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瞿秋白与中共六届三中全会

根据俄罗斯解密的有关档案资料,六届三中全会召开的背景是,“立三路线”导致中共中央与联共中央、共产国际关系紧张,瞿秋白被派回国主持这次会议。由于六届三中全会是以共产国际七月决议作为指导精神而召开的,导致六届三中全会实际上所解决的问题与共产国际事后希望它所应该解决的问题在指向上存在错位。而本来纠“左”有功的瞿秋白和六届三中全会则承担了这种错位带来的代价,成为莫斯科与中共中央尖锐分歧的牺牲品,并使此后不久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将中共中央引入更“左”的歧途。

危机中的因应--中国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研究

1947年3月,中国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六届三中全会,讨论内外局势及国民党的对策。其时,国民党统治正面临严重危机,如何因应此等情势演进,稳固国民党的执政地位,为全会讨论的关键问题。对此,国民党党内在会议期间有激烈争论,其各项内外政策及决策体制受到不少与会者的尖锐批评。但是,国民党多年垄断执政权力的定势,已经使其失去了创新精神,加以蒋介石利用他在国民党内的独断权力,大体控制了六届三中全会的总体进程及其决策,会议未能根本解决国民党面对的种种问题,我们或可于此体认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最终结局。

关于斯大林会见周恩来、瞿秋白的一则新史料——兼述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前周恩来和瞿秋白在莫斯科的活动

一 2002年8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大型文献集《苏联历史档案选编》，收录了万余件苏联时期的解密原始档案，涉及到苏联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其中，第14卷专题为“斯大林克里姆林宫办公室来客登记簿（一）（1924年7月至1939年12月）”。前言说：登记簿是由苏共中央秘书局的工作人员执笔完成的。他们从20世纪20年代斯大林担任总书记开始，至30年代末，将这个时期到过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办公室的人物——苏联党政军的领导人、著名学者、普通工作人员以及国外党的领导人等——逐一作了登记。

潘文郁——在逆境中翻译《资本论》的中共“六大”代表

潘文郁参加过中共＂六大＂.六届三中全会,曾任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布尔塞维克》的副主编,又是《资本论》最早翻译者之一。还任过中央总行动委员会委员。是我党与张学良接触最早人员之一。1935年春牺牲于武昌。周恩来同志曾用＂有重大贡献而牺牲＂这句话评价了他短短的一生。

1929-1931年间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与中共中央关系之探讨

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从1929年春在上海成立到1931年9月主要成员撤离上海为止,其间对中共中央的政治指导经历了比较明显的三个阶段,并形成了阶段性的特征。伴随远东局与中共中央关系的三个阶段的发展,远东局对中共中央的政治指导经历了逐步由旁入内、由指导到指令的递进过程;而这一从旁指导监督到共同参与协商、到最后强制指令安排的过程,恰恰伴随着中共中央两次机构改组、"左"倾错误路线日益占居中共党内统治地位、中共中央工作完全被远东局控制的过程。

试述中东路事件对中共第二次“左”倾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在1929年底至1930年9月份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中错误的执行了“立三路线”，从而造成了中共的第二次“左”倾错误。这次错误是以冒险主义为特征的思想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而错误的认为“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我们的面前了”，提出了“会师武汉，饮马长江”以及“要勇敢、勇敢、再勇敢的前进”等口号，并盲目的发动了军事暴动且指挥红军进攻大城市，致使中国共产党以及党的革命事业遭到严重损失。这次“左”倾错误之所以产生的原因有很多，在此，笔者就这一错误所产生的直接原因之一——中东路事件来进行分析。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地权政策转变的再探讨

关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其地权政策的转变，即由土地国有政策转为土地农民所有制政策（以下简称土地农有政策），史学界长期以来多以1931年2月的苏区中央局决议和毛泽东给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的信为标志，少数则主张以1930年9月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根据笔者接触到的资料，直述两种观点均可以重新商榷，本文拟将个人粗浅之见就教于史学同行。

中国共产党在甘肃的历史概述

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决议为地方党史研究树立了光辉榜样。党在甘肃的历史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一部分，在新时期回顾历史，激励人民的革命意气，团结一致干四化，是许多同志的迫切愿望。现仅就我们收集到的文献，资料，作此概述，请老一辈革命家和史学界同志指正．

对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工作人员问题的回答

（1970年）问：在1929-1930年和1931-1934年间谁是国际执委驻中国代表？答：1929年是谁,不知道。1930-1931年是一位波兰同志雷里斯基,他出席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还有一位德国同志盖哈德（盖哈德·埃勒斯）,他出席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从1930年11月到1931年春,米夫也去过。我记不准确,国际执委会驻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在各个时期都是谁。

王明、博古为何结局不同

在中共历史上,王明和博古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教条主义的两个代表人物,在抗战初期又同样犯了右倾错误。因此,往往把他们相提并论。确实,他们有很多相同之处,比如：他们都很有才华,较早地接受了革命思想的影响,在很年轻的时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在青年中有影响的人物;都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理论水平很高;都以极＂左＂的态度积极参加了反对＂立三路线＂和中共六届三中全会＂调和主义＂的斗争;

智勇双全的军事家曾中生

曾中生是中央军委确定的36名军事家之一,是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参加过北伐战争,有留苏经历,担任过中央军委委员、南京市委书记等职。六届三中全会后,他被中央派到鄂豫皖苏区,先后担任鄂豫皖苏区特委书记、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四军政治委员等职务,长期扎根于军事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为鄂豫皖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川陕根据地期间,曾中生担任川陕省委委员、红四方面军参谋长。

“六大”前后周恩来在中央政策策略转变中的重要贡献

'六大'前后,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方针政策经历了一个变化调整的过程。具体来说,就是由从政治任务上反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转变为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在军事上由主张武装暴动转向'争取群众准备暴动'。周恩来作为这一政策的主要制定者、解释者、执行者和亲历者之一,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共六大期间瞿秋白“弱者的道德”

瞿秋白在其绝命之作《多余的话》中写道：“我第二次回国是1930年8月中旬，到1931年1月7日，我就离开了中央政治领导机关，这期间只有半年不到的时间。可是这半年对于我几乎比五十年还长!人的精力已经像完全用尽了似的，我告了长假休养医病——事实上从此脱离了政治舞台。”这半年长于五十年的日子，正是六届三中全会至四中全会期间，这短暂而又漫长的日子，正是党内斗争的极不平常时期。王明在米夫的扶植下，夺得中共帅旗，成为最大的赢家，而瞿秋白则蒙冤受屈，倍受打击，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

中共早期的中央领导人(连载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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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篇历史文献成文时间考

一、《中央政治局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成文时间考1930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会后，中央政治局根据全会的决定，具体地研究了苏区工作，拟定了《中央政治局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以下简称《计划》）。

照顾大局 相忍为党--从一九三0年看周恩来的品格

1930年是党的历史上极端困难、十分艰险、濒于分裂的一年，周恩来两次挽救党于危局。一次是纠正立三错误，使得党遭受很大损失的局势得以缓解；一次是六届三中全会后在王明哄闹、中央破产的情况下，维护了党的统一。这两次，周恩来都是对党有功的，使党度过了难关。从整个这一年看周恩来的品格，可以归结为：注重实际，与人为善，最后是照顾大局、相忍为党。

以“两面派”的态度对待共产国际的瞿秋白

1930年8月中旬，瞿秋白受共产国际之命，由苏联回国主持六届三中全会，解决李立三的问题，可是，次年1月，在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在米夫的扶植下，夺得中共帅旗，成为最大的赢家，而瞿秋白则蒙冤受屈，倍受打击，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他在其绝命之作《多余的话》中写道：“这期间只有半年不到的时间。可是这半年对于我几乎比五十年还长!”这短暂而又漫长的日子，是瞿秋白一生中最难熬的时光。

滕代远巡视湘鄂赣苏区二三事

1931年初,刚刚成立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为了贯彻党的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掌握湘赣、湘鄂贛革命根据地的情况,并与之加强联系,特派滕代远作为中央局的巡视员,巡视湘东南和平江、浏阳一带,向各根据地党组织以及留在湘鄂赣边区的红十六军传达中央局的指示,并指导那里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