这方印能很好地诠释或者印证阿恩海姆关于平衡力的打破与再创造一说,也可以从中发现东西方艺术的共通点。先秦时期的印章,形制多样且多为浇铸,并非刀刻,所以多少会有一些意外的美,而极具典范性的战国时期燕国“日庚都萃车马”这方烙马印,为朱文铸造的巨玺,达6.9厘米见方。烙马印,顾名思义,就是用来烙马的烙铁,无非就是在烙铁上铸几个文字,再烙在马匹身上,

谈统一汉字形体的工作

《汉字简化方案》的公布已经有35周年了。有些人(包括一部分海外华侨)对简化字很有反感。这种反感的产生是出于对祖国文化的热爱,本来未可厚非;但认为这一“简化”就把祖国文化“减去”了许多光彩,那就不见得。从汉字的本身看,它是一种表示语素的兼有表意成分和表音成分的结构复杂的方块体。它有久远的历史传统。

文化的“转借”与“复兴”

1 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它是依存于一定的经济和政治的基础的。经济的发展和变革,需要而且迟早会引起政治文化的相应的发展和变革。当前,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进一步发展,政治和文化的变革已提到日程上来了,它需要政治,文化的变革与之配套协调发展。文化的发展和变革必须借助于既有的思想资料——或“转借”异域的,或“复兴”古代的。中国封建制确立的先秦时期。

唐书丛中一贵“冰”——赏李阳冰篆书有感

中国书法,体貌多样,而归类不外乎“正草隶篆行”五体。终究各体发现,每每汉字书体的改进、转变、形成,与朝代的更替不无关系。篆书,有大、小之分,大篆在殷、商、周时期盛产,小篆则盛于秦且成熟,源于统一六国文字而为。至汉,篆书已弱,除《袁安碑》《袁敞碑》为代表外,其余罕见,均被丰富多样的隶书代之。魏、晋时期,篆书更有趋绝之势。人唐后,大兴正书——即唐楷,倡导行书,篆书依旧被“冷落”,较之前虽有转机,但终是少数者为之。之后,五代、宋、元、明时期几乎一蹶不振,直至清代才复兴。尽管如此,而在唐代中盛时期,李阳冰是无法绕开的一位极具影响的篆书大家。

隶书写我——鲍贤伦的书法理想

古代经学有两种境界,一种是"我注六经",侧重于训诂考证、章句解疏,以汉学为代表,另一种是"六经注我",侧重于义理阐发,借古人经典寄托自己的观点,以宋学为代表。这是古代思想领域对待经典的不同方法,两者各具功能,各有建树。艺术的目的,在于借助某种具体的形式,来获得一种体验,抒发作者的情感和理想,书法亦如此。鲍贤伦在隶书创作中,不是机械地顺应隶书的历史贯例,延续经典的模式,而是追本溯源,深造高古,径直从上古隶书的源头。

读《中国书法史·两汉卷》献疑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因为有殷商甲骨、西域木简、敦煌文书以及清代内阁大库之书籍档案的发现,被王国维称为是'发见时代';20世纪70年代后又相继有马王堆、银雀山、睡虎地、双古堆、张家山、包山等地的重大考古发现和大量简帛书的出土,使得今天的学术史研究有了一个改观的必要。李学勤先生提出了要'重写、续写或新写学术史'。而这大量的带有文字的古代文献资料的出现,也必将导致书法史的'重写、续写或新写'。当代书法史研究的趋势应该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一方面是史料的搜集与整理,另一方面却是'新史学'的建设。前者可以借助于考古发现、研究之新成果的便利,这是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无法比拟的;而后者正有众多学者在不懈地努力工作着,如白谦慎先生几年前就在呼吁着书法研究的'学术规范',而华人德等学者又是新书法史学的建设者。

汉字:中华文化的基因

人类文明的历史,是从有了文字才开始的。汉字,是中华民族的文明之光,也是中华文化的基因和载体。那么,汉字经历了怎样发展和演化的历程呢?传说仓颉造字可令鬼神哭泣在中国,一直流传着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的传说。在宋代的时候,京都官府中许多管理文书的小官吏,到了秋季还会集体祭祀仓颉,把他尊为文字之神。

从起笔方式再探战国文字与隶变的关系

起笔方式作为每一笔画的必要内容,是战国文字笔法的核心,是研究隶变中笔法传承关系的关键所在,也是其他字体笔法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于"六国文字"与"秦文字"出土墨迹的起笔方式的考察,可以肯定这两种文字分属不同的笔法体系。通过考察西汉早期隶书的起笔方式,可以看出其与秦文字的笔法一脉相承。

“书于竹帛,镂于金石”——春秋战国文字载体及用字现象

一般情况下,将春秋文字与西周文字放在一起研究,现根据历史阶段将春秋与战国合二为一。墨子"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正反映了当时的文字存在形态。从目前考古所发现的实物成果来看,殷商、西周时期的字体不论载体还是形体都比较统一。殷商文字以甲骨文为主,金文为辅,还包括少量的玉刻、陶器、石器文字等;西周以铜器铭文为主,还包括甲骨、玉刻、陶器、石器文字等。到了春秋战国,文字的载体名目繁多,有铜器、铁器、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