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视域下的回顾与批判——日本六朝贵族制研究平议

由内藤湖南首倡的六朝贵族制论,历经大半个世纪的研究论辩,已发展为一套体大思精的学说,影响深远,国内学界对此也已不乏介绍。但其发展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如该学说在战前的影响力,第三代所持的"豪族共同体论"与"寄生官僚制论"论战的始末详情,及在概念界定、思路及视野上与宫崎市定等经典的贵族制论的重点异同等,目前还阐述不多甚至存在误解,有必要加以批判性的回顾。以往国内学界对这一理论的接受和批判,往往偏重于政治史的方向,但就其本义而言,文化史乃至整体的时代史才是其更富于开展前景的舞台。如果以日本史上的贵族时代、贵族文化为比较坐标,更会发现其创生之初便从后者得到启发,而家永三郎、津田左右吉等的日本贵族论正可与之相互发明,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这一学说的深层意蕴,以将其更有效地用于中古史的阐释。

六朝贵族的自律性问题——以九品官人法中乡品与官品、官职的对应关系为中心

自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提出官品较乡品低四品起家的观点以来,中日两国学术界围绕乡品与官品之间的对应关系作了不少研究,尤其是中国学者进一步提出了乡品与官职对应的新思路。乡品只是与起家官品存在着对应关系,而不是与官品有规律性对应;其次,这种对应呈现出一定的趋势,相差四品应是一个大致的原则,有着上下的浮动;再次,乡品与官职之间的确有紧密联系,但并不能以这种关系替代或者否认乡品与起家官品的对应。这种联系并非某些具体官职与某些乡品相对应,而是如晋宋六品官以上或梁朝十八班内官职需由乡品二品者担任那样,九品官制以内的绝大多数品官都需要具有乡品这一资格。此外,针对官职所作的乡品规定,南朝以前,还不能确认为国家法律或条文;南朝以降,这些规定主要出现在乡品三品及以下。在研究九品官人法的实质和历史意义之际,探讨乡品与官品或乡品与官职的对应关系固然重要,但乡品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更应得到澄清,对获得乡品二品的门阀贵族阶层具有相对于皇权的自律性特质,应予以足够的重视。

乡品与乡里:六朝贵族制言说的展开及其新趋势

六朝时期,即便出身贵族也必须经过乡论和中正的“品藻”,获得“乡品二品”后才能成为官僚,进入清流官序。六朝史料中另有“二品才堪”现象,通过分析可以认为“二品才堪”并没有获得乡品二品,它反映出皇帝权力无法干涉“乡品二品”的授予这一历史事实。门阀贵族的存在反映出六朝与秦汉、宋元明清时期有着不同的历史特性,而六朝贵族体制源于地方乡里社会,则是其与重视血缘的欧洲和日本贵族制迥异之处。以皇权为核心的政治社会结构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轴,与此同时,六朝贵族制研究有助于我们从历史演进中去发现那些被皇权相对化的事物,从而客观、全面地勾勒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和轨迹。

魏晋南北朝士族门阀政治与贵族社会关系探微——兼论日本学者“六朝贵族制”论说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的一个特殊时期,出现了士族门阀政治。关于这一时期的士族门阀政治与贵族社会的关系在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没有确定的说法。在这一方面,日本学者提出"六朝贵族制"论说,它是在比附西欧中世纪贵族社会基础上,同时结合日本自身历史而提出的。但是这种论说还是存在一定缺陷,没有准确把握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没有揭示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同时,魏晋南北朝士族门阀政治不同于西欧中世纪贵族社会,也不同于日本古代贵族社会。因此,魏晋南北朝士族门阀政治虽然具有贵族社会的一些特征,但是它已经不属于贵族社会。从宏观考察魏晋南北朝总的政治体制,主流是皇权政治而非门阀政治。皇权政治的各种制度经过南朝百余年的发展,终于与北朝合流而形成隋唐制度的重要渊源。皇权政治在这一曲折反复的变化过程中,本身也起着变化。

日本的六朝贵族制研究

本文以门地(家格)问题为中心,回顾了内藤湖南、冈崎文夫的中世贵族制研究,宫崎市定的九品官人法研究,矢野主税的门阀社会研究,越智重明的族门制研究,中村圭尔的六朝贵族制研究,直至最近的野田俊昭、渡边义浩关于六朝贵族制的研究;讨论了诸位日本学者以上学说的继承发展关系与分歧争论情况,提出了在六朝门阀制度研究领域,日中学界有必要进行比较探究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