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经皆礼”说考论

＂六经皆礼＂之义在历史上代有指说,经师以之为常识,论说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三代作礼为万世法、礼著六经依经制礼、六经载道以礼治世。三者分别说明的是礼的起源、礼制复原、礼的治世功用,其中贯穿着对＂六经＂与＂礼＂的关系的体认。综观经学家们的表述,大都是宏观地＂论道＂,并没有具体地钩稽诸经文句以划明＂六经皆礼＂的根据。这项工作,直到民国时期,学者曹元弼才有意为之。而约为四字的表述,则由曹元弼的高足王蘧常在《诸子学派要诠》一书中提出。实际上,＂六经皆礼＂在提出之时并非创说,而只是概约前义。这种＂习矣而不察焉＂的历史存在状态,也影响了该说提出之后的受关注度。在学术思想史上,＂六经皆史＂与＂六经皆文＂说皆引起过巨大的争论或强烈的认同,唯独作为经学家共识的＂六经皆礼＂说默默无闻,这无疑会削弱经学系统下＂六经＂与＂礼＂关系的研究与认识的意义。

论“六经皆礼”说及其延伸路径

1906年,刘师培撰作《典礼为一切政治学术之总称考》首度提出并论述"六经皆礼"说,至其弟子陈钟凡所著《经学通论》(1923)、《诸子通谊》(1925)基本证成。陈先生推论的基本思路为三条:从思想发端上看,诸子学说均由礼学衍生;追溯六经之本原,皆因于周初制礼;抓住礼,可得中国学术之根荄。这一思想在清代有着广泛的学术基础,其直接发轫于于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而其远源可追溯至《汉书·艺文志》将五经推导至"《易》为之原"。近百年来,延伸"六经皆礼"说者不乏其人,主要包括一从宪章法制层面,如章太炎、陈顾远等,二从公私礼仪层面,如戴季陶、沈文倬等,三从生活观念层面,如马一浮、邹昌林等。

“六经皆礼”说申论

"六经皆礼"这一命题虽然并非古已有之,而是现代学者根据"礼"在六经中的地位概括、提炼出来的,但这一命题渊源有自,古今许多学者实际上从多方位、多视角对这一命题的相关内容进行过论证。"六经皆礼"之说,可追溯到《礼记·经解》与《史记·滑稽列传》的相关记述,《汉书·礼乐志》所谓"六经之道同归,而礼、乐之用为急"和南朝梁皇侃提出的"六经总以礼为本",非常简约、概要地阐明了"六经皆礼"之说的内涵。清代张尔岐提出了非常近似"六经皆礼"的说法。此后清儒皮锡瑞、曹元弼及现代学者陈钟凡、顾实、蔡尚思、陈戍国等众多学者对这一命题的内容进行了多方面的论述和阐释。但现代学术界一直很少有人明确倡言和系统论证"六经皆礼"这一命题。有鉴于此,本文从如下三个层面对这一命题进行了申论:首先,六经皆源于礼:从宏观层面讲,六经皆为礼文化的产物;从微观或具体层面讲,"六经皆礼"与"六经皆史"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政典既是"史",也是"礼")。其次,六经以礼为旨归,"礼"统摄六经,从而使六经以"礼"作为教化的标准和目标。六经之教本质上即为礼教。再次,《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经的内容均有礼贯通其中,六经之文皆言礼,六经之义亦以礼为重。因此"六经皆礼"这一命题是可以成立的,"礼"在六经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地位应该得到承认和重视。

两种“六经皆礼”

以郑玄所构建的以礼注经的经学体系为基础,在清末民初经学系统化的过程中,出现两种不同的“六经皆礼”理论。一种以曹元弼为代表,强调“六经同归,其指在礼”,以一个独立的“礼”的概念去贯穿六经、理解经学概念,其背后是六经“有”礼。一种以刘师培为代表,从章学诚的“六经皆史”出发,以王官学去理解六经,从而认为六经都“是”礼。这两种不同的理解方式,关系着清末民初对中国两条不同的现代化之路的理解。

“六经皆礼”与以礼经世——张其淦及其《左传礼说》

《左传》作为一部春秋时代的史书,对当时的礼多有记载,这也为历代学者所关注,但历史上并没有形成一部论《左传》之礼的专著。民国时期,岭南学者张其淦曾撰《左传礼说》一书,专门论述《左传》之礼,对《左传》中的礼义、礼制进行了详细的解说,考证精详,是《左传》学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作为一位清遗民,张其淦坚持"六经皆礼"的观点,并将其贯穿于他的其他经解中,表现出明显的"以礼经世"及维护传统礼教的经世取向,在《左传》学史及近代经学史上有重要价值与意义。

张尔岐理学思想论略

张尔岐以乡里塾师身份参与到明清之际的思潮中,形成了其学守程朱,有因循、有创新的思想体系。从崇实黜虚着眼,顺应反王学思潮,宗程朱,注重内外本末兼修,"尊德性"与"道问学"相为并重,穷经体道。修正了程朱的理气观,提出了本体论上的"气本"、"气机"说。为矫空疏之弊与晚明以来的道德沦丧,提出了"六经皆礼"说,注重据礼显理,循名责实,重申儒家传统的道德精神与修养。其思想代表了当时的一个学术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