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舜典》“禋于六宗”考识——《孔丛子·论书》所引《尚书》文字考

《孔丛子·论书》篇中记载了一段关于宰我对"禋于六宗"的提问。《尚书·舜典》中有"禋于六宗"之语,关于"禋"和"六宗"的具体含义和祭祀形制,历代学者有不同的说法。根据对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对比考据,可以得出这样的基本结论:"六宗"指天神一类,其具体对象可能和"郊祭"等其他大型祭天仪式类似;"禋"本是一种火祭之名,随着三代祭祀的传承和发展,逐渐演变为火祭的统称,又发展出泛指精洁之祀的功能。

《四库全书总目》“两派六宗”说考辨

《四库全书总目》通过易类小序中高度概括的＂两派六宗＂说,以及易著提要中分散而丰富的具体论述,共同构建了其易学史观,这是其经学理解的重要内容,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明显的经学立场。有鉴于此,只有将＂两派六宗＂说置于这一认知系统中加以考察,才能准确理解其内涵,解决当前研究中存在的认识分歧;同时也可以发现,经学立场的主观性与易学史存在的客观性之间的矛盾,导致此说在内在逻辑上存在着明显的缺陷,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其研究思路的不足。

三教关系视野下的玄佛合流、六家七宗与《肇论》

外来佛教传入中国,经过一个不断中国化的过程而最终成为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的中国化是佛教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习俗等不断碰撞、交融和影响的过程,若从思想上看,则主要是与传统儒家和道家(道教)在冲突中交融、在交融中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玄佛合流和六家七宗以及《肇论》的出现,在中国佛教史乃至整个中国思想史上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标志着佛教正式登上了中国学术思想的舞台和中国化佛教理论体系的开始初创。本文拟在儒佛道三教关系的视野下对玄佛合流的形成、六家七宗的出现以及《肇论》对六家七宗的批判和对玄佛合流的总结等略作论述,以求从一个侧面来了解中国佛教在三教关系中的发展并把握《肇论》的意义与价值。

般若学六家七宗述论

般若学的六家七宗是格义佛教的产物,体现为印度大乘中观理论与中国玄学思潮之间的交流会通,反映了中国佛教学者(以名僧和名士为核心)独立研究佛学、建立自己佛学体系的初步尝试。本文对六家七宗的学说思想展开系统研究,重点分析各家在思维方法上的特点,指出它们与般若空观正解的差距,并从思想史角度重新作出各别和总体的评价。

“六家七宗”新论

通过文献解读与学理分析可以发现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六家七宗”中只有被僧肇批评的“本无宗”、“即色宗”、“心无宗”三宗才属于受玄学影响的早期般若学派 ,而“识含宗”、“幻化宗”、“缘会宗”三宗则属于受小乘佛教思想影响的思想流派。

《世说新语》与般若学六家七宗

东晋时期,由于佛徒对般若学"空"的意义理解不一,形成了"六家七宗"等佛学流派。记录这些宗派宗义的原始文献大都失传,而后世志人小说《世说新语》及刘孝标注中则保存了除缘会宗外其它六宗的大量相关材料。研究可以看出,释道安的淡泊名利,竺法深的超然物外,支道林的能言善辩,于法开的佛医双修,竺道壹的佛心文采,支愍度的睿智幽默,均在这些资料中得到体现。

宋辽礼仪文化差异下的使节诗文及行为析论--以宋仁宗朝使辽“违礼得罪”事件为例

仔细解读分析宋仁宗朝六宗“违礼得罪”事件,发现只有刘沆的“闭门辞醉”以及吴奎“着窄衣”两件事情是对“北朝”无礼而造成了辽人的不快,其他如余靖主动用契丹语作诗、韩综与辽主饮酒、王拱辰与辽君臣欢饮酬唱等事情,都是对北朝特别有礼甚至过于亲近表现出双方友好关系,却都被宋朝视作“违礼”而受到不同程度的惩处。由此可知,判断一个使节的诗文及行为是遵守还是违背礼仪,并无绝对的量罪标准,而是受制于宋辽礼仪文化的差异并取决于双方评判的立场。

论“史事宗”的确立与杨万里为该派易学做出的学术贡献

《四库全书》总编纂官纪昀博采众家,将《易经》区分出＂二派六宗＂,稍后的《宋元学案》则确立了诚斋一宗。在现当代,各家围绕＂以史证易＂的学术活动展开了有益的探讨,在阐发与注经问题上进行了分殊。正如乾嘉学派的成因尚无定论一样,＂史事宗＂一派的成因及对后世的影响也需进一步深入揭示。首先,＂史事宗＂一派是可以确立的,它不但有自己＂以史事证经＂的缘起,也有该派易学自己的生成态,更有它自己的＂证＂（史证）、＂用＂（用《易》）之法和＂证＂＂用＂之道所彰显的＂证＂＂用＂价值及其精神蕴含在元明清的承传。直至清代朴学易及朴学的出现和民国《周易古史观》的问世,无一不是该宗学派的波绪,甚至直接的影响所及。因此,＂史事宗＂易学可以说是个承上启下的大学派。

东汉六朝时代的浙江佛教

东汉六朝时代的浙江佛教莫幸福浙江佛教，始于汉末，盛于隋唐，迨吴越两宋发展到顶峰，史称“东南佛国”。元明清时代，一直称盛于世。可惜自古至今，对浙江佛教史的系统研究，一直是个空白。有鉴于此，本文试对东汉至六期时代的浙江佛教，作一粗浅的探讨，就教于方家。据...

东晋般若学“六家七宗”对佛教中国化的影响

东晋王朝建立以后,大批僧人也随之南迁,佛教中心转移至建康(今南京)。由于京师以庾亮为代表的排佛势力的兴起,竺道潜等几十位高僧也进入剡东岇山(今新昌县境内)避难,支遁和随从徒众100多人也纷纷从苏州来到沃州山(今新昌县境内)。据《高僧传》《世说新语》等记载,竺道潜入后,于东山建寺,东晋隆和年间(362)赐名东寺;支遁隐居沃洲,于沃洲小岭建小岭寺,东晋永和初年(约345),光与于法兰,亦至剑东石城山,创建隐岳、元化二寺,其后支遁亦移住石城山,建栖光寺,研讨讲学。

主持人按语

本期所刊四文讨论的问题,我在日常教学和学术研究中也经常涉及。韩焕忠教授专治佛学多年,近期开始关注佛道关系,故有《僧肇思想的老学意蕴》一文。学者论魏晋玄学,多将其分为贵无、崇有、独化三个阶段,实则还有第四阶段或第四种形态——玄佛合流,中国佛教史上的“六家七宗”以及僧肇的论著即为其例。

魏晋般若六家七宗“空”说的比较与诠释

佛家谈空说有。魏晋时期,般若性空之说与玄学有无之辨相契而甚嚣尘上,六家七宗异说纷呈,或云本体空,或言现象空、神识空,或论心空、物空,实为中国学者对佛教"空"的不同诠释,终致于鸠摩罗什的毕竟空和僧肇之不真空脱颖而出,乃至后之禅宗于相离相、于念离念之说产生。从中可以看出佛教哲学核心范畴中国化的关捩。

方东美论道家对中国佛教的影响

方东美以学统而不是道统为研究思路,指出佛教从初传入中土时被称为"淫辞"到被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主要与中国知识分子以道家哲学来理解佛学分不开。"六家七宗"中的本无宗最为根本,其开创者道安"完全是拿老子的道家精神去解释",他的"无在万化之前"实是《道德经》里面的根本思想。支道林即色宗之要义与庄子"空虚以不毁万物为实"观念是相通的,其生命精神来源于庄子。僧肇的三大玄旨可见庄子之影响。道生的佛性论达到"佛道融会之巅峰",他的"佛性自然"吸取了道家人性自然论,"佛性即理"吸收了庄子所谓的天理,"体法为佛"吸收了道家中对"自然"的体贴之法。华严宗则透过道家哲学领域的智慧阐释佛教。

论僧肇的中观思想

魏晋时期,玄佛合流导致六家七宗局面的形成。僧肇深感六家七宗对"有无"的理解有悖于佛教的中观思想,故而以"不真空"立论,批判和纠正玄佛合流中出现的偏差。他站在佛教的立场上,从假有性空的缘起论、名实无当的名实论等方面论证非有非无的中观思想,并运用这一思想来达到融通佛教出世入世的意蕴,从而为佛教与当时社会协调搭起了一座无形的桥梁。

文本与图像——阿里噶尔本甘丹才旺有关史料的历史人类学解读

文章以甘丹才旺白桑布的历史功业为主线,结合藏、汉、英三种文本的原始史料和相关图像资料等,考察了17世纪西藏西部的政治、社会、文化,分析了当时地方行政机构的组织构架及其历史演变过程。同时,通过对实地考察所得相关经幡杆等载体的象征意义分析,指出其文化内涵的同时,进一步阐述了甘丹才旺白桑布收复阿里三围的历史功绩。

竺道生的生平及其相关问题简析

公元4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北方局势动荡,使得偏安江南的东晋外部压力缓解,而东晋内部各种势力又势均力敌。故此时东晋社会局面短暂安定,出现了'永和人物'崇尚玄谈的社会风气。与此相伴随,佛教界般若思想在东晋也逐渐活跃起来。在东晋京师出现即色宗、本无宗、含识宗、幻化宗、缘会宗五家,他们受到会稽王及王、谢家族的支持;而心无宗一家则主要流行于荆州,受到桓温支持。笔者认为,'六家'本是指东晋各般若学派,它们同当时永和玄谈关系密切,各家均各自得到了当时世族的支持,是特定时间地点的产物。而道安先是在北,后居襄阳,基本身处局外,所谓'本无宗'创立者实际上是竺法汰,而非道安。竺道生正是东晋般若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跟随法汰出家的。371年一切有部僧伽提婆在庐山译经说法,经过数年努力,隆安元年(397)提婆终于可以跻身东晋首都佛教界。提婆入京,恐是东晋佛教风气转折的开始,此后六家般若学基本上就告一段落,不久,北方及南方才逐渐开始出现对'六家'之批评。而佛陀跋多罗僧团南来(410),在南朝传教译经活动十分活跃,这无疑对江南有宗思潮是一个推动。道生中年游学,涉猎广泛,'罗什大乘之趣,提婆小道之要,咸畅斯旨',而且善于独立思考阐发,主张人人皆有佛性,顿悟成佛,顺应了日后时代思潮发展的大潮流。但就当时来看,道生既不同于东晋六家般若旧传统,又区别于自提婆、佛陀跋多罗以来兼涉有宗的南朝新传统;道生晚年被排斥在主流佛教界之外,生前甚为萧索;临终前宣讲《法华》,恐有抒愤之意。

佛教东渐与魏晋玄学的冲突合流

魏晋玄学是沟通印度佛教与中国士大夫对话交流的桥梁。玄学中所体现出来的各种思想倾向,几乎在同期的般若学派中得到回应。由于传统的老庄思想中关于有、无的哲学阐释与佛学中关于空、有的思想理论看似存在某种相似或相近的方面,所以用老庄思想来格义和比附佛教,乃是此一时期佛教中国化发展过程中最为精彩而独特的地方。可以说,魏晋时期所呈现的佛教,其实就是某种程度上被玄学化了的佛教。

隋唐时期来华学问僧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隋唐时期中国佛教发展呈现出空前绝后的兴盛景象,吸引了众多朝鲜半岛和日本国的学问僧前来求法.日本来华学问僧们学成回国后,凭借自己的学识及在唐土见闻,令日本佛教面貌焕然一新.本文试从日本佛门宗派、典籍传播、佛寺建设、风俗习惯等方面阐释学问僧们对日本文化发展产生的影响.

早期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庄子发现——玄佛合流的一种历史考察

在玄佛合流的历史演进中,《庄子》的"身影"有一个从隐到显、从暗到明的过程。从庄学的角度考察,可将这一过程分为五个阶段:(1)东汉末年,《庄子》在小乘佛学与黄老道之外蛰伏与萌动;(2)正始、竹林时期,《庄子》在思想界生机勃发;(3)西晋时期,郭象注庄、般若经重译,庄学长出强干劲枝;(4)东晋时期,"逍遥游"重释、"支理"风行,般若学发展出六家七宗,庄学开出绚烂之花;(5)东晋末至南北朝,《肇论》出世,佛学转向,庄学结出丰硕之果。关注与考察《庄子》在玄佛合流中发挥作用的过程,有利于我们深入分析、了解佛教中国化的思想基础及发生机制。《庄子》在玄佛合流的进程中扮演了中外思想对话与融合"最大公约数"的历史角色。《庄子》丰富深邃的哲学内涵及其充满魅力的表达方式,在思想史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对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仍具有重要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