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普莱希特争论”中的宗教改革史研究

19世纪末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兰普莱希特认为宗教改革开启了以货币经济为特征的所谓“个体主义时代”,并对兰克史学深受路德教义影响,歌颂精英人物、充斥神秘先验主义色彩等特点进行了批判。这些观点成为19—20世纪之交“兰普莱希特争论”中天主教史学家和兰克学派史学家批判的焦点。虽然兰普莱希特从文化史、经济史等角度分析宗教改革史,体现了一定程度的创新,但实质上他笔下的宗教改革史尤其是路德形象依然未能跳脱出新教资产阶级史学的框架。

兰普莱希特的普遍史思想与实践

19世纪以来民族主义史学大行其道,在德国只有少数专业学者涉足普遍史,其中包括晚年写作《世界史》的史学大师兰克和文化史家卡尔·兰普莱希特。后者将文化史路径同普遍史书写联系起来,将运用于德国历史的“文化时代说”等理论框架推广至其他民族乃至全人类。兰普莱希特声称其他国家也经历过德国历史发展的5个文化阶段,只不过这些文化阶段在德国之外会变换顺序。此外,与兰克不同,兰普莱希特批判了欧洲中心论,且尤为重视东亚史和美国史。在他的操办下,1909年普遍史的实践场域莱比锡大学文化-普遍史研究所落成。研究所以跨学科、跨区域以及科研与教学并重的姿态成为全世界范围内普遍史研究的重要据点,时至今日普遍史更成为兰普莱希特史学遗产中影响最深远的一部分。

“兰普莱希特争论”初探

19世纪末,围绕着兰普莱希特著多卷本《德意志史》及其文化史观,德国史学界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结果不仅兰普莱希特本人身败名裂,他所倡导的史学革新也备受阻挠。兰普莱希特著作和理论的缺陷、他对兰克史学和政治的历史编纂的批判否定,是引发争论的最主要原因。而争论的"半途而废"和传统史学的重新巩固也与兰普莱希特的妥协让步有密切关系。兰普莱希特在争论中的明显失败,对于德国史学从传统史学向"新史学"的转型产生了极其负面的影响,教训十分深刻。

试论兰普莱希特在中美史学界的回响

兰普莱希特是20世纪上半叶从兰克学派中脱胎转型成为“新史学”的关键人物之一。他的史学观点在德国受到兰克学派的攻击和长期忽视,却在世界其他国家受到了一定的欢迎,得以传播。本文回顾兰普莱希特的生平和学术立场,简要介绍中美学术界在20世纪上半叶对他的反馈。美国学术界对兰氏的介绍较为详细,且批判性地吸收其《历史学是什么?》一书的观点。中国学术界通过德、日、英三种渠道了解其学术观点,但并未形成一时的学术风气。朱谦之是讨论兰氏最多、最深入的学者,经由朱谦之,兰普莱希特成为中国现代实证主义史学的重要一环。

兰普莱希特文化史观的国际传播

德国文化史家卡尔·兰普莱希特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写作多部文化史巨著,并提出了一系列文化史观点。兰普莱希特的文化史观在德国学界引发巨大争议,同时,在欧美国家乃至东亚国家广泛传播,受到不同程度的关注和热议。这一史学现象得益于兰普莱希特文化史观与世界范围内蓬勃发展的新史学运动之间的同频共振,反映了20世纪初以来日益紧密的史学交往。另一方面,德国以外的学者出于为自身研究需求服务的目的,更多地聚焦于兰普莱希特文化史观中的“新史学”部分,一定程度上对于这种“新史学”的实际价值和意义未予以彻底的剖析,对于他的文化史观中所渗透的德国传统史学的底色也没有察觉,这成为史学传播与交流之中的典型案例。